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的故事：桃源仙居图》 2021 浦东美术馆
《凤凰》 2021 徐冰工作室
《英文方块字书法室》 2021浦东美术馆 ◎剀弟
展览：徐冰的语言
展期：展至2022年8月23日
地点：浦东美术馆
正在浦东美术馆展出的“徐冰的语言”是国内目前最大规模的徐冰个展。在展览中，艺术家的多重身份——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央美院教授等隐去了，作品成为主角，而他知名的作品比如《天书》和《地书》，因为隐藏的脉络显现而变得更加立体。
“文字”的创造
徐冰传播度最广的作品应该是他1987-1991年的《天书》，这也是一进入展厅最先看到的作品。
在长方形的空间里，从天花板一路垂吊下来的三个长卷上，印满了看起来非常像古代汉字的“文字”，下方对应着一本本打开的“古籍”。这些以活字印刷术的经典方法印制的典籍中的文字总共有4000多个，对应着常用汉字的数量，是徐冰在研究生毕业之后用了近四年时间一个个刻出来的。
这些典雅而经典的字像极了汉字，但仔细辨识，没有一个字能读懂，也因此，这件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展出时，引起了不少传统人士的抨击。而这也是《天书》这个作品乍看最有意思的地方，即这些文字的无意义性。
这件作品的创作背景要回溯到艺术家的青年时期，经历了上山下乡，考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徐冰被分配到版画系学习，他在这个阶段创作了一系列回忆下乡生活的木刻版画作品，名为《碎玉集》。在这些木刻小品之后，参观了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北朝鲜美术展”，徐冰遇到了一个问题，怎么才能从这种艺术中出来，做新的艺术？
在《世界美术》上看到的一幅安迪·沃霍尔以重复形式创作的丝网版画作品，启发了徐冰对版画进行思考：版画具有的“复数”特性，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而版画对材料的处理，包含着与当代艺术得天独厚的亲近关系。针对“复数性”，徐冰开始了《五个复数系列》实验，用同一块板，边刻边刷，将创作行为化为作品，从画面全无到出现又到隐没，创作出颇具抽象意味的长卷，这件作品的核心，不在于最终呈现的图像，而是创作过程中手上所经历的一切。
这个实验为《天书》的创作做了准备。为什么会选择汉字？徐冰自己某次提到过，在他成长时正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运动，一些繁体字被废除，一些又恢复使用，这让他觉得人为确定的文字，既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根基，也是统一思想的工具。
从1986年开始，他脑子里出现“做一本谁都读不懂的书”的想法，从关于版本和线装书的知识调研，到确定字体，准备工具、字块，再到造字，每一步徐冰都力求向经典靠拢，并且每道工序都要求精准严格、一丝不苟。“假戏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艺术的力度就会出现。”
徐冰用做一本内容被抽空的“典籍”回应了关于“新的艺术”的思考和疑问。我们看《天书》，第一时间猜测这是个严肃的“玩笑”，但是真正的艺术品在于时间所蕴含的创作过程。依照《康熙字典》笔画从少到多的序列关系，徐冰平行地编造了4000多个字，将字稿转移到木块上，自写自刻，如同修行一般，每天关在自己的小屋里开始了刻字工程。他说：“人生的核心命题是‘度过’，就是如何把时间用掉的能力。”这让人联想起后现代艺术之父杜尚说过的，他的作品就是他所度过的时光。
从《五个复数系列》到《天书》，艺术家巧妙地以自己的方法找到了创作的现成物：语言文字。
上世纪90年代移居美国，从语言文字出发，徐冰又创作了《A,B,C…》《转话》《后约全书》等，来回应自己面对另一种语言时产生的问题，几乎用一种实用主义方法，以中文方法来嫁接英文，一直到《英文方块字》，用中文的书法笔态来书写英文，重构英语字体结构，徐冰这个时候已经走了一个闭环，以同样的拆解重组方法，从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
“符号”的故事
语言文字在《天书》和其后一系列文字书写的作品中有时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解读。从2003年开始，徐冰慢慢发展出的《地书》，则是反其道，回到了图像的识别和表意功能。
