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杰日达 曼德施塔姆｜只读一本书的读者

娜杰日达 曼德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1899—1980）俄罗斯著名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作家，翻译家。1899年10月30日生于萨拉托夫，娘家姓哈津娜。1919年5月1日与曼德施塔姆相识于基辅一家咖啡馆，三年后二人结婚。经历了二十年代中后期的短暂平静之后，娜杰日达不得不面对丈夫的两次被捕。这位被丈夫称为“黑暗岁月的同志”的妻子，仅与丈夫共同生活了十六年，其中的最后四年还是在流放地度过的。六十年代初，娜杰日达开始撰写关于丈夫、关于那个恐怖时代的回忆录，即七十年代相继成书的“回忆录三部曲”《回忆录》、《第二本书》和《第三本书》。1980年12月29日，娜杰日达卒于莫斯科。“娜杰日达”在俄语中意为“希望”。

只读一本书的读者

奥·曼年轻时总是言辞谨慎，之后才变得轻率起来。一九一九年，当时还很年轻的他有一次曾对我说，完全没必要拥有很多书，一生只读一本书的读者才是最优秀的读者。“这本书就是《圣经》？”我问道。“也许。”他回答。我想到那些美髯飘逸的东方老者，他们终生只读他们的《可兰经》，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或许是终生只读一本书的古代部落的唯一代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我这位兴高采烈的伴侣也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当然不是这样的读者，”他承认，“不过……”

奥·曼没有成为一位理想的读者，爱好专一的人在二十世纪很少见，但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却并非偶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每个见解均与他们对万物总的理解密切相关。这是一些拥有完整世界观的人，诗人极有可能就属于这类人，差异仅在于他们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莫非正是这一素质在促使他们进行自我表露？这一素质莫非正是衡量真假诗人的标尺？要知道，有许多人的诗写得并不比诗人们差，但他们的诗里总是缺少点什么，这一点大家马上就能看出来，但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却无法解释清楚。

谈论一位诗人不被其同时代人所承认，这样的话题是天真的。为诗人感到高兴的人和因诗人而发疯的人，都能立马辨认出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诗人能让许多人生气和发疯。显而易见，这不可避免。甚至连帕斯捷尔纳克，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谨小慎微，以免惹得那些非读者发疯，他也一直在谨小慎微地、有意识地侍奉每一位交谈者，可是在他临终时，他到底也未能逃脱诗人的共同命运。

也许，诗人之所以会激起这种愤怒，是因为他们感觉真理在握，敢于实话实说，“我们实话实说，这不仅是孩子们的玩具手枪”(1)，这种诚实态度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之结果……要知道，每一位诗人都是“意义的振荡器”，也就是说，他不会使用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惯用的判断公式，而要从自己的世界观中抽取思想。已经习惯体面的通用公式的那些人自然会动气，当他们面对一个新思想，一个原始的、尚未加工的、边角粗糙的思想……奥·曼曾谈到诗歌的原始天性，谈到诗歌更像是原料，甚至超过活生生的口语，他所指的是否正是这层意思呢？害怕这种原料的人会说：“他哪里比我们好呢？”要么就是：“他怨气太大，十分可疑，自以为是，老是在争论，要教导所有人……”就是在这样的基调之下开始了对诗人的迫害，受害者有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以及成为国家诗人之前的马雅可夫斯基。甚至针对已经死去的古米廖夫，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也一直是这么说的。无论如何，他们都离不开这些套话，但风气一变，这些重复既定公式的人马上就会忘记他们一个星期前说过的话，因为他们会用新公式取代旧公式。只是不应忘记，除了非读者外，在诗人身边还始终簇拥着朋友知音。不知为何，最后占上风的总是这些人。

谈到“只读一本书的读者”，奥·曼指的是他所敌视的一种能力，即无动于衷地吞食各种互不相关的东西，亦指那种弱化的选择感觉，他称之为“忍让一切”，“那本应成为语文学之母的东西，本应成为全部的血液、全部的难耐的东西，却成了掺了水的血，成了忍让一切……”(2)

他对此还有一个说法，即“吞食一切”。奥·曼反对“吞食一切”的第一个雄辩，我也是一九一九年在基辅听到的，当时，奥·曼对勃留索夫有所指责，因为后者在诗中将历史的各个时代比作一串彩色灯笼(3)。

奥·曼说，既然可以给出这样的比喻，那就说明勃留索夫对一切都无所谓，历史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欣赏对象。我不记得他当时准确的话了，但大体就是这个意思，他后来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同为此找到一个公式，即“各个世纪和各族人民”……奥·曼自己则知道，至少他希望知道，对于他来说什么为“是”，什么是“不”。他的所有观点都关涉此一极端或另一极端，就这一意义而言他是一个独特的二元论者，就像将善和恶视为两大存在基础的古代学说。但是要知道，诗人无法无动于衷地面对善和恶，他们从来都不会说：存在即合理。

