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虎造型制作的金属饰牌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北方考古学文化集团区别于中原农耕文化集团的重要标志之一。长期以来动物题材的金属装饰风格或因素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整体造型呈虎全身形态的金属饰牌在时空分布中的变化与规律也越来越清晰。通过各类虎形饰牌的形态特征在不同时空下的分布，可以了解不同考古学文化系统在虎形饰牌应用中的差异以及器用习俗。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集团比较流行以虎为题材的装饰习俗，而取虎造型制作的金属饰牌更成为当时诸北方考古学文化集团区别于中原农耕文化集团的重要标志之一。虎形饰牌的发现与研究长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成为中国北方游牧文化集团的标志之一。近年来，随着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虎形金属饰牌在时空分布中的变化与规律也逐渐清晰起来，为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其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创造了条件。
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集团所表现出来的畜牧生业特征愈发突出，与其南的中原农耕文化集团的差别也益发明显，其中以动物形象或纹样制作的金属饰牌更成为北方文化集团区别于中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而虎形饰牌的表现则更为突出。生业中畜牧比例的增大，使人类与虎等肉食性动物接触或对立的几率无疑也会大幅度地增加。一方面人类畜养的家畜本身也是老虎等猛兽的食物源，另一方面，畜牧生业限于土地载荷有限而存在着对活动空间的更大需求，这些因素的存在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诸考古学文化集团更多地应用虎题材装饰的认知，是具有合理性或逻辑关系的。
春秋战国考古学中所谓的中国北方地区，实际上是以当时中原诸国分布的北端为南界所限定的地域，随着中原势力北向分布的消长，区域的界限也处于变化之中，所以，并非是一个十分稳定的范围，但大体可以战国以及秦汉长城等为南界，动态框定该区域的理论范围。
在上述条件限定的时空范围中，虎形金属饰牌的状况按照由东及西的大致顺序，主要有以下一些发现。
燕山腹地军都山地区的玉皇庙墓地是虎形饰牌发现最为集中的遗存，根据发掘报告的统计，该墓地共出土有27件表现整体虎形的金属饰牌，其中1件为金质，其余均为青铜制作（图一，1、9）。发掘者根据四肢的样态将其分作卧伏和行走两式，当然实际也存在部分介于两者之间或模棱两可的状态，但无论何种形式，虎的爪部不表现爪的分趾，是该墓地虎形金属饰牌的共同特征。在部分虎形饰牌上本应是表现爪纹的部位出现的是圆孔或圆窝，类似的现象也见于虎的眼睛、尾端及关节等部位，按照保存较好的金质虎形饰牌看，圆孔或圆窝是用以镶嵌宝石的，但也有部分比较简陋的青铜虎形饰牌之上的孔、窝可能已仅具象征意义，而并无或无法容纳实质的宝石嵌入。