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作为年近七十岁的梁晓声创作的长篇小说，与他之前的作品，明显有一些不同。
年轻时的梁晓声的小说创作，充满着一种戾气。
里面的人物，一语不合，就拳脚相加。
可以统计一下，在梁晓声的小说里，“扇一记耳光”是一个非常频密的动作。
即使到了《人世间》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扇耳光”的现象，出现的非常频繁。
我们在剧中看到的是，郝冬梅不满母亲对周家的出自于骨子里的傲慢，情不自禁，强烈发声，母亲听不下去了，直接用一记耳光给了她果断的回敬。
周父在儿子秉昆为他洗脚的时候，听到秉昆说他谈了一个对象，拖着一个油瓶，周父立刻给了儿子一通肢体回击。
这种用“扇耳光”表达内心情绪的现象，笔者将其归因于梁晓声在小说中习惯性地流露出来的对“仪式感”的情有独钟。
为什么会有这种“仪式感”的场景与动态的描写？
本质的原因，还是梁晓声对他想象出来的现实情境，有一种自我神圣化、自恋化的过度重视，总认为，现实中必须表达一种与众不同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体现出来，就必须通过“仪式感”这一别出心裁的节点给予特别的提拎强化。
梁晓声早期小说受这种“仪式感”的影响，人物对话完全是话剧腔调似的，角色一逮到机会，就马不停蹄地在那里，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你来我往，不亦乐乎。
但这种对话，很难说是生活中的语言交流，而更多的是一种作者想象出来的郑重其事的臆想情境。
这种倾向，在《雪城》中达到了一种令人生厌的程度，导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播放之后收视平平，远不如之前的改编自小说的另一部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来得反响强烈。
后来梁晓声大概也意识到这种过于矫揉造作的对话不符合现实情境，所以，他在写作中有意地规避了早期的这种设置方式。
在《人世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梁晓声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早期小说里擅长于“描写”的功能，大幅度弱化，在《人世间》里，梁晓声用一种包办式的“概述性”语言，和盘托出他所要展现的内容。这不是描写，而是一种交待。
之前梁晓声的锦心绣口的华彩修饰描写，在《人世间》里已经难以看到，梁晓声也懒得进行修辞，比如之前他形容花很漂亮，用了很多的状物词，我们随机地摘录一段《雪城》中的描写：“几十盆花有的吊在空中有的摆在水磨石案上有的放在地下。君子兰蟹爪莲金桔石榴桃花茶花红的紫的白的深绿浅绿墨绿，赏心悦目，馥香扑鼻。”
这样的描写，叠床架屋，看起来繁花似锦，是作家血气方刚时喜欢的笔法，到了中年之后，作家都喜欢“写作变法”。梁晓声的“变法”，就是砍削了众多的形容词，而留下了骨架，他在《人世间》的语言中，甚至采用了中国话本小说的一些用语，这在他早期的以效法西方小说尤其是把雨果作品作为圭臬的文风中是难以想象的。
现在梁晓声再写花的时候，不会用很多修饰词，直接说：“花开的艳了。”
梁晓声的文风，受到雨果很大的影响，到了具有浓重“晚年变法”倾向的《人世间》中，他依然不会丧失对雨果文风的操练与使用的热诚与热衷。这也是他最明显的对青年时代写作风格的一点继承。
什么是雨果的文风？
就是宏大的议论，议论中大量运用比喻，形成一种花言巧语式的思辨体系。
我们从《雪城》中找一句话，看梁晓声是如何融会贯通雨果文风的：“他与那个圈子进行赌博，赌注是他自己。”
《人世间》里，依然用雨果式的宏伟的评论风格，时不时跳出来，对时代的进程，作出他的文学的俯瞰千里的描述。
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他模仿与学习的前辈。梁晓声的语言师承，就是法国作家雨果。莫言的语言宗师，是俄苏作家肖洛霍夫。
尤其有趣的是，梁晓声在《人世间》里，对男女的性事，也有他的独到的宏论。
在《人世间》里，梁晓声一旦描写到秉昆与郑娟的时候，就喜欢往“性事”上拉扯。
这主要是因为秉昆是小说里的主人公，梁晓声彻底地抛开了之前小说里以知青一代作为主角的写作倾向，不再卖力地表现知青一代所遭受的苦难与艰辛，而是站位留城青年的生存链条。
梁晓声这一次的换位思考，通过《人世间》，成功地让受众感受到留城青年也不是一帆风顺，一路长虹，他们的艰难甚至不亚于下放到广阔天地里的知青们。
梁晓声在《人世间》里大发感慨，把八十年代的青年人的那种性爱乐趣，作为一种社会整体的快乐，而大宣特宣。
这样的描写，令人忍俊不禁。
看看梁晓声是如何展开他的八十年代的“性事咏叹调”的。
