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良渚文化晚期，盛行有精细刻画图像的高等级陶器，这些图像最重要的主题是千姿百态的鸟纹。其中有的鸟纹身如弯钩，甚至回环蜷曲并附着鸟首，可称“蜷体鸟纹”。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对此类图像的类型、内涵和来源做了初步探讨，认为其主题表现的是鸟在水生蛇身动物体内繁育诞生。此类蜷体鸟纹的出现，是良渚文化继承本地传统，熔合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相关因素，并加以创新的结果。这样的熔合是完成良渚早期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良渚社会领导者们视野之广阔，胸怀之博大。
关键词：良渚文化；鸟纹；庙底沟类型；河姆渡文化；史前图像
良渚文化晚期，盛行有精细刻画图像的高等级陶器，这些图像最重要的主题是千姿百态的鸟纹。其中有的鸟纹身如弯钩、甚至回环蜷曲并附着鸟首，学界对其称呼不一。1936年，施昕更最初发表的良渚考古报告中[1]，一件陶片上刻画有蜷曲之体，省略了附着的鸟首，被称作“螺旋纹”。1986年发表的福泉山遗址发掘简报将相关图像称之为“细刻圆涡纹、叠线纹等勾连而成的蟠螭纹图案” [2]。方向明对此类图像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注意到其中的鸟首形象，称之为“鸟蛇样组合图案” [3]，认为源自河姆渡文化和崧泽文化的传统，并对其内涵做出推测。朱乃诚在随后的研究中，称此类图像为“蛇纹”，未关注其鸟首因素，将附着在蜷曲身体外侧和内部的漩涡状图像称作“卷云纹”，认为体内的卷云纹表现的是蛇皮[4]。
此后，相关发现渐多，余杭良渚遗址群中卞家山遗址的资料尤其丰富，发掘者称此类图像为“鸟首蛇身体”纹[5]。但方向明近年的研究中，又将对图像的解读修正为“鸟形与由鸟而简化的螺旋主体加小尖喙结构”并认为其“极有可能衍生于兽面纹大眼睛的图像母题” [6]。也有学者仍称之为螺旋纹，对其内涵做出云雷、龙蛇、甚至天眼等推测[7]。
其实，此类图像与鸟的关联非常明确，回环蜷曲之体是否为蛇尚难遽定，本文暂称之为“蜷体鸟纹”，拟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对其类型、内涵和来源做进一步探讨。
一
卞家山遗址G1∶6长颈壶颈部有复杂而较完整、写实的蜷体鸟纹，我们先对其进行复原，以作为解读更加抽象图像的参照（图一，1）。该器物以细密的小方格和平行线为地纹，留出空白，刻画鸟纹。颈部应大致有两组相同的鸟纹，均已半残，所幸尚可拼合复原（图一，5）。每组图像由三个蜷体鸟纹组成，左下之鸟，正立，短颈回首，有螺旋重环之目，凸出尖喙和尖状冠羽；体弯如弓，尾呈长扫帚形，向上扬起。体内填细密的平行线纹，颈身之交、身尾之交和身、尾的中部共有4个螺旋重环纹。弓起的背部有一对尖喙鸟首，身尾之交处有一个尖喙鸟首（图一，2）。右侧之鸟，为倒立，头和身体连为一体，呈钩状，以长钩尖为喙，以螺旋重环为目，尾部如长扫帚。体内填细密的平行线纹，身体和尾部内共有6个螺旋重环纹，头顶、颈身转接处和身部之外各有一对尖喙鸟首，身尾交接处，上下各有一个尖喙鸟首（图一，4）。两鸟之间，有一倒立的钩身小鸟，以大螺旋重环为目，有尖喙，尖钩状尾部与右上之鸟的长尖喙形成对钩之势。此鸟虽小，体内也填细密平行线纹，并有2个螺旋重环纹（图一，3）。
由此写实图像可知，蜷体鸟纹的重要特征包括：蜷曲之体，螺旋重环之目、多呈钩状的尖喙，扫帚状或钩尾，体内平行线纹和螺旋重环纹，体外附着的尖喙鸟首等。这些特征可以作为我们辨识蜷体鸟纹的参考。