玉皇庙墓地虎形饰牌的尺寸基本接近，通长大体在4～5厘米之间，根据头向区分为左右不同的方向，器身的背面有竖向的纽用以穿系。就出土位置来看，玉皇庙墓地的金属虎形饰牌均出于死者的颈下或胸部，因此，应当是作为项饰使用。就出土的现象而言，除个别为两件组合应用外，基本为单件使用，而两件成对应用的情形也可以分为左右并列和上下相叠等不同方式。应用虎形饰牌的墓主能够辨明性别者均为男性，偶见儿童拥有者。出现虎形饰牌墓葬的等级并没有体现特别的限定，而时间基本也存续于整个墓地的年代。同属于军都山区域的葫芦沟墓地也发现有数件虎形饰牌，其中M46：4作行走状，虎尾和后肢相连，全身多处圆窝，背面有竖纽，通长4.5厘米（图一，8）。M185：7被发掘报告视作马的形象，呈匍匐状，全身有6处圆窝，背面有竖纽，通长9厘米（图一，3）。
冀北地区出土虎形金属饰牌的地点不在少数，宣化小白阳遗址是另一处虎形饰牌发现较多的地点，在清理的48座墓葬中有7座墓出土了虎形饰牌，数量达11件，其中最多的一座墓出土了3件。就规模而言，这里的虎形饰牌可以分作大小两类，形制接近，均作卧伏或匍匐状，虎的眼、爪和尾均有圆孔或圆窝，背部有竖纽（图一，7）。怀来甘子堡墓地出1件金虎形饰牌和9件青铜虎形饰牌（图一，2、4），按尺寸可以分作大小两类，其中大者通长在4～5厘米，小者则不超过3厘米。无论大小，虎的爪部和尾端及身上关节处均表现为圆孔或圆窝。滦平苘子沟墓地有两座墓葬出土了青铜虎形饰牌（图一，5、6），就图形资料所表现情况分析，似乎这里的虎形饰牌规模要略大一些，但究竟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由于尚无正式发掘资料的报道，所以一时也难遽下定论。丰宁五道沟门墓地M4，在死者的颈下发现有呈匍匐式的青铜虎形饰牌1件，与其他地点发现的虎形饰牌不同，这件饰牌的虎尾是向上卷曲于虎背的。隆化转山墓地征集到的青铜虎形饰牌（图一，10），通长达12厘米，背部有半环形纽，仅就尺寸而言可能与其他墓地所见的虎形饰牌在功能上有所区别，形制方面虽然虎头、爪的细部表现更为突出，但爪部的圆孔仍然存在。
冀中西部也是虎形金属饰牌发现较多的地域，历年来在冀中太行山山前或浅山区域不断有虎形饰牌出土的报道。唐县钓鱼台一座由农民发现并掘开的石椁墓中出土了6件金质嵌松石的虎形饰牌（图二，1、2），虎均作行走状，虎尾下垂并有横条与后腿相连。通长4.7厘米，其中4件头向左，2件向右，虎的眼、尾、爪及关节处有圆孔用以嵌松石，虎耳作三角形镂空，也镶嵌有松石。据介绍6件虎形饰牌出于腰部，同在腰部的还有金盘丝、金纽、铜纽和松石串珠等。新乐中同村的一座石椁墓中曾出有1件鎏金青铜虎形饰牌（图二，4），虎作匍匐状，正面鎏金，边沿稍卷。虎的眼、爪及双腿关节处有一圆孔以嵌宝石，虎头、足和尾之间有3个幼虎相连。饰牌通长16厘米，出土部位不详。顺平坛山村一座被村民破坏的积石墓中出土1件金质虎形饰牌（图二，3），虎呈匍匐状，正面凸起，背凹有纽，虎的尾端、爪部呈圆环状，虎身及耳部有镂孔以嵌松石，通长11.1厘米。满城采石厂一座石椁墓中出土1件金质虎形饰牌（图二，5），形态作匍匐状，虎的眼、口爪及双腿关节处均有圆孔，背面有竖纽，在虎的项、足和尾之间有幼虎连缀，通长9.6厘米。