奥·曼敏锐的选择感觉和选择能力也体现于他的阅读。在写作《亚美尼亚旅行记》的“笔记本”上曾提及“阅读的恶魔”，这恶魔是从“作为毁灭者的文化”的深渊中钻出来的。人们在阅读时会进入一个虚幻世界，会努力记住读到的东西，换句话说，会完全屈服于印刷文字。奥·曼却建议在阅读时不要记忆，不要提醒，也就是说，要用自己的体验来检验每个单词，或是用自己那个能使人成为个性的基本思想来审视每个单词。要知道，自古以来，正是借助这种被动的、“记住的”阅读，那些通行的思想才得以传播，那些供大众使用的、磨得光光的现成真理才得以盛行。这样的阅读难以激发思想，会变成某种催眠术，尽管欲剥夺人的自由，如今也存在着一些更为有效的方式。

奥·曼将阅读称为“活动”，对于他来说这首先是一种选择活动。一些书他只是随便翻翻，另一些书他则读得津津有味，比如海明威和乔伊斯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某种真正的铸型式阅读，存在某些他不断阅读的书籍，这些书籍确定了他生活中的某一阶段，或是确定了他的一生。这样一本能确定一段生活的新书之出现，就像是与一位注定会成为朋友的人之相遇。“我被友谊惊醒，就像被枪声惊醒”，这句话绝不仅仅是指他与库津的相遇，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他与德国诗人的相遇：“请告诉我，朋友们，／在哪座瓦尔哈拉宫(4)里，／我们与你们一起砸核桃，／我们分享什么样的自由，／你们给我埋下了什么样的路标……”奥·曼之前便熟悉这些诗人，如歌德、荷尔德林、默里克(5)，以及浪漫派诗人。但仅有阅读，这还不构成“相遇”。

发生在亚美尼亚的相遇并非偶然。他早就期待前往这个国度，他在《第四篇散文》中曾谈到他前往那里的第一次尝试未能成功，这使得他先前沉睡的一种渴求变得更为强烈，其渴求对象被我此刻完全错误地称之为“自然哲学”，或更不正确地称之为“文化哲学”。这是对一个弱小国度的强烈好奇，这个国家作为基督教在东方的前哨阵地，许多世纪来一直在抵抗伊斯兰教的攻击。也许，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基督教意识的危机时，亚美尼亚却以其顽强引起奥·曼的关注……格鲁吉亚就未引得他如此关注，格鲁吉亚的生活要轻松得多。

我们在埃里温旅馆的那个狭小房间里一下就堆满了许多关于亚美尼亚文化的书籍，如斯特尔日戈夫斯基(6)的书、亚美尼亚编年史和摩西·霍伦斯基(7)的史著，还有许多介绍这个国家的经济和自然的书。在关于亚美尼亚经济的所有著作中，奥·曼最看重肖邦(8)的《亚美尼亚财政经济概述》，作者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官员。奥·曼将肖邦对这个国家的强烈兴趣与如今无数“出差者”的无动于衷进行比较，我们在旅馆里常常碰见这些人，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喋喋不休。

在亚美尼亚之后，奥·曼的迷恋又转向歌德、赫尔德(9)和其他德国诗人。与当时充满哲学和文学兴趣、总是带有一些德国大学生味道的年轻生物学家库津的相遇，可以悄然发生于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可是小球最终却是在亚美尼亚落袋的。他俩在清真寺的院子里交谈起来，一起用很小的茶杯喝了几杯波斯茶，然后又回到我们住的旅馆继续交谈。

令奥·曼感兴趣的似乎是库津对奥·曼正在思考的那些问题所持的崭新的生物学态度，以及那些永恒的铸型问题。奥·曼在认识库津之前很久就曾写道，对诗歌的研究只有在引入生物学方法之后才能成为一门科学。非常有可能，这个表述体现了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十分流行的一种语言学理论，即认为语言学与社会科学和生物学均有关联。不过，对诗歌研究的生物学方法的信赖却无果而终，只保留下对纯描述性的生物学著作以及自在的生命问题之兴趣。

库津喜爱歌德，这也是偶然发生的。在莫斯科的时候，当奥·曼与但丁“相遇”，他与库津和其他生物学家的友谊就变成了寻常的酒友关系。关于但丁奥·曼很快就谈到，这是最最主要的东西。自此以后，奥·曼再也未与但丁分手，他甚至两度将但丁的书带进监狱。像他认识的其他所有人一样，奥·曼也想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捕，于是便弄到一部小开本的《神曲》，无论去哪儿都把它揣在口袋里，要知道，人们的被捕地点不仅是家中，也可能是大街上或单位里，有时还会被专门叫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再从那儿被带走，从此杳无音讯。