卞家山G1∶6图像中的钩身小鸟，经常单独出现。庙前M3∶39双鼻壶，长颈部分被3道平行凸棱分为4行，每行中有鱼麟状网纹，各有5处空白，内刻简化钩身鸟纹，体内填短线。器腹部有11个相似的图案，也如简化的钩身之鸟，头向左，有尖喙，体内填平行线。圈足上刻画了8个相似的图案，如身体呈螺旋重环状的鸟纹，螺旋末端甩出的两条弧线，一条为头一条为尾（图二）。各部分图案均以鸟为主题。
单独的螺旋重环之体鸟纹是蜷体鸟纹的常见姿态。卞家山G1∶3豆把以密集的略呈方形的微小螺旋重环纹和平行折线纹组成网格状地纹，在豆盘和豆把底部的地纹上，再刻画蜷体鸟纹（图三，1）。身体呈螺旋重环状，头在螺旋中心，有勾喙，颈部与身体连为一体，身体逆时针向外旋转，尾部在外，呈扫帚状。体内有6组相间出现的螺旋重环纹和竖向、横向平行线纹（靠近勾喙的重环纹可视为鸟眼）。体外有7个螺旋重环纹（图三，2）。卞家山G1∶408与之非常相似，只是鸟体顺时针向外旋转（图三，3）。卞家山G2B∶29豆把上以长卵状元素组成细密网格纹带，底部网格带上有与上述标本类似的身体逆时针外旋蜷体鸟纹（图三，4）。
卞家山G1∶330豆把上，残存四排二方连续的螺旋式蜷体鸟纹，包括略大和略小两种，均是头在内部，身体逆时针外旋，尾在外端，呈扫帚状。体内均有平行横线、平行竖线和螺旋重环纹，体外有尖喙鸟首（图三，5）。较大者，头部尖喙上有如同羽毛的短线，有的没有尖喙，尾部横出尖钩（图三，6）。较小者，头部尖喙不明显，尾端较宽。G1∶110豆盘上密布类似的鸟纹（图三，7），似可解读为头在内，尾在外，逆时针旋转的螺旋之体，但头部尖喙前有短线，尾如尖钩。体内有平行横线、平行竖线和螺旋重环纹，体外有尖喙鸟首（图三，8）。
施昕更发现的“螺旋纹”为此类蜷体鸟纹的简化形式，鸟头在中心，有尖喙，身体顺时针旋转，尾在外，较宽。体内填竖线纹，省略体内和体外的螺旋重环纹（图四，3）。卞家山G1∶88双鼻壶的长颈上，以平行波折线表现网纹，网纹空白处的单线逆时针外旋螺旋纹，应是此类蜷体鸟纹更简化的形式。鼓腹的上缘，有弧边三角简化鸟纹，强化鸟的主题（图四，4）[8]。寺前遗址墓葬M4随葬双鼻壶的长颈上，遍布更细密的单线螺旋纹，也应是同样的简化蜷体鸟纹（图四，1、2）[9]。
福泉山M65∶1双鼻壶上刻画成对的螺旋重环之体鸟纹。鸟纹形态与卞家山G1∶408非常相似，身体均逆时针外旋，两个鸟纹尾部叠压在一起，形成对鸟，整体呈横S形（图五，1）。卞家山G1∶428残片上，有相似的成对螺旋蜷体之鸟，内部为尖钩喙，头顶各有一小螺旋重环，身体逆时针旋转，尾部对接成为一体，整体呈横S形。体内有平行竖向和横向弧线纹，体外S形的两个顶端，有尖喙螺旋重环鸟首，尾部交接处、即横S形的中部，上下各有一对尖喙鸟首（图五，2）。
葡萄畈T0304∶26双鼻壶腹部残片上[10]，有另一种形式的成对螺旋蜷体鸟纹，两鸟形态完全相同，外端为尖喙螺旋重环目鸟首，并突出一条短线。身体一个向下、一个向上，逆时针旋转，形成椭圆形的中心，内有一椭圆形圈状物。两鸟和椭圆形圈状物体内，填横向和竖向的平行弧线及螺旋重环纹。两鸟体中间有螺旋重环纹。右侧鸟体外，有两对尖喙鸟首；左侧鸟体外，有一对尖喙鸟首和一个大螺旋重环尖喙鸟首（图五，3）。
庙前遗址H2∶50贯耳壶器身有两组基本相同的刻画图像（图五，4）。中部图像可以解读为尖喙之头在内，身体顺时针向外旋转的一对螺旋蜷体鸟纹，整体呈螺旋重环形，鸟体内填细密的网纹竖带和卵状圆圈，两鸟之间也有卵状圆圈。将图像旋转180°的话，两侧图像似为基本对称的鸟纹（图五，4最下），上部的两个分叉中，外侧较短，似为尖喙鸟首，内侧较长，似为鸟尾，下部或表现鸟翅。鸟身轮廓内有细密网纹带，体内和与中部对鸟身体之间，有卵状圆圈纹。翅首连接处，有一对尖喙鸟首，加强了鸟的主题。整体观之，其构图元素和主题与上述三件螺旋蜷体对鸟图像颇为相似。
卞家山G1∶6表现的大小鸟组合，也经常以简化的形态出现。
