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68：應對金融危機需要結構性改革

像自然災害一樣，危機往往會抹去過去，這樣生活就可以重新開始，也許是在更貧窮但更平等的水準上。

沈連濤 |文

今年，我出生在二戰後嬰兒潮一代的同齡人應該記得1968年，整整50年前，當時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是成年人。

那一年我在布裡斯托爾大學，那是令人大開眼界的一年——我們這一代學生在巴黎、倫敦和華盛頓特區抗議越南戰争.C，見證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開啟，以及美國的"權力開花"運動。布裡斯托爾不是一個自由派聚會場所，而是一所中産階級的"紅磚大學"，但那裡的抗議活動最終導緻學生在聖誕節前接管了參議院。這兩個事件定義了我對英國制度如何運作的了解。首先，警方與學生協商離開現場，檢查是否有可能的炸彈威脅，檢查後，學生被允許重新奪回建築物。其次，他們關掉了電，是以在感冒之後，大多數學生回家過聖誕節。

50年後，我們看到了另一個代溝，1990年代後出生的千禧一代進入大學，目睹了一個日益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世界。白宮仍在努力擺脫反恐戰争，但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潭，與伊朗、俄羅斯、北韓、中國及其幾乎所有的貿易夥伴（無論是否是盟友）都存在分歧。這完全取決于左翼民主黨人和右翼共和黨人之間的鬥争，這取決于哪一方控制國會和參議院。美國也存在嚴重分歧，就像英國和歐洲缺乏共識一樣，但擔心移民，技術進步擠壓就業機會，以及曆史上最長，最熱的夏天。

1968年是網際網路革命之前的時代。每所大學幾乎隻有一台大型計算機，它們的記憶體比我今天使用的iPhone還少。今天，社交媒體可以迅速傳播知識和虛假資訊。任何不能夢想線上下載下傳應用程式并使用3D列印機的人都可以自己制作槍支（這在大多數國家都是非法的）。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在大學裡學到了貨币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間的深刻差異。前者持有自由市場觀點，而後者則主張政府進行更多幹預以刺激總需求。五十年後，我們意識到這兩種想法都有局限性，但它們是表征現實世界真正運作的簡單模型。貨币主義者的基本模式是基于完美的資訊和理性的人，完全無視人類的不完美，氣候變化和官僚主義或機構都有自己的利益。凱恩斯本人也明白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和人類行為的動物精神，但在他那個時代，快速的技術進步、巨大的人類不平等和氣候變化并不在他的視線之内。

這兩種思想流派的弱點就是我所說的範式盲目，因為這兩種理論都無法解釋或預測現實世界中會發生什麼。這就是為什麼每個學者、政策制定者或央行行長在2008年危機期間都沒有責怪自己，而是"激進的不确定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場浪費的危機，因為發達國家的政府犯了一個根本性的政治錯誤，認為财政赤字阻止了它們進行基本的結構性改革，給央行行長們留下了擺脫麻煩的麻煩。是以，世界五大央行的資産負債表從2009年的6萬億美元上升到20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的四分之一。随着流動性湧入世界，不平等現象激增，造成了資産泡沫的泛濫，主要使富有和精明的投資者受益。現在央行行長們想要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利率即将上升。

雖然貿易戰、氣候變化災難、恐怖主義和大規模的社會不滿伴随着全球的不确定性，但美國卻享受了曆史上最長的牛市。是以，灰犀牛（高機率，大影響事件）正在利用利率上升來應對通脹上升。我們看到阿根廷和土耳其處于貨币危機之中，利率每年上升40-50%。許多人會記得，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利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危機蔓延到俄羅斯，巴西和其他國家。

真正需要的不再是更多的貨币或财政政策，而是一項在政治上難以實作的政策——結構性改革。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2007年總結了這一困境，他說："我們都知道該怎麼做，但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會再次當選。"

沒有改革，危機往往會以吞噬的方式結束所有問題。看不見的手變成了看得見的恐慌。世行本周提出了一個問題：全球金融市場會受到完美風暴的打擊嗎？聰明的錢總是知道該怎麼做，但是我們其他人呢？

像自然災害一樣，危機往往會抹去過去，這樣生活就可以重新開始，也許是在更貧窮但更平等的水準上。1968年告訴我們這一代人，金融既可以是貨币财富的創造者，也可以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同時吃蛋糕和吃蛋糕。事實證明，我們一直在為子孫後代吃蛋糕。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所進階研究員及證監會前主席。翻譯：于波，編輯：袁漫）

（本文于2018年9月17日首次發表于《财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