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傑日達 曼德施塔姆｜隻讀一本書的讀者

娜傑日達 曼德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1899—1980）俄羅斯著名詩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作家，翻譯家。1899年10月30日生于薩拉托夫，娘家姓哈津娜。1919年5月1日與曼德施塔姆相識于基輔一家咖啡館，三年後二人結婚。經曆了二十年代中後期的短暫平靜之後，娜傑日達不得不面對丈夫的兩次被捕。這位被丈夫稱為“黑暗歲月的同志”的妻子，僅與丈夫共同生活了十六年，其中的最後四年還是在流放地度過的。六十年代初，娜傑日達開始撰寫關于丈夫、關于那個恐怖時代的回憶錄，即七十年代相繼成書的“回憶錄三部曲”《回憶錄》、《第二本書》和《第三本書》。1980年12月29日，娜傑日達卒于莫斯科。“娜傑日達”在俄語中意為“希望”。

隻讀一本書的讀者

奧·曼年輕時總是言辭謹慎，之後才變得輕率起來。一九一九年，當時還很年輕的他有一次曾對我說，完全沒必要擁有很多書，一生隻讀一本書的讀者才是最優秀的讀者。“這本書就是《聖經》？”我問道。“也許。”他回答。我想到那些美髯飄逸的東方老者，他們終生隻讀他們的《可蘭經》，在我們這個時代，他們或許是終生隻讀一本書的古代部落的唯一代表，可是我無論如何也難以想象，我這位興高采烈的伴侶也能扮演這樣的角色。“我當然不是這樣的讀者，”他承認，“不過……”

奧·曼沒有成為一位理想的讀者，愛好專一的人在二十世紀很少見，但他脫口而出的這句話卻并非偶然。有這麼一些人，他們的每個見解均與他們對萬物總的了解密切相關。這是一些擁有完整世界觀的人，詩人極有可能就屬于這類人，差異僅在于他們思想的廣度和深度。莫非正是這一素質在促使他們進行自我表露？這一素質莫非正是衡量真假詩人的标尺？要知道，有許多人的詩寫得并不比詩人們差，但他們的詩裡總是缺少點什麼，這一點大家馬上就能看出來，但問題究竟出在何處，卻無法解釋清楚。

談論一位詩人不被其同時代人所承認，這樣的話題是天真的。為詩人感到高興的人和因詩人而發瘋的人，都能立馬辨認出一位真正的詩人來。詩人能讓許多人生氣和發瘋。顯而易見，這不可避免。甚至連帕斯捷爾納克，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謹小慎微，以免惹得那些非讀者發瘋，他也一直在謹小慎微地、有意識地侍奉每一位交談者，可是在他臨終時，他到底也未能逃脫詩人的共同命運。

也許，詩人之是以會激起這種憤怒，是因為他們感覺真理在握，敢于實話實說，“我們實話實說，這不僅是孩子們的玩具手槍”(1)，這種誠實态度是一種完整的世界觀之結果……要知道，每一位詩人都是“意義的振蕩器”，也就是說，他不會使用他那個時代的人們所慣用的判斷公式，而要從自己的世界觀中抽取思想。已經習慣體面的通用公式的那些人自然會動氣，當他們面對一個新思想，一個原始的、尚未加工的、邊角粗糙的思想……奧·曼曾談到詩歌的原始天性，談到詩歌更像是原料，甚至超過活生生的口語，他所指的是否正是這層意思呢？害怕這種原料的人會說：“他哪裡比我們好呢？”要麼就是：“他怨氣太大，十分可疑，自以為是，老是在争論，要教導所有人……”就是在這樣的基調之下開始了對詩人的迫害，受害者有阿赫馬托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以及成為國家詩人之前的馬雅可夫斯基。甚至針對已經死去的古米廖夫，他們在很長時間裡也一直是這麼說的。無論如何，他們都離不開這些套話，但風氣一變，這些重複既定公式的人馬上就會忘記他們一個星期前說過的話，因為他們會用新公式取代舊公式。隻是不應忘記，除了非讀者外，在詩人身邊還始終簇擁着朋友知音。不知為何，最後占上風的總是這些人。

