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晚清《申报》，在1904年10月12日这一天，“羊城杂录”栏目刊发了一条简讯：“西关巡警第五局查得通心街某店主专收字纸作还魂纸，遂执送北正局枷责示惩。”
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广州西关的巡警发现，通心街一个店主收集旧书旧报或其他写有字迹的纸张，溶化后用来再造新纸，因此把他抓了起来，押送到巡警北路正局接受戴枷示众的惩罚。
回收废纸再利用，属于节约资源的行为，应该点赞表扬，怎么还给法办了呢？其实，那个年代不是所有的废纸都可以再利用的，从“敬惜字纸”角度出发，店主被罚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现在对“敬惜字纸”感到陌生，但在明清以迄民国，它是人们心头严肃的道德法则，也是一个社会价值体系。
但凡写有字迹的纸张，哪怕作废了，也不能随意丢弃，不能挪作他用。各地均有绅士出面牵头成立敬惜字纸会、惜字局之类的民间组织，筹措经费，安排专人处理字纸事宜。
处理流程如下：人们把废旧字纸存放在专用纸篓里，司事人员会定期上门收集，然后将字纸送入惜字亭（又称惜字塔、字纸亭、焚纸炉等）焚化。纸灰一定要运到江河由流水冲走，或埋入地下。
野外的焚纸炉。
晚清时期，广州街头收集字纸的工人，可能像今天的清洁工一样多见。据《申报》报道，1906年11月，城西英美烟公司满大街张贴烟草广告，贴了之后又很快被揭走。如此反复，反复如此，该公司忍无可忍，就到南海县衙控告。虞姓县令回复说：“查街上招帖随贴随撕事所恒有，向来设有敬惜字纸会，每以撕存字纸为功德者，此习俗相沿，颇难禁止。”县令以“管不了”搪塞了这家外企。
1903年，朝观街发生了一桩案件，收拾字纸的工人冯某莫名其妙地被卷入。当年4月的一天，正在巡逻的巡警梁洪标粗心大意，把两个人的债务纠纷误认为抢劫，于是开枪射击，哪知他枪法极差，子弹击中无辜路人致一死三伤，其中就包括伤者冯某。不久南海知县裴景福赶到，自掏腰包给了冯某二十元医药费。
晚清收集字纸的工人。
为了劝导百姓真正做到敬惜字纸，官府和绅士开展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他们编写了《惜字律》《惜字功罪例》等通俗易懂的顺口溜，通过报刊或印成布告广泛宣传。
这些顺口溜告诫人们，文字乃圣人所造，必须保持敬畏之心，不得将字纸揉搓弃地，不得将字纸剪成鞋样，不得以字纸造还魂纸，不得用字纸擦拭污秽，不得用脏手翻阅书籍，不得坐在字纸上……
“惜字”顺口溜一致运用了“因果报应”的思路，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其中说道，如果一个人侮慢字纸，他定将遭受子孙贫贱、恶疮遍身、行事不顺遂等等报应。相反，如果他践行了敬惜字纸理念，那么，他将享受到安乐无祸、永无是非、子孙发达、得享清福等福报。
晚清书摊。
敬惜字纸的精神并没有写入《大清律例》，但这不妨碍地方官制定相应惩戒办法。揆诸晚清媒体报道，各地对作践字纸的惩戒差异很大，像广州警察局对店主动用刑罚这样的，位于处罚较重之列。
无独有偶，上海县对这类案件的惩罚力度也很重。1896年，有人在上海县收购旧书报，运到天津，卖给鞋铺作鞋底，每斤可赚五十文左右。此事被人告发到县衙，知县派出巡防局差役，捉拿了3人归案。知县怎么处理呢？对他们施用了笞刑（用小竹板打屁股），然后送回原籍。
相比之下，京城对亵渎字纸的态度就比较宽容。1882年，巡视五城察院李姓御史得知很多作坊在造纸过程中掺杂字纸，于是发了一个告示“禁止污秽字纸”。他重申：“本城己严饬该纸坊将所收字纸提出，汇送公所收买焚化，此后不许掺杂造作。”他声色俱厉，但是没有任何惩罚措施。
尽管旧社会识字率不高，官府和民间都愿意尽力维护敬惜字纸的实现，使尊重文字、尊重文化的价值追求得到彰显。
当然，“敬惜字纸”的传统不免有形式化之感。如今，在“活到老学到老”的时代，我们站在前人肩膀上更进一步，不仅尊重文字、规范使用文字，更要探索未知、创造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