辽西及其迤北地区也属于虎形金属饰牌的分布区之一，虽然数量不多，且比较零散，但仍能够反映一些虎形饰牌分布的状态或规律。宁城小黑石沟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和等级最高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地，在这里也发现一些虎形饰件，其中在M8501中出土的2件青铜虎形饰牌，呈匍匐状，虎尾及前后腿饰以斜线纹，中间为圆孔周以放射性纹，长4.7厘米，背面上方有一横纽（图三，1）。另有6件双虎匍匐上下交错对应相叠的青铜饰牌，虎身与腿的关节处以圆圈纹表现，眼、爪和尾端均有圆孔，背面有2个长条形通贯的桥形纽，长2.8厘米（图三，5）。凌源三官甸子墓群出土2件金质虎形饰牌，均作匍匐状，虎的口眼由刻划线条描绘，虎耳立起，尾部下垂，尾端有圆孔或呈环状，虎爪有趾纹，背面有2个小纽，其中一件的虎身和腿结合部还有纹饰表现（图三，6）。泰来平洋墓地出土有2件虎形饰牌，其中M150：5，近长方形，虎作垂首伫立状，虎爪分趾，背面有宽竖纽，长4.5厘米。出于死者项下胸部位置，当为配饰（图三，4）。M188：26，近长方形，虎呈匍匐状，口衔一兽，虎眼、尾和爪部有圆窝，长5.3厘米，出于死者大腿之间（图三，3）。海拉尔谢尔塔拉农牧场征集到1件虎形饰牌，虎作匍匐状，口衔一兽，虎的眼、尾端及爪部有圆环或圆窝纹饰，背面有半环状双纽，长5.3厘米（图三，2）。
内蒙古中部地区是虎形饰牌发现比较集中的区域，在毛庆沟墓地出土了多件虎形饰牌，其中铁质者多已锈蚀难辨细节，而青铜质地的则保存尚好。4件以青铜为材质者，实际上真正外形呈老虎形象的只有M55：4，该饰牌整体呈长方形，虎作伫立状，虎耳突出，四爪趾纹清晰，尾部下垂饰斜线纹，长10.3厘米，出于腰腹部（图四，3）。其余3件虽然也表现为虎的形象，但其主要是通过线刻纹饰的描绘来呈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虎的爪纹均十分清晰且突出（图四，2、4）。和林格尔范家窑子出土了8件虎形饰牌，虎作匍匐状，眼、尾端及爪作圆窝状，尾饰斜线纹，口衔一兽头，背面有双纽，长5厘米（图四，10）。崞县窑子M12出土2件透雕虎形饰牌，虎低头垂尾，作撕咬状，虎腹下后腿压有一羊，虎耳突出，虎爪趾纹清晰，尾饰斜线纹，尾端有圆孔，背面有双纽，长7.6厘米，出于腰部附近（图四，1）。东胜碾房渠发现的一处金银器窖藏中出土1件金质透雕虎形饰牌，虎作伫立状，前肢踩踏狼身，虎狼互咬，虎的爪纹清晰夸张，背面有一纽，长13.8厘米（图四，5）。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征集到1件银质虎形饰牌，虎作伫立状，口咬爪踏一动物，虎耳突出，四爪趾纹清晰夸张，尾部下垂，背面有双纽，长10.4厘米（图四，6）。凉城小双古城墓地出土有5件虎形饰牌，分为噬咬和上下斜向对称两种。M9：2为平面透雕式，虎作匍匐状，前肢下压一兽，口部残缺，爪有趾纹，尾端和爪部有圆孔，虎身刻勾云状纹饰表现，背面的前后两端有竖纽，长8.4厘米，出于腰腹部（图四，7）。M11：2，平面透雕式，虎作匍匐状，口和前爪间有一食草动物，爪部趾纹清晰夸张，背面有双纽，长11厘米，出于右小臂附近（图四，8）。M6：1与M11：2基本相近，只是后半部残缺，出于左小臂前端。上下斜向对称者出于M3和M13，形制大体接近，纹饰繁简不一，但爪部趾纹均清晰夸张，背面有双纽。M3：5出于腰部，可能与云纹饰牌等同为腰带构件或饰件。M13：2出于右小臂侧（图四，9）。神木纳林高兔出土一组金银器中有4件虎形饰件，虎头部作立体的圆雕，而虎身则为浮雕，虎爪趾纹清晰突出，虎尾下垂（图四，11）。
