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勝利的七大（之二）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原則通過了《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它凝聚着全黨的集體智慧，閃耀着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

（一）

毛澤東對起草《決議》高度重視，也極為慎重，他親自抓，任弼時為召集人，中央還專門成立了有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彭真等參加的決議準備委員會。

這個《決議》以毛澤東1941年寫的《曆史問題草案》為藍本，從1944年5月開始起草，曆時一年，後來由毛澤東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重要修改就不下7次，稿子的題目是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後确定的。

全會期間，黨的許多進階幹部參加了修改和讨論。先後向全會提出了三次草稿，每一次都是經過毛澤東的精心修改。

《決議》提出：全黨今後的任務，就是“在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一緻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着獲得抗日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

《決議》通過後，既成功解決了黨的曆史問題，又達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

就在《決議》通過後的第一天，即4月21日，召開了七大預備會；第三天即4月23日，黨的七大勝利開幕。

（二）

《決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指出在全黨确立毛澤東同志上司地位的重大意義。

指出：“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創造性把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于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争的最後時期，确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上司。這是中國共産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決議》以大量的曆史事實證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每一個曆史階段，都提出并實踐了一套正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每一個革命的緊急關頭，都抵制了錯誤思想的幹擾，挽救了革命。

這些曆史事實告訴人們，毛澤東不愧為全黨公認的領袖。《決議》充滿信心地說：“全會欣幸地指出：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于在毛澤東同志上司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三）

《決議》主要講我們黨曆史上的‘左’傾錯誤，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别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1月召開的，王明上台）至遵義會議（1935年1月召開的，确立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上司地位）前這一段黨的曆史及其經驗教訓，對若幹重大曆史問題作出了結論。

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産生的曆史背景、内容和它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發展的過程、造成的危害、産生的社會根源、糾正的方針作了全面的闡述。《決議》第三部分有這樣五段話。

第一段：“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王明——筆者引）同志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對于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援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

指出：“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上司機關内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

第二段：“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秦邦憲（博古）同志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

第三段：“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頂點。”

第四段：“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争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

第五段：“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上司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黨。”

以上五段話，同《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中的表述基本一緻。即“由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内的錯誤上司，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經過艱苦卓絕的長征轉戰到陝北。……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事實上确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上司地位，開始确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确路線在黨中央的上司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上司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并且在這以後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焘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黨的曆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四）

《決議》着重分析了産生錯誤的社會根源。指出，各次“左”右傾錯誤，尤其是第三次“左”傾錯誤，不是偶然的産物，而是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的産物。

強調克服黨内小資産階級思想的重要性，提出小資産階級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現為觀察問題時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把自己的主觀願望、感想和空談當做實際，把片面當做全面，局部當做全體，樹木當做森林。

小資産階級的政治傾向，一般地容易表現為左右搖擺。當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分裂時，比較容易發生“左”傾錯誤；

而在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聯合時又比較容易發生右傾錯誤。

小資産階級在組織生活上的傾向，容易表現為脫離群衆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

（五）

《決議》強調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克服錯誤思想，既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切從事，而必須深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過去在反對錯誤的鬥争中，沒有從思想上徹底弄清錯誤的實質及其根源，也沒有恰當地指出改正的方法，太看重了個人的責任，以為給犯錯誤的人一個簡單的打擊，問題就解決了。結果，以後又重犯類似的錯誤。

《決議》強調對那些犯錯誤的同志應采取分析的态度，“隻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志，也應該以懇切的同志的态度，幫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錯誤。”

《決議》還強調指出：“我們黨關于黨内曆史問題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論，是應該從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那就是不正确的。”

六屆七中全會期間，王明生病，沒有參加會議，他給全會寫信，表示擁護全會一緻通過的《決議》。

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和《決議》的通過，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增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創造了充分的思想條件，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

《決議》在中國革命的曆史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然适用。（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