庙前G1∶125残片上，细密的网格纹中间空白处，即有一大一小一对蜷体鸟纹。大鸟头在内，尖喙如钩，身体顺时针外旋，尾部翘起如扫帚，略残；体内有平行线纹和10个螺旋重环纹。小鸟身体如钩，尾部为钩尖，与大鸟的尖喙呼应。头部有尖喙。体内有平行线纹和3个螺旋重环纹；头顶有一尖喙鸟首（图六，1）。
庙前T0606∶21豆盘上，残存一大一小一对蜷体鸟纹（图六，2）。大鸟头在内，尖喙如钩，身体顺时针外旋，尾部如扫帚。体内有横向和竖向平行弧线和3个螺旋重环纹，体外有两个如同展开双翅的螺旋重环纹，两个尖喙螺旋重环鸟首（图六，3）。小鸟似也可识别为回首勾喙之蜷体鸟，尾部同样有一个带双翅的螺旋重环纹（图六，4）。
卞家山G2B∶42为陶壶残片，长、宽仅约5厘米，刻画微雕般细密的一大一小钩身对鸟纹，在2厘米见方的范围内即可有12对（图六，5）。较简单的对鸟中，较大的鸟身如弯钩，尖喙，省略鸟目，尾部与小鸟头部连接；体内有平行竖线和横线，体外背部有一尖喙鸟首，近尾部有一对螺旋重环纹，似为尖喙鸟首的简化。小鸟身如弯钩，尾部为钩尖，头部以小螺旋重环为目，有尖喙；体外有短线如羽毛（图六，6）。较复杂的对鸟纹中，大鸟体外小螺旋重环较多，小鸟头外有尖喙鸟首，表现羽毛的竖线较密集较长（图六，7）。
卞家山G1∶434豆盘上有连续的蜷体鸟纹组合（图六，8），每一组均可释读为一大一小两鸟。右侧为大鸟，头在中心，有尖钩喙，身体逆时针外旋，体内有细密的平行竖线和小螺旋重环纹，体外有小螺旋重环纹和内填平行线的短柱状纹。左侧为小鸟，头部有尖喙，身体顺时针旋转，尾部与大鸟尾部相对，中间有一小圆圈间隔（图六，9）。福泉山M74∶166双鼻壶器身布满蜷体鸟纹，其中有些为与卞家山G1∶408等相似的单体螺旋式（参见图三），有些则为一大一小式，如长颈最下部一排鸟纹，均与上述G1∶434豆盘鸟纹相似，只是大鸟在左侧，小鸟在右侧（图六，10）。
福泉山M65∶90带盖鼎展现了良渚文化蜷体鸟纹更丰富而复杂的形式（图七，1）。鼎身下部为二方连续展开的蜷体鸟纹组合，每组似由一大二小共三个鸟纹组成。右侧为大鸟，头在中心，有尖钩喙，身体逆时针向外旋转，尾部分叉，形成两个钩身小鸟，上面的略大，头部顺时针内钩，有尖喙；下面的略小，头部逆时针回钩，有尖喙。各鸟体内均填细密平行竖线纹，体外有螺旋重环纹和尖喙螺旋重环鸟首（图七，3）。
鼎盖之上，鸟纹样式更加繁缛（图七，2）。盖扭中轴线上，为一上一下螺旋蜷体对鸟，头均在螺旋中心，有勾喙，上鸟身体逆时针向下旋转，下鸟身体逆时针向上旋转，尾部结合为一体，整体呈S形，与卞家山采集陶片主体鸟纹相似（参见图五，2）。S形两侧，各有一身体钩曲的小鸟。扭两侧的盖身上，对称刻画了相似的S形对鸟纹。此外的盖身鸟纹分两圈刻画。内圈由六组几乎相同的鸟纹组合构成，其中两组略小。每组可以解读为两大两小的蜷体鸟组合。两大鸟均为螺旋式，头在内，有尖钩喙，身体一个顺时针外旋，一个逆时针外旋，尾部相交，形成锐角或钝角。角外有一小鸟，勾喙，鸟身钩曲，尾端与角的顶点相连。角内部分似也表现一小鸟，身体为弧线或折线形，转折部位出尖，如鸟喙。整体观之，此图像又如一只展翅之鸟，两大鸟为翅，角外钩身之鸟为尾，角内的弧身之鸟为有尖喙的头。器盖外圈有7个类似的四鸟组合，大小不一，间距不等。另有一个S状蜷体对鸟。内外圈之间，夹杂一个四鸟组合图像，但角外之鸟并非小钩身鸟，而是与两侧螺旋蜷体之鸟相同。
此鼎三足上有相同的镂空图像，均为两组圆孔加勾弧形组合，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圆点加勾弧式对鸟纹非常相似[11]，强化了器物图像的鸟纹主题。
福泉山M101∶90豆盘外壁图像呈现了另一种四鸟组合（图八）。左侧图像为与福泉山M65∶1非常相似的螺旋蜷体对鸟纹（参见图五，1）。中间图像左右各有一大螺旋蜷体鸟，头均在中心，有钩喙，左侧的身体顺时针外旋，长尾回钩；右侧的身体逆时针外旋。两大鸟之间，为两个小蜷体鸟。右侧图像则如同中间四鸟组合图像的写实图解，左、右各有一大鸟，中间为两只展翅状简化小鸟。