宁夏和甘肃相关区域也是虎形饰牌发现比较丰富的地区，这里的虎形饰牌基本都属于带具。固原杨郎马庄墓地出土的虎形饰牌较多，在ⅢM4出土的一对，形制相同，透雕的虎作伫立状，口中噬咬一小兽，虎爪纹清晰，虎尾下垂，虎头前端有一方形扣孔，背面有桥形单纽，长12厘米，出于腰腹部（图五，2）。另出有3件虎形饰牌，均为透雕，呈噬咬题材，其中ⅠM12：5为伫立状，虎尾上卷于虎背，长9.5厘米（图五，3）。ⅢM3：65则略作匍匐状，虎爪特别突出夸张，长8.1厘米（图五，1）。两者均在背面有纽。彭阳张街村M2出土有2件作伫立状的虎形饰牌，但两者的区别比较明显，其中一件为噬咬题材，虎身用细刻阴线表现细节，长7.5厘米（图五，7），另一则仅以透雕和简单的线条方式表现虎的形象，长6.8厘米（图五，6）。两者的共性是虎爪的趾纹都突出夸张，背面附纽。两件饰牌相邻出于死者的腰腹部，所以，尽管两者并不成对配套，但也应当是作为一套带具的构件使用的。西吉陈阳川村出土1件透雕虎形饰牌，作伫立噬咬状，虎右前爪踏着一兽，虎尾上卷贴近虎背，尾端呈鸟首状，与虎头后伸出的鸟首相连，虎爪纹清晰，器表略凸，饰各种线刻纹饰，颇显繁缛，虎首前端有一半圆形扣孔，尾部背面有一纽，通长12.2厘米（图五，9）。陈阳川村还曾出土过2件虎形饰牌，作伫立噬咬状，其中一件的虎首前端有突出的扣环或孔，另一则在吻部前端有一凸钉，其余表现两者基本相同，所以两者很可能属于成对的带扣（图五，8）。彭阳古城村征集过1件虎形饰牌，为透雕噬咬题材，虎作伫立状，右前肢抬起擒一小兽由虎口衔咬，虎爪分趾，虎尾上卷贴在背部，长6.9厘米。彭阳新集白杨林村出土的1件虎形饰牌，为伫立噬咬状，比较特殊的是在虎身腰部的凹曲处有一可能是穿系用的突出的半环（图五，4）。金昌金川区双湾镇三角城村征集到1件虎形饰牌，作伫立噬咬状，前肢按住捕获的动物，虎头前端有半环形的扣孔，爪纹清晰，虎尾下垂，长11厘米（图五，11）。庆阳吴家沟圈征集1件虎形饰牌，作伫立噬咬状，平面微凸，虎首前端有半环形扣孔，环前端有喙状凸纽，爪纹清晰，虎尾下垂，背面近尾端有竖纽，长10.2厘米（图五，5）。庆阳塌头等地也征集有数件虎形饰牌，多为虎龙纠缠相斗题材，器身纹饰繁缛，虎爪纹清晰，虎尾上卷于背，虎首端有凸纽或扣孔，背面尾端竖纽。宁县宇村一座墓葬中出土了3件虎形饰牌，作匍匐状，表凸背凹，器身饰曲线纹，身与四肢结合部以及虎爪饰以涡卷纹，背面中部有竖纽，长6.2～6.7厘米（图五，10）。礼县大堡子ⅠM25出有1件铜虎，用镂孔的形式表现虎口，呈匍匐状，虎尾上卷作半环形，身体中部和尾巴内侧饰窃曲纹，背面有一竖纽，长6.5厘米。
作为外围的影响所及或来源区域的新疆地区，属于春秋战国阶段的虎形饰牌也偶有发现，但年代可能相对较晚。艾丁湖潘坎曾采集过1件透雕虎形饰牌，作伫立噬咬状，虎口中衔着一卷曲的动物，爪纹清晰，虎尾下垂，尾端上卷成环形。鄯善县二塘沟墓地M7出土一对透雕虎形饰牌，作伫立噬咬状，虎的头部被拉长，齿吻部夸张，爪纹有所表现，噬咬的动物很小，难辨形象。
二
通过对北方不同区域虎形饰牌考古发现的梳理，可以进一步分析与认知其在时空分布中的表现和规律。从考古发现和研究确认的时间看，目前所见虎形饰牌年代最早者或当为宁夏宁县宇村西周墓所出，具体年代大致属于西周较晚阶段。年代与其大致相近的可能是小黑沟M8501所出者，作为夏家店上层文化较晚阶段的遗存，研究者通常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玉皇庙文化的时代，研究者目前大致判定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虎形饰牌的存在基本贯彻始终，但早期表现的更为发达，而稍晚阶段则表现为衰退的趋势。