团结胜利的七大（之二）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它凝聚着全党的集体智慧，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一）

毛泽东对起草《决议》高度重视，也极为慎重，他亲自抓，任弼时为召集人，中央还专门成立了有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彭真等参加的决议准备委员会。

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历时一年，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重要修改就不下7次，稿子的题目是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后确定的。

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修改和讨论。先后向全会提出了三次草稿，每一次都是经过毛泽东的精心修改。

《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决议》通过后，既成功解决了党的历史问题，又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就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一天，即4月21日，召开了七大预备会；第三天即4月23日，党的七大胜利开幕。

（二）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指出：“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提出并实践了一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每一个革命的紧急关头，都抵制了错误思想的干扰，挽救了革命。

这些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毛泽东不愧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决议》充满信心地说：“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三）

《决议》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召开的，王明上台）至遵义会议（1935年1月召开的，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

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和它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发展的过程、造成的危害、产生的社会根源、纠正的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决议》第三部分有这样五段话。

第一段：“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王明——笔者引）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第二段：“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

第三段：“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顶点。”

第四段：“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

第五段：“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党。”

以上五段话，同《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的表述基本一致。即“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转战到陕北。……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四）

《决议》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指出，各次“左”右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强调克服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提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把自己的主观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做全面，局部当做全体，树木当做森林。

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时，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

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时又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

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五）

《决议》强调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克服错误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过去在反对错误的斗争中，没有从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给犯错误的人一个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结果，以后又重犯类似的错误。

《决议》强调对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决议》还强调指出：“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

六届七中全会期间，王明生病，没有参加会议，他给全会写信，表示拥护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

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决议》的通过，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

《决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