我的一位朋友常常抱怨说，他不能拖着那只口袋去上班，那口袋里装着集中营生活所必需的所有用品，可是在被捕的时刻（半夜来家里抓他），他却惊慌失措，竟忘了带上那个事先收拾好的口袋……口袋版的但丁作品被留在莫斯科，奥·曼去萨马基哈时带的是一个分量重得多的《神曲》版本，他就从那儿被抓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把那本书带到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二道河”中转集中营，他就死在那里。我想他未必能带到，在叶若夫和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营里，没有人还能想到书。

原来，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与奥·曼两人事先并未商量，却同时在阅读但丁。待他们相互了解这一情况之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为奥·曼背诵了《神曲》的片断，听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朗诵，奥·曼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喜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嗓音。

阿赫马托娃和奥·曼两人都具有一种惊人的才能，即在阅读诗人的作品时，他们似乎能消除那横亘在他们与那些诗人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这种阅读就其本质而言是时代错乱的，但他俩却藉此与原作者产生了个人联系。这种阅读近似交流和交谈，其对象不仅是同时代人，而且也包括那些早已逝去的人。奥·曼在但丁那里似乎也发现了这种能力，当他看到但丁在地狱与自己喜爱的古希腊罗马诗人相遇时的场景。

在《论词的天性》一文中，奥·曼曾提及柏格森，后者在仅仅被时间隔开的各种同类现象中寻找联系，奥·曼认为这一方法也另有妙用，即跨越时间和空间去寻找朋友和盟友。济慈可能也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也想在酒馆里遇见他所有那些健在的和逝去的友人……阿赫马托娃让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复活，以便与他们交流，她对他们的生活、他们与他人的交往很感兴趣。她就是这样首次把雪莱介绍给我的，她似乎是拿雪莱来练手的……之后，她便开始了一个与普希金交流的时代。她带着一位侦查员或一名吃醋女子的敏感一步一步地探听清楚，大家当年是如何行事、思想和说话的，普希金身边围着哪些人，她彻底摸清每一个心理动机，弄明白谁曾获得普希金的一个微笑。

在面对任何一位生者时，阿赫马托娃均从未体现出这种强烈的个人兴趣。还有一点，她无法忍受作家的妻子，尤其是诗人的妻子。我永远都弄不明白，她为何将我当成了例外，但事实就是，她这样做了，尽管她自己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奥·曼则与阿赫马托娃相反，他几乎不去探究其友人的个人生活，我这里指的是那些过去的诗人，因为对待健在的诗人朋友他十分关注，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对于我们周围那些人，他的了解远胜过我，我时常甚至不相信他的话，可结果证明他总是对的。

对于娜塔莉娅·冈察罗娃(10)、帕列季卡(11)或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2)等这样一些女性，他却毫无兴趣，知道他对此类问题无动于衷之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就不再与他分享自己的看法了。关于健在者他却不愿表态：让他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呗……他俩会谈到诗行，谈到细部，——您发现这个奇迹了吗？您记得那里是怎么写的吗？为什么……他俩常常一同朗诵，道出他们喜爱的诗句，相互馈赠他们各自找到的佳句，就像俗话说的那样，礼尚往来……为奥·曼的最后几年增添色彩的是但丁和其他一些意大利诗人，但像往常一样也有俄国诗歌。

在奥·曼的早期生活阶段与他相伴的是哪些书籍，这就更难说清了。一九一九年在基辅，他是带着弗洛连斯基的书（《真理的柱石和根基》(13)）来的。看来，最令他惊叹的是那本书中关于怀疑的篇章，因为他关于怀疑不止一次说过同样的话，不过并未说明出处。他在上中学时肯定读过赫尔岑，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4)也曾成为他的交谈者，作为一位哲学家而非诗人的索洛维约夫显然让奥·曼感觉更为亲近，这种亲近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他从未在文章中提及索洛维约夫，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文章大都写于苏维埃时期，原是打算送去发表的，但没有一个编辑愿意发表关于索洛维约夫的言论，除非是对索洛维约夫的声讨和辱骂。

不过，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决定性影响之痕迹在奥·曼这里却随处可见，如索洛维约夫版的基督教世界观，以及展开争论的方式方法、对话体、许多固定概念，甚至一些个别字眼。比如，奥·曼在献给别雷的诗中所使用的“人、时间和印象的柱石”，就会让人想到索洛维约夫哲学文集中曾出现过的“思想的柱石”的说法。奥·曼非常推崇索洛维约夫。