冀中西部发现的虎形饰牌，目前研究者多与当时的中山国或鲜虞白狄相关联，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阶段。内蒙古中部的虎形饰牌以范家窑子和毛庆沟墓地早期遗存为较早，年代大致属于战国早期，更晚一些的发现可能已到了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宁夏甘肃地区其他相关发现的年代一般较晚，多属于战国晚期的遗存，下限或同于内蒙古中部的晚期遗存。在其他地区的零星发现中，泰来平洋墓葬和海拉尔谢尔塔拉采集的饰牌整体形态风格接近范家窑子所出，所以，年代或当相差不远，三官甸子墓群的年代大致属于战国中期，而新疆地区相关墓群发现的年代则基本属于战国偏晚阶段甚或更晚。
虎形饰牌的形态与装饰在不同空间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反映了一定的规律性。分布在冀北和冀中西部大体分别属于玉皇庙文化和中山国的人群集团，应用的虎形饰牌整体形态比较修长，横宽和纵高的差别比较悬殊，一般多在3：1左右。虎的眼、爪和尾端以及腿身关节处通常有圆孔用以镶嵌宝石，也有部分饰牌在这些部位仅以圆窝、圆环或涡纹做象征性的表达，虎的爪部基本不表现分趾的形象。即使是在冀北和冀中西部的虎形饰牌中，也存在一些差别，大小虎环形相连类似于子母虎的题材仅见于冀中西部。其他地区的虎形饰牌整体形态已不似冀北和冀中西部那般修长，宽高比大体在2：1左右。内蒙古中部的虎形饰牌除小双古城墓葬表现为上下斜向对称的图案外，其他多作噬咬题材，而除去范家窑子所出之外，无论何种题材，虎爪的趾纹表现清晰甚至夸张是其突出特点。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小双古城M13：2的虎形饰牌，在虎爪部表现出清晰趾纹的同时，在爪和尾端仍保留有圆孔。在宁夏甘肃地区的发现中，宁县宇村和礼县大堡子山的虎形饰牌表现的比较另类，虽然是以虎为表现题材，但整体风格和装饰细节仍体现着广义中原文化的意趣，所以，应当与那些较晚阶段反映北方畜牧文化集团色彩的虎形饰牌有所区别。排除了宇村等的发现，宁夏甘肃地区虎形饰牌的表现大致与内蒙古中部类似，也是以噬咬形象为基本题材，而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里饰牌前端带有突出扣环或扣孔的形制很少见于其他地区，而虎尾上卷于背特别是虎尾端与虎头后延伸出带有鸟首的辫形物相对的现象也较少见于他处。此外，饰牌器身装饰比较繁缛的风格在这一区域的表现也更为突出，可能是受到金银等贵金属加工工艺的影响。辽西及其迤北地区虽然有小黑石沟M8501这样较早的发现，但在偌大的地域中，虎形饰牌的表现并未形成特定固有的风格，其中在平洋墓葬虎爪表现为圆孔和分趾的现象并见，而三官甸子饰牌的虎爪部也是表现出趾纹。由于这一区域的发现比较零散，而时空范围又存在很大的距离，所以，暂时尚难以对这一区域虎形饰牌的表现形成更为系统清晰的认识。但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在小黑石沟M8501阶段，虎爪部的表现就存在分趾与圆环（孔）两种形式，如编号M8501：173马衔上的虎形装饰，虎爪的趾纹就表现的十分清晰和夸张。