《人世间》里提到秉昆与郑娟的“床笫之欢”的时候，禁不住“聊发少年狂”，把宗师爷雨果大师的向来善于宏观描述的绝技给祭出来了：“这是很有特色的现象，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极其贫乏单调，一切被底层人家认为值得庆祝一番的事，要么以集体狂欢的方式来呈现，要么以夫妻间的性喜悦来表达。在平时他们连瓶酒都舍不得花钱买来喝的年代，后一种庆祝方式不但不需要花钱，而且快乐指数最高。”
这段议论完了，就算了呗，梁晓声意犹未尽，过了几章，他又忍不住跳出来，开始为这一份独特的美好施展他的“雨果体”了：“物资匮乏的年代，文化娱乐生活缺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家里没有一本书。在千千万万底层青年之间，谈情说爱几乎是唯一浪漫的事，又大抵是一生仅有一次机会的浪漫事。不论婚前还是婚后，打情骂俏带给他们的娱乐满足远远超过相声和喜剧。至于性事，千真万确地在他们之间一向起着从肉体到心理相互犒劳的作用，往往成为他们抵御贫穷、不幸和困难，共同把人生坚持下去的法宝。当然，前提是彼此爱对方。”
梁晓声的议论有他的高明的地方，但也有令人觉得可笑的地方。对这一段梁晓声的夸大性事，在民众生活中的重大意义，显然是梁晓声夸大其词。
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贫乏的时代，民众是否靠“性喜悦”来自娱，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人向来有一种说法，叫“饱暖思淫欲”，如果饱暖都很贫乏，欲望又有何乐趣？
而且梁晓声怎么能够为八十年代的整个群体代言他们的私秘乐趣呢？他也不可能发一个投票，调查一下，民众私下里的兴趣，是否集中在鲁迅先生所说的“脐下三寸部位”。
正因为估计到也没有人找到反驳证据，所以梁晓声有了豪气干云的底气与胆量，在那里为性事的普适性存在振振有词，言之凿凿。
梁晓声正是依仗着这里的无法“自证清白”的混沌性，所以，他作出了他的大胆的对一个时代的民众乐趣的近乎真理的判断。
为何梁晓声在《人世间》的第二部进入到八十年代的描写中，突然激情澎湃，对性事大发感慨，笔者臆测，这与梁晓声自己的结婚时间，也在八十年代有关。
梁晓声这人挺有意思的。从他的早期小说来看，他对女性的浪漫想象，的确是惊艳夺人，应该能够吸引一众女粉丝。
梁晓声在上海上学期间的留影
这些女粉丝，如果有一个愿意向梁晓声抛售真情，梁晓声也应该在情场上收获满满。
但是，八十年代是一个感情飞扬的年代，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梁晓声197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分到北影厂工作，看似是时代的骄子，但经济基础却非常薄弱。
为了节省路费，他在上海读复旦大学的几年，从没有回过一次家乡。
我们可以从《人世间》里以梁晓声父亲为原型的周父三五年才能回一次家的生活经历中，充分理解，梁晓声为什么求学期间一直没有回家的原因。
刚刚进入北影厂，梁晓声囊中羞涩，而爱情在八十年代，也是受制于经济基础的，所以，梁晓声迟迟未能与爱情撞一回腰。
一直到1982年，他32岁的时候，才步入婚姻殿堂。
梁晓声与妻、儿
这其中，梁晓声迟迟没有获利女性的青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梁晓声个子太矮。
在他的文字的描写中，会认为梁晓声很具有男子汉气息，会把他想象成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实帅哥。
但是，梁晓声的个子只有1米68，穿上“恨天高”，多少能够抵达1米70，对于这样的高度的男人，在择偶方面，显然并不具有优势。
甚至他后来的妻子，也直接称梁晓声在北京的环境里，属于“三等残废”。
梁晓声的妻子十四五岁的时候，还生活在农村，用梁晓声的话说，她天真到有些傻的地步。梁晓声的强悍体现在他的文字上，现实中，他深知自己的弱项太多，而且他也没有对他的未来的妻子隐瞒，他告诉当时的女友，他有胃病、肝病、早期心脏病，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那位执着的女友，对梁晓声的靠近。
当时梁晓声住在筒子楼里，一个单位的人，共用一个廊道，张家长李家短，想瞒也瞒不了，这位女友，自从第一次踏上梁晓声的宿舍之后，就咬定了这座青山，再也不肯放松，造成了梁晓声未婚妻的事实，于是，梁晓声终于在32岁的八十年代第二春，迎来了他的生命中的第一春。
梁晓声与父亲、妻儿
于八十年代的美好记忆，深刻地烙印在梁晓声的记忆中，从而出现了《人世间》里这一段国人把性事作为生活大餐的妙论。
想明白这背后的前因后果，是不是觉得梁晓声也有他的可爱之处呢？
文学，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自传。《人世间》里，潜藏着梁晓声的秘密心声。作家不过把自己的私秘，当成了时代的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