我们曾在中央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的一家名叫“乌兹科耶”的疗养院小住，这家疗养院从前是特鲁别茨科伊家(15)的庄园，索洛维约夫当年就是在此去世的，让奥·曼感到惊讶的是，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曾经工作并最终病逝的那间深蓝色的书房里，那些苏联学者居然还能无动于衷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写着小文章，看着报纸，听着广播。我当时对索洛维约夫一无所知，他于是颇为嫌弃地冲我说道：“你也是个野蛮人，和他们一个样……”这群教授让奥·曼觉得，他们正在野蛮地侵犯俄国文化的圣地。他在这些地方很少与他们交谈，显得离群索居。

一次，一些研究哲学和文艺学的女子到博尔舍沃来找他，要求他朗诵诗作，并对奥·曼说：“您是我们的诗人……”他却回答她们说：要搞清楚，如果他的诗歌存在，就不会存在她们的学术，反之亦然，因此，爱好和平的杂食性格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奥·曼会随时道出这样的反常话语，或在编辑部，或在演讲时（自然总是不公开的演讲），或在私下的交谈中，这便派生出许多传闻，说奥·曼的性格让人难以忍受，其实，他只不过有点偏执而已。奥·曼的偏执足够十个作家用，但遗憾的是，这种品质并不是凭票供应的……奥·曼尤其无法忍受我们那些搞科研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叛徒……”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当局已经学会“提高”那些有用者的“生活水平”，并且不允许在这一方面有任何“平均主义”。

层次的划分变得十分醒目，每个人都想保住自己艰难获取的安乐生活。人们尤其看重这一点，因为革命初期那残酷的贫穷刚刚过去，没有任何人愿意去重复那样的体验，于是，一个拥有“信封”(16)、别墅和汽车的人数不多的特权阶层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他们很晚才意识到这种安乐生活的虚幻性，在大恐怖时期人们才恍然大悟，一切都可以在一瞬之间被剥夺，无需任何理由……而在此时，这些得到恩宠的人还在竭尽全力地完成需要他们完成的一切事情。在沃罗涅日，奥·曼有一次给我看一份报纸，上面刊有巴赫院士(17)就《简明教程》发表的一份声明。“瞧，他竟然写道：《简明教程》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时代……而且他还是‘简明’的……”“不是他写的，是照抄的。”我说。这样的文件会事先准备好，然后拿到某人家里，只需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那就更糟了。”奥·曼回答。

巴赫院士又能怎样做呢？对文本进行修改，为了不在这篇十足的官样文章上署名，另起炉灶写一些更为体面的东西？我对此无法肯定……或是赶走那位前来要他签字的记者？能要求那些对此类行为之后果心知肚明的人这样做吗？我认为不能。那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恐怖的独特之处便在于，所有人都被缚住了手脚，没有人能动一动指头。(18)

但是，如今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有过知识分子能坚守其独立性的时刻呢？这样的时刻似乎有过，但早在革命前便出现松散和分化的知识分子已不再关心其独立性，因为有过一个投降和价值重估的过程。或许，如今正在进行一场新的价值确立运动，各种价值观在盲目、缓慢、艰难地积累。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能否坚守这些价值，并在我们即将面临的考验中捍卫这些价值。

(1)语出曼德施塔姆为别雷写的悼亡诗。

(2)语出《第四篇散文》。

(3)见勃留索夫的《灯笼》一诗。

(4)瓦尔哈拉宫，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阵亡将士冥间神殿。

(5)默里克（1804—1875），德国诗人、小说家。

(6)斯特尔日戈夫斯基（1862—1941），奥地利艺术学家。

(7)摩西·霍伦斯基（410—490），亚美尼亚中世纪历史学家，著有《亚美尼亚史》。

(8)伊万·肖邦（1798—1870），史学家。

(9)赫尔德（1744—1803），德国诗人、史学家。

(10)普希金的妻子。

(11)据说此人安排了丹特斯和娜塔莉娅的约会。

(1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

(13)弗洛连斯基（1882—1943），宗教哲学家，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书出版于1913年。

(14)索洛维约夫（1853—1900），哲学家，俄国现代哲学的奠基人。

(15)贵族世家，其中的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1862—1905）和叶夫盖尼·特鲁别茨科伊（1863—1920）均为俄国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信徒。

(16)据说斯大林会给他赏识的人发放装有现钞的信封。

(17)可能指阿列克谢·巴赫（1857—1946），苏联生物化学学派和苏联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创始人。

(18)此处回忆恐有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于1938年9月，当时曼德施塔姆已被关押。

本文选自《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