不同区域虎形饰牌上老虎形象表现形式的变化或规律，在其他相关虎题材的饰件中也能够得到反映。各区域均发现一些由金片或金箔制作附加于其他质地器具上的虎形装饰，如冀中西部灵寿古城外战国早期的M8102出土的可能为嵌在木质器具上的包金虎形饰（图二，6），虽然已残缺较甚，但仍可看出虎的爪部是有圆窝装饰的，并且从残片的迹象观察该器有可能表现的也是大小虎连缀的形象。内蒙古中部阿鲁柴登沙窝子中出土的一批金银器中包括21件虎形饰片，为薄金片压制，虎的四肢前屈作匍匐状，张口露齿，尾下垂，虎爪趾纹清晰夸张，虎身上下有4个小孔，以便连缀，长3.9厘米。甘肃张家川马家塬M14出土的一组金带具中的虎形饰片是两端带扣上包金或贴附的装饰，不仅作噬咬题材，而且虎尾上卷附着于背，虎头后有带有鸟首的辫形物与虎尾相对。清水刘坪的虎形金饰品也作噬咬内容，纹饰繁缛，器身四角端有小孔用于连缀。
空间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虎形象的表现方面，实际上在功能方面的差异可能更易于认知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变化或差异。在冀北玉皇庙文化的相关发现，虎形饰牌能够明确出土位置的基本出于死者的颈胸部，说明当时这些虎形饰牌是作为颈饰所使用的，同时这类虎形饰牌只是在背面装有穿系的纽，而并无用于系扣的孔，所以无法作为带扣来使用。冀中西部的相关发现大体与玉皇庙文化相类似，出土位置和形制都表明其无法作为带具应用，而更可能为佩戴的项饰。具体的佩戴方式，就出土的现象分析，既有单独使用的，如玉皇庙M18的金虎形饰牌，也有成对应用者，如玉皇庙M11等，而成对组合时又有左右相对和上下相叠等不同组合形式，更有甚者类似于钓鱼台那种同时出土了6件的情形，可能就体现着更复杂的组合形式，或许已近似周代中原贵族埋葬中繁缛的玉佩饰了。小黑石沟M8501所出虎形饰牌，出土位置已难以确认，就形制而言，无法作为带扣来使用则是十分明确的。平洋墓地M150的虎形饰牌出于颈下，位于一套佩饰的主体位置，所以应当属于项饰的构件，M188∶26则孤立地出于小腿之间，虽然用途难辨，但不会作为带扣来应用或应当是可以明确的。形态基本与平洋M188：26相同的虎形饰牌在和林格尔范家窑子一次性出土了8件，虽然属于农民挖出已难究埋藏细节，但属于同一座墓葬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此数量的相同饰件集中发现，按照已知可明确功能者大多属于带具上连缀附加的装饰，但毕竟出土情况不明，所以，此类虎形饰牌的具体功能尚难究明。与东部的发现不同，在内蒙古中部、宁夏甘肃等偏于西部的地区能够判断使用功能的虎形饰牌，已有相当一部分应当是作为人体束腰的带具应用的。毛庆沟墓地的虎形饰牌均出土于腰腹部，其中在M5和M27则是成对分布，所以应当是作为带具来使用的。但如果就仍有较多单独出土和尚未出现规整的扣孔和扣舌的形制看，当时虎形饰牌作为带扣的应用尚未形成配套成对的定制。到了偏晚一些的战国中后期，内蒙古中部和宁夏甘肃所见的虎形饰牌作为带具应用的特征更加明确，在形制方面基本是前端留有比较规整的扣孔或突出的扣舌，而在埋藏中形态一致或相近的成对出土现象也更为多见。
结合时间变化看，西周晚期至春秋稍早阶段尚未出现表现噬咬题材的虎形饰牌，但小黑石沟M8501：170的饰牌已作虎或其他食肉动物与大角的羊相对的样态，其中食肉动物的形体明显大于羊，并且爪子覆盖了羊的蹄部，可能在表现弱肉强食的情境，所以，噬咬很可能是较早出现于中国北方的题材。作为带扣应用的虎形饰牌基本是到了春秋末或战国阶段才开始出现，在毛庆沟较早就表现为成对组合的现象，但成熟的扣舌与扣孔结合的扣结方式则可能出现的略晚。而表现怪异题材的虎形饰牌则出现于战国晚期，可能应当与西方或西北方所谓斯基泰野兽风格的传播或影响有关。
三