談到“隻讀一本書的讀者”，奧·曼指的是他所敵視的一種能力，即無動于衷地吞食各種互不相關的東西，亦指那種弱化的選擇感覺，他稱之為“忍讓一切”，“那本應成為國文學之母的東西，本應成為全部的血液、全部的難耐的東西，卻成了摻了水的血，成了忍讓一切……”(2)

他對此還有一個說法，即“吞食一切”。奧·曼反對“吞食一切”的第一個雄辯，我也是一九一九年在基輔聽到的，當時，奧·曼對勃留索夫有所指責，因為後者在詩中将曆史的各個時代比作一串彩色燈籠(3)。

奧·曼說，既然可以給出這樣的比喻，那就說明勃留索夫對一切都無所謂，曆史對他而言不過是一個欣賞對象。我不記得他當時準确的話了，但大體就是這個意思，他後來與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同為此找到一個公式，即“各個世紀和各族人民”……奧·曼自己則知道，至少他希望知道，對于他來說什麼為“是”，什麼是“不”。他的所有觀點都關涉此一極端或另一極端，就這一意義而言他是一個獨特的二進制論者，就像将善和惡視為兩大存在基礎的古代學說。但是要知道，詩人無法無動于衷地面對善和惡，他們從來都不會說：存在即合理。

奧·曼敏銳的選擇感覺和選擇能力也展現于他的閱讀。在寫作《亞美尼亞旅行記》的“筆記本”上曾提及“閱讀的惡魔”，這惡魔是從“作為毀滅者的文化”的深淵中鑽出來的。人們在閱讀時會進入一個虛幻世界，會努力記住讀到的東西，換句話說，會完全屈服于印刷文字。奧·曼卻建議在閱讀時不要記憶，不要提醒，也就是說，要用自己的體驗來檢驗每個單詞，或是用自己那個能使人成為個性的基本思想來審視每個單詞。要知道，自古以來，正是借助這種被動的、“記住的”閱讀，那些通行的思想才得以傳播，那些供大衆使用的、磨得光光的現成真理才得以盛行。這樣的閱讀難以激發思想，會變成某種催眠術，盡管欲剝奪人的自由，如今也存在着一些更為有效的方式。

奧·曼将閱讀稱為“活動”，對于他來說這首先是一種選擇活動。一些書他隻是随便翻翻，另一些書他則讀得津津有味，比如海明威和喬伊斯的作品。但與此同時，也存在某種真正的鑄型式閱讀，存在某些他不斷閱讀的書籍，這些書籍确定了他生活中的某一階段，或是确定了他的一生。這樣一本能确定一段生活的新書之出現，就像是與一位注定會成為朋友的人之相遇。“我被友誼驚醒，就像被槍聲驚醒”，這句話絕不僅僅是指他與庫津的相遇，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他與德國詩人的相遇：“請告訴我，朋友們，／在哪座瓦爾哈拉宮(4)裡，／我們與你們一起砸核桃，／我們分享什麼樣的自由，／你們給我埋下了什麼樣的路标……”奧·曼之前便熟悉這些詩人，如歌德、荷爾德林、默裡克(5)，以及浪漫派詩人。但僅有閱讀，這還不構成“相遇”。

發生在亞美尼亞的相遇并非偶然。他早就期待前往這個國度，他在《第四篇散文》中曾談到他前往那裡的第一次嘗試未能成功，這使得他先前沉睡的一種渴求變得更為強烈，其渴求對象被我此刻完全錯誤地稱之為“自然哲學”，或更不正确地稱之為“文化哲學”。這是對一個弱小國度的強烈好奇，這個國家作為基督教在東方的前哨陣地，許多世紀來一直在抵抗伊斯蘭教的攻擊。也許，在我們這裡出現了基督教意識的危機時，亞美尼亞卻以其頑強引起奧·曼的關注……格魯吉亞就未引得他如此關注，格魯吉亞的生活要輕松得多。