福泉山M74∶66双鼻壶的长颈上布满由小单线螺旋组成的细密网文，空白处刻画了另一种组合式蜷体鸟纹，其中心为一大一小蜷体之鸟。大鸟为螺旋式，头在内，有尖钩喙，身体逆时针外旋尾部与小鸟之头连接。小鸟为钩身式，尾部勾起，头有尖喙（有的尖喙不明确，细部图左下的小鸟比较完整清晰，与卞家山G1∶6酷似）。此对鸟身体外侧，凸出5个长颈鸟头，有螺旋重环之目和尖喙，头顶的图形如向后飘扬的羽毛。这样的主体图像之间，还有单线勾勒出的简化展翅鸟纹（图九）。
二
良渚文化蜷体鸟纹的源流，需要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探索。
在长江流域，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陶器上，已经出现复杂的鸟纹图像，并且常以钩曲形表现鸟身。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T2G1∶69高领罐颈部，主体纹饰为两只展开双翅的钩喙神鸟，下面则为四只简化的飞鸟侧视图，鸟身均以钩弧表现（图一〇，1）[12]。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时期，鸟纹繁荣，对鸟是常见的表现形式，重环纹是重要的构图元素。崧泽文化晚期，流行身体呈弧形的鸟纹。赵陵山遗址T23∶602豆圈足底部，围绕圆形中心，刻画了两圈鸟纹，各有5只彼此相连的弧体之鸟，均以螺旋重环为目，两个凹刻三角形，可解读为尖喙和头顶冠羽（图一〇，2）。
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之前，鸟的形象并不常见。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尊形器上，有精美刻画图像，表现神化的鸟、猪和鹿的形象，其中鸟体和鸟尾呈勾旋之态（图一一，1）[13]。红山文化时期，鸟的形象开始丰富起来。牛河梁第二地点N2Z1M23∶3鸟兽玉佩（有学者称为龙凤玉佩），右侧为鸟，长勾喙，圆目，头顶有短斜线装饰，如同冠羽毛，背部有张开的羽毛，身体抽象为卷勾状。左侧为猪龙，身体也抽象为卷勾状[14]。值得关注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1件非常精彩的红山文化勾云形器[15]，笔者曾做如下解读[16]：如图上方左侧为一个双耳竖立、其右有尖长吻上翘、其后有鬣勾起上扬的简化猪龙头部，与上述鸟兽玉佩的猪龙结构颇为相似；此猪龙左下方，为一双耳翘吻无鬣的猪龙；再下方，为一与有鬣猪龙相似的头顶向下的动物头部，只是长吻向下勾，像是鸟喙，可能表现的是鸟首，竖耳和鬣部可以解读为鸟头顶和脑后的羽毛，与鸟兽玉佩中的鸟首基本结构相同，其对面是一个头顶向下的无鬣猪龙；器物右侧，是一个同样的有长喙下勾、头顶羽毛竖立的鸟首，背后有两支勾卷而起的羽毛（图一一，3）。此件玉器位居中心的蜷曲之体，由此母体生出的鸟首都是与良渚文化蜷体鸟纹相似的因素。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开始，即出现鱼鸟组合图像；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盛行鸟纹[17]，而且多以鱼鸟组合的形式出现[18]。
