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的女兵：之一」我是护理员，但也过了一把机枪瘾

杨开德自述：

1951年是我们在朝鲜作战最艰苦的一年，当时我在15军后勤二分院当护理员。

我们分院防空洞少，敌人飞机不断来轰炸,还用细菌弹残杀我们和朝鲜人民。

白天我们戴着防毒面具、手套、脚套去捡敌人丢下的蜘蛛、蚊子等昆虫回来焚烧，采取一切措施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

由于敌机封锁，部队供应很困难。当时不管是伤员还是医务人员，每人每天只有一块半压缩饼干，因为没有蔬菜吃，很多人得了夜盲症。我们医院抽一批人每天挖野菜，以后祖国又运来一些多种维生素和干菜，情况才有好转。

当时战斗打得很惨烈，每天晚上送来的伤员很多，不少是不能说话、不会动的重伤员，而且每天都有两三个战友牺牲。

我值夜班时，经常含着眼泪给牺牲的战友穿好衣服，叫担架班抬去掩埋。

我值治疗班时要护理100多个伤员，有的要接尿，有的要背到外面去解大便。

到开饭时，还要去伙房担两大桶饭菜回来，有的伤员还要喂。有时还要里去帮防员洗衣服，有一次，我一下就洗了六七十件，衣服上都是血、脓还有虱子。

下雨天防空洞漏雨，我就将自己的雨衣给伤员盖上，我却全身都湿了，领导和伤员都对我评价很好。1952年6月，上级给我立厂三等功，颁发朝鲜军功章一枚。

我们医院是敌机轰炸的重点地区，每天晚上都来扔照明弹、扔炸弹，还用机枪扫射。

有一次防空洞被炸塌了半截，战友胡秉文跑出来喊大家隐蔽，敌机枪子弹射中了她的胸部，她当场就牺牲了。

一个星期后，我班的周家彦正在值中班，在帮助伤员洗碗时，敌机丢了几个炸弹，炸弹皮从他的右手膀上和右胸部穿过，送到手术室抢救时他就已经牺牲了。我一想起他们心里实在难受。

上甘岭大战前夕，组织上派我们去前沿部队代表军首长慰问官兵。首长们把他们的大中华烟、炮台烟、打火机等都叫我们带到前沿发给干部战士。军里的王泽信秘书带我们到西方山44师130团，吴干事带另一组到五圣山45师。

到了130团，团部苏主任接待了我们。

晚上，我们穿过封锁线去3连，敌人的机枪一直不停地扫射，天上挂着照明弹，探照灯来回晃动，跟白天一样亮。

只要敌人的机枪一停，我们就赶快跑。有一次敌人的炮弹打到石头上,蹦起的石头弹到我的小腿上，打了一个大包，那时我刚18岁，也不知道怕死。

我们过了好几个封锁线才到3连，连长指导员要我们去离敌人最近的无名高地看望2排的战士们，并说:“晚上你们回来就睡在这些炮弹箱上，不要摸错了地方。”

我到2排看见战士们又苦又乐观，他们说，叫首长放心武器弹药粮食水全都准备好了，只等打大仗了。

我问战士:“水从哪里搞来的。”

他们说:“都是从下面的山沟里背上来的。去一次很难、经常有同志被敌人打伤或打死。敌人也是同样在这个沟里背水，我们也打他们。

水，来之不易，所以我在那里也不洗脸、不洗头。

当我看见阵地上架好的机枪时，我因从未打过机，你想上去打一下，战士说：“你打吧，打了赶快下来，不能叫敌人看见你。”

我打完枪就往洞里跑，随后敌人机枪就打了过来。后来我每天都要和战士们在一起用机枪打敌人。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了。我们来到一个山沟，两边山上有好多防空洞，能住一百多伤员。

每天晚上我们在那里接收三四十个伤员，十几个防空洞经常住得满满的。重伤员就往阳德3兵团医院转，轻的留下治疗，伤好了重返前线。

我们除了打针换药，还要每天喂重伤员三顿饭、背伤员去拉屎播尿。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山沟有人，晚上就有特务打信号枪，值夜班时枪子弹都要推上膛，从这个山到那个山都要跑得飞快。

天天如此真是累得想睡一觉，有一次我到炊事班的防空洞里拿面粉，累得就在那里睡着了，直到炊事员叫开饭，我才醒过来。

1953年2月，我们转移到东海岸元山港驻守。元山是朝鲜的重要港口，敌人准备在这里登陆，公路边到处都有没有爆炸的炮弹、蝴蝶弹。晚上敌机还经常空降特务下来，有一次我和郭小江一起去抓特务，只见树上有降落伞的绳子，不见特务，阿妈妮对我们说特务下来后就穿上了朝鲜衣服，谁也不认识他们。

我们除了接收自己的伤员外，还要接收朝鲜人民军的伤员。人民军有的伤员来时衬衣都没有换的，我只好把我们的衬衣给他穿，他点头连说：“高马什米哒(谢谢)!”

有一次我正在重伤员医务区值班，敌机来袭炸，把防空洞震塌了半截，我和洞里的几个伤员差点被埋。我赶快护着最重的伤员走出洞口安排好后，又跑到另一个洞看一个60军的伤员。他在五次战役掉队后,一直躲在敌人后方。他的肠子被打出来有五寸长，我们把他收到医院。

他叫我姐姐，他说：“姐姐我送给你一根针，是我用敌人的炮弹皮磨成的”

我说：“你在敌后吃啥？多长时间呀？”他说：“快一年了，是友军把我送来的。”

以后我们把他送到了后方医院。

一位指导员，子弹从他胸部穿过，他才19岁，因流血过多，我能我是O型血，我给他输，可他抓着我的手不放，等我去手术室消毒回来，郭小江说:“不用输了，他已经牺牲了。”

我值轻伤班时，每天早上天快亮就吃完饭，带伤员去山顶防空。敌人的飞机往下扫射机枪、扔炸弹，能看见敌机驾驶员在操纵驾驶飞机，沿着山沟往上飞，我们在山顶上不能动，到天黑了才能下山。

我参加了军后勤召开的庆功大会，是在一个山沟的大防空洞里，一个背着孩子的朝鲜阿妈妮坐在主席台上，她是国际主义战士朴在根的妻子，会上她还讲了话。

朴在根在上甘岭战役中抬担架转运志愿军伤员时遇到敌机轰炸，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伤员得救了，自己却牺牲了。

不久，军后勤组织股长王肇珍要我去参观志愿军司令部组织的英雄模范画展，我看到了很多功臣和英雄的模范事迹，其中还有空军英雄张积慧的事迹和被打落的敌机残骸。看了这些展览，我深深感他们真是了不起，是既可爱又可敬的人，和他们比，我真的还要加努力。

回到所里后上了一个月的班，值班时要一个人管一百多伤员的治疗，还要打饭、喂饭，喂水，累得真是快不行了。

后来分院派我和两名医生去参观朝鲜人民军的模范医院。坐了一天一晚上的汽车才到了人民军医院，参观了他们的手术室、药房等。

开会中间我碰到几个朝鲜人民军的干部，他们是朝鲜族人，原来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还说到过四川，因抗美援朝把他们调回来编人朝鲜人民军的。他们医院男兵少，女兵多，除几个领导外全是女兵。他们的防空洞又厚又宽又长，炸弹根本打不透

1953年7月27日，我们听说停战了都跑出来乱跳，高兴地庆祝停战协议的签订。1954年6月我们奉命离开战斗了三年多的朝鲜。

文章内容来自《朝鲜战场上的女兵》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