我們在埃裡溫旅館的那個狹小房間裡一下就堆滿了許多關于亞美尼亞文化的書籍，如斯特爾日戈夫斯基(6)的書、亞美尼亞編年史和摩西·霍倫斯基(7)的史著，還有許多介紹這個國家的經濟和自然的書。在關于亞美尼亞經濟的所有著作中，奧·曼最看重肖邦(8)的《亞美尼亞财政經濟概述》，作者是亞曆山大時期的官員。奧·曼将肖邦對這個國家的強烈興趣與如今無數“出差者”的無動于衷進行比較，我們在旅館裡常常碰見這些人，他們一個個兇神惡煞，喋喋不休。

在亞美尼亞之後，奧·曼的迷戀又轉向歌德、赫爾德(9)和其他德國詩人。與當時充滿哲學和文學興趣、總是帶有一些德國大學生味道的年輕生物學家庫津的相遇，可以悄然發生于莫斯科的什麼地方，可是小球最終卻是在亞美尼亞落袋的。他倆在清真寺的院子裡交談起來，一起用很小的茶杯喝了幾杯波斯茶，然後又回到我們住的旅館繼續交談。

令奧·曼感興趣的似乎是庫津對奧·曼正在思考的那些問題所持的嶄新的生物學态度，以及那些永恒的鑄型問題。奧·曼在認識庫津之前很久就曾寫道，對詩歌的研究隻有在引入生物學方法之後才能成為一門科學。非常有可能，這個表述展現了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十分流行的一種語言學理論，即認為語言學與社會科學和生物學均有關聯。不過，對詩歌研究的生物學方法的信賴卻無果而終，隻保留下對純描述性的生物學著作以及自在的生命問題之興趣。

庫津喜愛歌德，這也是偶然發生的。在莫斯科的時候，當奧·曼與但丁“相遇”，他與庫津和其他生物學家的友誼就變成了尋常的酒友關系。關于但丁奧·曼很快就談到，這是最最主要的東西。自此以後，奧·曼再也未與但丁分手，他甚至兩度将但丁的書帶進監獄。像他認識的其他所有人一樣，奧·曼也想到自己随時可能被捕，于是便弄到一部小開本的《神曲》，無論去哪兒都把它揣在口袋裡，要知道，人們的被捕地點不僅是家中，也可能是大街上或機關裡，有時還會被專門叫到什麼地方去，然後再從那兒被帶走，從此杳無音訊。

我的一位朋友常常抱怨說，他不能拖着那隻口袋去上班，那口袋裡裝着集中營生活所必需的所有用品，可是在被捕的時刻（半夜來家裡抓他），他卻驚慌失措，竟忘了帶上那個事先收拾好的口袋……口袋版的但丁作品被留在莫斯科，奧·曼去薩馬基哈時帶的是一個分量重得多的《神曲》版本，他就從那兒被抓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把那本書帶到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二道河”中轉集中營，他就死在那裡。我想他未必能帶到，在葉若夫和斯大林時代的集中營裡，沒有人還能想到書。

原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與奧·曼兩人事先并未商量，卻同時在閱讀但丁。待他們互相了解這一情況之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為奧·曼背誦了《神曲》的片斷，聽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朗誦，奧·曼激動得熱淚盈眶，他喜歡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嗓音。

阿赫馬托娃和奧·曼兩人都具有一種驚人的才能，即在閱讀詩人的作品時，他們似乎能消除那橫亘在他們與那些詩人之間的時間和空間。這種閱讀就其本質而言是時代錯亂的，但他倆卻藉此與原作者産生了個人聯系。這種閱讀近似交流和交談，其對象不僅是同時代人，而且也包括那些早已逝去的人。奧·曼在但丁那裡似乎也發現了這種能力，當他看到但丁在地獄與自己喜愛的古希臘羅馬詩人相遇時的場景。