庙底沟遗址H59∶29盆上腹条带状展开的黑彩图案为包括多个单元的复杂型鱼鸟组合图像的典型代表[19]。两组长平行曲线将图案带分成两部分。较窄部分左端为弧边三角+圆点式鸟纹，其右侧为体内有鸟纹的鱼纹：长勾状的弧边“工”字形构成鱼头的主体轮廓，内有直线+勾弧+圆点式鸟纹，圆点又如鱼目；“工”字形的右侧与一弯钩纹形成上部未封闭的近圆形空白，内有双横线+双圆点式对鸟纹；末端为弧边三角形鱼尾。条带较宽部分的鱼体内多了一个4条弧形纹+圆点组成的鸟纹，其他部分完全相同（图一二，1）。泉护村H86∶24图像较简化[20]，弧边三角+圆点式鸟纹后有两个勾弧形，为鸟身，中间有圆点，为双鸟共用之鸟首。后为弧边三角和双弧线+圆点鸟纹。为简化的鱼身和身内之鸟。整体观之，也可以将双弧纹视为鱼头部分，弧线三角为鱼尾部分（图一二，2）。
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的所谓“西阴纹”其实是鱼鸟主题的简化表现形式（图一二，5），其弯角形空白是鱼体内或鱼头内的典型图形，其中的弧边三角+圆点、弧线+圆点和弧形+圆点有都是鸟纹的图案化表现。由弧线三角等元素形成的圆角方形（图一二，4）、圆形和半圆形（图一二，3）等空白同样代表鱼体内部，其中填加鸟纹，表现的也是鱼鸟组合主题[21]。
笔者曾提出，此类图像表现的是同为卵生的鸟在鱼体内完成孕育生长，再从鱼体内飞出的场面，可能具有繁育生长的吉祥内涵。西安南殿村遗址[22]彩陶钵上绘制了鸟从有裂缝的卵形物中飞出的状态（图一三，1），这种裂缝卵形图案也常见于鱼鸟组合图像的鱼体中。原子头H84∶3彩陶钵有多单元图案化的鱼鸟组合图像，每个单元中左侧为弧边三角和圆点组成的鸟纹，右侧为弧边三角和裂缝卵形组成的简化鱼纹（图一三，2），表现鸟已经完成从鱼体内的诞生。原子头H100∶1为彩陶图案为弧边“工”字形相互衔接成圆形空白的二方连续展开，均应为鱼体内部的抽象图案化表现，空白内有的为裂缝卵形图案，有的为半黑半白的卵形图案（图一三，3）。
上述鱼鸟组合图像，无论是较完整者，还是二方连续展开的简化者，其实均同时表现了群鸟孕育、蓄势齐飞的场景。此外，庙底沟类型彩陶中，也有淡化鱼纹因素，直接表现单体、对鸟或群鸟齐飞场面的图像。泉护村H1052∶01盆残片上，表现的是写实勾喙大鸟后跟随一以圆点为头、三叉为身的小鸟（图一四，1）。同一灰坑中的H1052∶02盆上则有圆点+双弧线大鸟和圆点+三弧线小鸟（图一四，2）。同遗址H22∶01盆上绘群鸟齐飞场面，图中部分有圆点+双勾弧和圆点+三勾弧两只大鸟，另有一圆点+双勾弧小鸟（图一四，3）。
正如有学者所言，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所谓“花瓣”应为鸟纹形成的空白[23]。庙底沟H408∶41彩陶钵为此图案化形式的典型表现。其纹饰带上有四组图案，均为形状相同的弧边三角对接形成椭圆花瓣形空白，内填表现对鸟纹的平行横线和双圆点，可以看作两只以弧线三角为身、圆点为头的大鸟，与横线和圆点为头的两只小鸟的组合。每组主体纹样上端，有倒垂的弧边三角，与椭圆形顶端共用一个圆点，形成鸟纹。每两组图案之间，有上、下两组形状相同弧边三角对接形成花瓣形空白加两圆点图案（图一四，4）。整体观之，整个纹饰带似由一朵朵六瓣花和五瓣花组成，但此类花朵形图案表现的应是省略的鱼鸟组合图像，表现鸟完成孕生后满天齐飞的灿烂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庙底沟类型晚期彩陶出现网格纹与鸟纹的组合。庙底沟遗址T37H114∶25钵残存两组网纹，中间有卵形空白，内绘平行线+双圆点对鸟纹（图一四，5）。类似的组合在马家窑文化中得到发展，有学者认为网格纹为鱼体之象征[24]。
综述所述，良渚文化蜷体鸟纹各种元素有长江流域的悠久传统，螺旋蜷曲之体附着鸟首的形式和各种复杂的组合，应是其独创，但外来影响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参见图一一，3）反映出的与红山文化可能存在的借鉴关系外，与庙底沟类型彩陶的相似性尤其值得关注。这些相似性包括：大鸟和小鸟组成的双鸟、三鸟和四鸟组合、群鸟齐飞的场面、以及网格纹空白处的鸟纹等，均暗示良渚陶器刻画图像的鸟纹主题与庙底沟类型彩陶图像间的联系。
