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68：应对金融危机需要结构性改革

像自然灾害一样，危机往往会抹去过去，这样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也许是在更贫穷但更平等的水平上。

沈连涛 |文

今年，我出生在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同龄人应该记得1968年，整整50年前，当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成年人。

那一年我在布里斯托尔大学，那是令人大开眼界的一年——我们这一代学生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特区抗议越南战争.C，见证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开启，以及美国的"权力开花"运动。布里斯托尔不是一个自由派聚会场所，而是一所中产阶级的"红砖大学"，但那里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学生在圣诞节前接管了参议院。这两个事件定义了我对英国制度如何运作的理解。首先，警方与学生协商离开现场，检查是否有可能的炸弹威胁，检查后，学生被允许重新夺回建筑物。其次，他们关掉了电，所以在感冒之后，大多数学生回家过圣诞节。

50年后，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代沟，1990年代后出生的千禧一代进入大学，目睹了一个日益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世界。白宫仍在努力摆脱反恐战争，但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潭，与伊朗、俄罗斯、朝鲜、中国及其几乎所有的贸易伙伴（无论是否是盟友）都存在分歧。这完全取决于左翼民主党人和右翼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这取决于哪一方控制国会和参议院。美国也存在严重分歧，就像英国和欧洲缺乏共识一样，但担心移民，技术进步挤压就业机会，以及历史上最长，最热的夏天。

1968年是互联网革命之前的时代。每所大学几乎只有一台大型计算机，它们的内存比我今天使用的iPhone还少。今天，社交媒体可以迅速传播知识和虚假信息。任何不能梦想在线下载应用程序并使用3D打印机的人都可以自己制作枪支（这在大多数国家都是非法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在大学里学到了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的深刻差异。前者持有自由市场观点，而后者则主张政府进行更多干预以刺激总需求。五十年后，我们意识到这两种想法都有局限性，但它们是表征现实世界真正运作的简单模型。货币主义者的基本模式是基于完美的信息和理性的人，完全无视人类的不完美，气候变化和官僚主义或机构都有自己的利益。凯恩斯本人也明白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和人类行为的动物精神，但在他那个时代，快速的技术进步、巨大的人类不平等和气候变化并不在他的视线之内。

这两种思想流派的弱点就是我所说的范式盲目，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或预测现实世界中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学者、政策制定者或央行行长在2008年危机期间都没有责怪自己，而是"激进的不确定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浪费的危机，因为发达国家的政府犯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错误，认为财政赤字阻止了它们进行基本的结构性改革，给央行行长们留下了摆脱麻烦的麻烦。因此，世界五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从2009年的6万亿美元上升到20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四分之一。随着流动性涌入世界，不平等现象激增，造成了资产泡沫的泛滥，主要使富有和精明的投资者受益。现在央行行长们想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利率即将上升。

虽然贸易战、气候变化灾难、恐怖主义和大规模的社会不满伴随着全球的不确定性，但美国却享受了历史上最长的牛市。因此，灰犀牛（高概率，大影响事件）正在利用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上升。我们看到阿根廷和土耳其处于货币危机之中，利率每年上升40-50%。许多人会记得，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利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危机蔓延到俄罗斯，巴西和其他国家。

真正需要的不再是更多的货币或财政政策，而是一项在政治上难以实现的政策——结构性改革。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2007年总结了这一困境，他说："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次当选。"

没有改革，危机往往会以吞噬的方式结束所有问题。看不见的手变成了看得见的恐慌。世行本周提出了一个问题：全球金融市场会受到完美风暴的打击吗？聪明的钱总是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其他人呢？

像自然灾害一样，危机往往会抹去过去，这样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也许是在更贫穷但更平等的水平上。1968年告诉我们这一代人，金融既可以是货币财富的创造者，也可以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同时吃蛋糕和吃蛋糕。事实证明，我们一直在为子孙后代吃蛋糕。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证监会前主席。翻译：于波，编辑：袁漫）

（本文于2018年9月17日首次发表于《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