在《論詞的天性》一文中，奧·曼曾提及柏格森，後者在僅僅被時間隔開的各種同類現象中尋找聯系，奧·曼認為這一方法也另有妙用，即跨越時間和空間去尋找朋友和盟友。濟慈可能也明白這一點，因為他也想在酒館裡遇見他所有那些健在的和逝去的友人……阿赫馬托娃讓那些已經離開我們的人複活，以便與他們交流，她對他們的生活、他們與他人的交往很感興趣。她就是這樣首次把雪萊介紹給我的，她似乎是拿雪萊來練手的……之後，她便開始了一個與普希金交流的時代。她帶着一位偵查員或一名吃醋女子的敏感一步一步地探聽清楚，大家當年是如何行事、思想和說話的，普希金身邊圍着哪些人，她徹底摸清每一個心理動機，弄明白誰曾獲得普希金的一個微笑。

在面對任何一位生者時，阿赫馬托娃均從未展現出這種強烈的個人興趣。還有一點，她無法忍受作家的妻子，尤其是詩人的妻子。我永遠都弄不明白，她為何将我當成了例外，但事實就是，她這樣做了，盡管她自己也難以解釋為什麼……奧·曼則與阿赫馬托娃相反，他幾乎不去探究其友人的個人生活，我這裡指的是那些過去的詩人，因為對待健在的詩人朋友他十分關注，雖然表面上看似乎有些漫不經心，對于我們周圍那些人，他的了解遠勝過我，我時常甚至不相信他的話，可結果證明他總是對的。

對于娜塔莉娅·岡察羅娃(10)、帕列季卡(11)或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2)等這樣一些女性，他卻毫無興趣，知道他對此類問題無動于衷之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就不再與他分享自己的看法了。關于健在者他卻不願表态：讓他們想怎樣做就怎樣做呗……他倆會談到詩行，談到細部，——您發現這個奇迹了嗎？您記得那裡是怎麼寫的嗎？為什麼……他倆常常一同朗誦，道出他們喜愛的詩句，互相饋贈他們各自找到的佳句，就像俗話說的那樣，禮尚往來……為奧·曼的最後幾年增添色彩的是但丁和其他一些意大利詩人，但像往常一樣也有俄國詩歌。

在奧·曼的早期生活階段與他相伴的是哪些書籍，這就更難說清了。一九一九年在基輔，他是帶着弗洛連斯基的書（《真理的柱石和根基》(13)）來的。看來，最令他驚歎的是那本書中關于懷疑的篇章，因為他關于懷疑不止一次說過同樣的話，不過并未說明出處。他在上中學時肯定讀過赫爾岑，在他的青少年時期，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14)也曾成為他的交談者，作為一位哲學家而非詩人的索洛維約夫顯然讓奧·曼感覺更為親近，這種親近程度超過一般人的想象。他從未在文章中提及索洛維約夫，道理很簡單，因為他的文章大都寫于蘇維埃時期，原是打算送去發表的，但沒有一個編輯願意發表關于索洛維約夫的言論，除非是對索洛維約夫的聲讨和辱罵。

不過，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決定性影響之痕迹在奧·曼這裡卻随處可見，如索洛維約夫版的基督教世界觀，以及展開争論的方式方法、對話體、許多固定概念，甚至一些個别字眼。比如，奧·曼在獻給别雷的詩中所使用的“人、時間和印象的柱石”，就會讓人想到索洛維約夫哲學文集中曾出現過的“思想的柱石”的說法。奧·曼非常推崇索洛維約夫。

我們曾在中央改善學者生活委員會的一家名叫“烏茲科耶”的療養院小住，這家療養院從前是特魯别茨科伊家(15)的莊園，索洛維約夫當年就是在此去世的，讓奧·曼感到驚訝的是，在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曾經工作并最終病逝的那間深藍色的書房裡，那些蘇聯學者居然還能無動于衷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寫着小文章，看着報紙，聽着廣播。我當時對索洛維約夫一無所知，他于是頗為嫌棄地沖我說道：“你也是個野蠻人，和他們一個樣……”這群教授讓奧·曼覺得，他們正在野蠻地侵犯俄國文化的聖地。他在這些地方很少與他們交談，顯得離群索居。