虎作为主要活动于亚洲的最大型猫科动物，应当也是全新世以来分布在亚洲地区的人群通常所面对的最凶猛的野兽，对于虎患的恐惧、忌惮逐渐演化成对虎的崇拜或异化，并将虎的形象作为反映精神意识领域特定物化表征的事例，无论是在古史传说，还是考古发现中，都不难得到证实。以虎的形象制作或装饰于金属器具，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之中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所谓的“虎食人卣”“龙虎尊”等无一不渲染着虎的威猛或凶残，著名的司（后）母戊大鼎的双耳以对称的双虎为饰（图六，1），新干商代大墓中除去体量较大的立体铜虎之外（图六，8），在铜鼎的双耳之上也多有趴伏的虎作为装饰（图六，3），而虎形象的表达或凸显则通过青铜重器和玲珑宝玉的承载成为当时礼仪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如果以虎爪作为观察点，则商周青铜器所表现的风格大体可以分作两类，其一是比较真实形象地反映虎爪的特征，如现藏法国巴黎塞努西博物馆的商代虎食人青铜卣（图六，2）；另一类则虽然也表现为爪部分趾的迹象，但却体现的却不是虎爪真实或者夸张的形象，而颇有当时青铜器卷曲、窃曲乃至涡旋等纹样的色彩，如新干商代大墓的大型铜虎等。两类虎爪表现风格似乎一直并行，但虎爪真实形象的表现大多出现于立体或圆雕的器具之上，而平面或浮雕等形式的器具则多以近似纹样的风格呈现。
观察北方地区的金属虎形饰牌，类似于商代表现特定纹饰作风的虎爪形象仍然存在，如宇村和大堡子山虎形饰牌的爪部虽然表现了分趾的纹路（图六，4、5），但都不是反映真实虎爪的形象而更多表现为几何图案的题材，故而与内蒙古中部以及宁夏甘肃地区那些作为带具使用虎形饰牌的虎爪形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宇村等遗存虽然也分布在北方地区，但它们的性质可能却与北方地区畜牧经济占比较高的戎狄集团存在着显著差别。大堡子山已能够明确是属于当时秦人的遗存，而宇村墓葬虽然出土有一些可能表现北方民族色彩的遗物，但占据主导的仍是中原系统的因素，所以，最多可视作与当时戎人存在较多联系的周文化系统遗存。正是存在着这种族属方面的变化，宇村等遗存的虎形饰牌实质上体现的是对商代以来，中原或南方平面表现虎爪形象风格的延续或继承。无独有偶，近年来，在甘肃宁县石家和陕西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的一些虎题材的饰件（图六，6、7），虎爪的表现也均作窃曲纹或涡纹的样态，刘家洼墓地已被确定为春秋时期芮国的遗存，而石家墓地也被认为是以周文化为主的遗存，所以，类似于宇村所见这类虎形饰牌的存在显然不能简单地视作北方系统文化的因素或影响。中原南方系统虎爪表现为特定纹饰的风格可能也对北方地区畜牧经济占比突出的文化集团产生过影响，毛庆沟M55：4虎形饰牌的爪纹就颇有卷曲或涡纹的意味，也许与当时分布在北方的诸侯国的影响不无关系。
作者：乔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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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考古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