海盐龙潭岗遗址M12∶32宽把杯的杯身上，刻画了两条蛇身动物，身体以细密平行线表现，盘绕一周，头部似鱼，口中有锯齿状利齿，体内有卵形小圆圈，细钩尾。颈部似为双首蛇身动物，身体同样以细密平行线表现，绕颈一周，双首在宽流之下相对，与鸟首颇为相似（图一五）[25]。鱼形、鸟、体内之卵，这些元素也是庙底沟类型彩陶鱼鸟组合图像的核心元素。蜷体鸟纹身体内外常见的螺旋重环和圆圈，其实也是形态如卵，附着在蜷曲身体之外的鸟首，也是孕育未成的待变状态。庙前遗址M3∶39（参见图二）上的各式简化鸟纹，也都似孕育未成的状态。由此，我们推测，良渚文化蜷体鸟纹表现的是鸟在水生蛇身动物体内繁育诞生的主题。
河姆渡文化中也出现了一些鱼的形象[26]。河姆渡遗址第一期T29（4）∶46陶盆上的两对动物图像，发掘报告认为是鸟纹，得到一些学者认同，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鱼纹。该动物形态确实在鱼鸟之间（图一六，1）。该遗址第一期的T231（4B）∶309则为写实的木鱼（图一六，2）。值得注意的是，鱼头和鱼体上都有卵形凹窝，原来也许有镶嵌之物。头部的大凹窝应为鱼眼，身体上的凹窝，表现形式与良渚蜷体鸟纹上的螺旋重环纹和卵形圆圈颇为相似。第一期的T231（4A）∶303为一木杖的上部，杖顶为一条写实的鱼（图一六，5）。遗址第二期的T242（3B）∶68为一鱼形陶塑的残块，身体上也有卵形的凹窝（图一六，3）。田螺山遗址一件陶器残片上，则有写实的鱼鸟一体图像[27]。头部为勾喙的鸟首，身体为有一片背鳍和两片腹鳍的鱼身，末端为分叉的鱼尾（图一六，4）。
因为资料较少，我们还难以遽定河姆渡文化在半坡类型晚期之前已经形成鱼鸟转化的信仰，也还难以贸然讨论两地的间的交流。但上述资料让我们认识到，良渚文化出现的水生动物孕生飞鸟的图像主题，除了可能受到庙底沟类型的影响之外，也可能有本地的传统。
目前所见良渚文化蜷体鸟纹主要属其晚期阶段，与庙底沟类型有一定的时间差。良渚文化早中期玉器上的漩涡状地纹，方向明提出可能是鸟纹[28]，对这类纹饰的深入探讨，应能提供良渚文化与庙底沟类型联系的更多线索。考虑到良渚文化与庙底沟类型的社会发展道路迥然有别[29]，鸟在水生动物体内化生的信仰，对于两个社会应有不同的意义。庙底沟类型彩陶多发现于日常生活背景中，良渚文化蜷体鸟纹则刻画在精致的磨光黑陶器上、多见于良渚遗址群的核心区域和太湖东部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明显与社会上层和仪式活动有更密切的联系。
由此可见，良渚文化蜷体鸟纹是继承、交流和创新的共同结果。我们曾经讨论过，良渚早期国家这样的高级社会组织的形成，是具有政治雄心的领导者们有意识地“熔合”各地社会发展成就的结果[30]。这样的熔合并非只有位居地理中心、得地利之便的“中原”社会才能完成，上述关于蜷体鸟纹的初步分析，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良渚社会领导者们视野之广阔，胸怀之博大。
附记：本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课题八“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资助，课题编号2020YFC1521608。同时属于中国历史研究院李新伟学者工作室研究项目。
（作者：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转引自江汉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