一次，一些研究哲學和文藝學的女子到博爾舍沃來找他，要求他朗誦詩作，并對奧·曼說：“您是我們的詩人……”他卻回答她們說：要搞清楚，如果他的詩歌存在，就不會存在她們的學術，反之亦然，是以，愛好和平的雜食性格是沒有立錐之地的……奧·曼會随時道出這樣的反常話語，或在編輯部，或在演講時（自然總是不公開的演講），或在私下的交談中，這便派生出許多傳聞，說奧·曼的性格讓人難以忍受，其實，他隻不過有點偏執而已。奧·曼的偏執足夠十個作家用，但遺憾的是，這種品質并不是憑票供應的……奧·曼尤其無法忍受我們那些搞科研的知識分子：“他們全都是叛徒……”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當局已經學會“提高”那些有用者的“生活水準”，并且不允許在這一方面有任何“平均主義”。

層次的劃分變得十分醒目，每個人都想保住自己艱難擷取的安樂生活。人們尤其看重這一點，因為革命初期那殘酷的貧窮剛剛過去，沒有任何人願意去重複那樣的體驗，于是，一個擁有“信封”(16)、别墅和汽車的人數不多的特權階層便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他們很晚才意識到這種安樂生活的虛幻性，在大恐怖時期人們才恍然大悟，一切都可以在一瞬之間被剝奪，無需任何理由……而在此時，這些得到恩寵的人還在竭盡全力地完成需要他們完成的一切事情。在沃羅涅日，奧·曼有一次給我看一份報紙，上面刊有巴赫院士(17)就《簡明教程》發表的一份聲明。“瞧，他竟然寫道：《簡明教程》是我一生中的一個時代……而且他還是‘簡明’的……”“不是他寫的，是照抄的。”我說。這樣的檔案會事先準備好，然後拿到某人家裡，隻需在上面簽上自己的名字……“那就更糟了。”奧·曼回答。

巴赫院士又能怎樣做呢？對文本進行修改，為了不在這篇十足的官樣文章上署名，另起爐竈寫一些更為體面的東西？我對此無法肯定……或是趕走那位前來要他簽字的記者？能要求那些對此類行為之後果心知肚明的人這樣做嗎？我認為不能。那該怎麼辦呢？我不知道。大恐怖的獨特之處便在于，所有人都被縛住了手腳，沒有人能動一動指頭。(18)

但是，如今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否有過知識分子能堅守其獨立性的時刻呢？這樣的時刻似乎有過，但早在革命前便出現松散和分化的知識分子已不再關心其獨立性，因為有過一個投降和價值重估的過程。或許，如今正在進行一場新的價值确立運動，各種價值觀在盲目、緩慢、艱難地積累。我永遠不會知道人們能否堅守這些價值，并在我們即将面臨的考驗中捍衛這些價值。

(1)語出曼德施塔姆為别雷寫的悼亡詩。

(2)語出《第四篇散文》。

(3)見勃留索夫的《燈籠》一詩。

(4)瓦爾哈拉宮，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的陣亡将士冥間神殿。

(5)默裡克（1804—1875），德國詩人、小說家。

(6)斯特爾日戈夫斯基（1862—1941），奧地利藝術學家。

(7)摩西·霍倫斯基（410—490），亞美尼亞中世紀曆史學家，著有《亞美尼亞史》。

(8)伊萬·肖邦（1798—1870），史學家。

(9)赫爾德（1744—1803），德國詩人、史學家。

(10)普希金的妻子。

(11)據說此人安排了丹特斯和娜塔莉娅的約會。

(1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

(13)弗洛連斯基（1882—1943），宗教哲學家，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書出版于1913年。

(14)索洛維約夫（1853—1900），哲學家，俄國現代哲學的創始者。

(15)貴族世家，其中的謝爾蓋·特魯别茨科伊（1862—1905）和葉夫蓋尼·特魯别茨科伊（1863—1920）均為俄國宗教哲學家、索洛維約夫的信徒。

(16)據說斯大林會給他賞識的人發放裝有現鈔的信封。

(17)可能指阿列克謝·巴赫（1857—1946），蘇聯生物化學學派和蘇聯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創始人。

(18)此處回憶恐有誤，《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于1938年9月，當時曼德施塔姆已被關押。

本文選自《曼德爾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 著

劉文飛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