萌生“用人人可以读懂的标识符号做一本书”的想法，源自徐冰在千禧年左右观察到的，在例如机场这类汇集不同国家的人的公共场合里，公共标识是唯一全球通用、让人们可以无障碍理解的语言。那么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做一本书，甚至造一个世界呢？
《天书》反映了艺术家“一直以来对知识进不去又出不来的敬畏之感”，《地书》则是对人们通过符号语言创作一个标准化世界的尝试，从收集符号标志，到创作出一本用公共符号讲故事的书，这个项目一路丰富，到今天也近二十年了。
世界通用的标准化符号当然不能取代真正的文字语言，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全球化、数字化进程的一种巧妙指涉，也在今天疫情背景下变得微妙。因为这些符号被设计出来以及被广泛应用，正是基于信息需要被快速识别的社会背景，人们需要建立一种快捷辨识的符号，是某种文明出现的产物，背后是统一的社会规范。
从《地书》到《背后的故事》，作品完全不同，但是在创作理念上，也可以找到某种奇妙的相似。《背后的故事》运用干枯植物、报纸、塑料袋等废弃物，在宣纸玻璃背后，通过调节光在空间中的状况，呈现中国山水画的效果。这种完美模拟的状态，正是因为对国画某种符号性的准确把握，它不借助笔墨，但却有极其近似的形色韵味，是在人们调用了关于山水画的认识结构之后的认同，这种理解同样需要一种模式的预先成立。
之后，艺术家在《芥子园山水卷》的创作中，用典型图画范式重组山水手卷，深化了艺术家对中国艺术符号化特征的理解。《文字写生》《汉字的性格》则是借用了中文里文字作为象形符号的特性，继续用符号进行创作，用模拟对程式化提出疑问。我们在看这些作品时，除了感叹艺术手法的精妙和作品的美感外，比较有趣的问题是，是谁确定了这些文化程式？这些符号的有效性是否可靠？
图像被拆解成符号，成了一部《蜻蜓之眼》的电影，材料为监控拍下的视频，艺术家用这些镜头资料通过剪辑戏仿了一个“人生改变和爱情寻找”的故事。电影作为一种程式化的叙事，与监控视频的镜头画面产生了奇异的合并，旁白与画面并非严丝合缝，这件作品有趣的地方正是来自原材料的背后故事，镜头的真实让整个故事更显荒诞。
从文字符号开始，以视觉符号终止，这又是一层艺术家的闭环。
“挪用”的禅意
徐冰在展览序中说：“艺术家一生所做的事，其实是在修建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闭环’……随时代变迁，这个‘闭环’总会露出缺口，需要找来更有效的材料去弥补。这样看来，艺术创作是一件持续生长的事情。”
这个缺口可见灵光一闪，这里符号被消解、闭环被打破。比如徐冰2004年的《何处惹尘埃》。美国911事件之后，整个曼哈顿下城被灰白色的粉尘覆盖，徐冰收集了一包灰尘，对应慧能的偈语，创作了这个装置作品。个中巧妙意味将人带离因果闭环，让人联想到杜尚“好事不如无”的思想。
灵光一闪的感觉，在《烟草计划》这个作品项目中也出现了，并不在66万支香烟组成的《烟草计划-荣华富贵》“虎皮地毯”中，而是作品《火柴花》。远看是一把枯枝，近看也是一把枯枝，但是每个枝头都变成了火柴头。关于《烟草计划》，丰富的内容和背景让项目带着社会学的属性，但是徐冰关于这个项目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可以成为理解的题眼，他说：“烟对人生理上的害处和人从烟雾缭绕中所得到的东西，得与失之间，其实很难做出判断。”
整个展览的高潮，在第一眼看到最后一件作品——大型装置作品《凤凰》之时出现，视野和心理都顿时有了开拓和自由之感。这件作品早就听闻，也看过照片，可是当我们处于现场，在场感还是具有绝对压倒性的。这两只“凤凰”是用真实的建筑材料、建筑废弃物、劳动工具、工人生活用品制造的，徜徉在其下，你可以看出哪一块是挖土机，哪一块又是卷帘门，哪里是安全帽等等，震撼人的不仅是体态庞大，还有这种工业建造的痕迹，废弃的材料伤痕累累，被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重新安置。
这个作品原本是委托作品，要放在北京CBD大楼公共空间里，但是因为诸多关系纠缠而没有能够放进大楼，于是成为艺术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展出。徐冰提出，“由于‘凤凰’的每一块材料都被劳动者之手触碰过，它们自带神性，这对‘凤凰’伤痕累累却自带尊严。这件当代作品借鉴了民间艺术的手法，用最低廉的材料，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缺口的出现，也许来自对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发问，这让徐冰不停地以自己的艺术语言去寻找表达的方法，并横跨不同领域，对最新技术保持敏感，这也是一种不停更新的求知态度。不少人提到艺术家的这个特点，会说这是一种特殊年代背景下成长的人具有的谦逊和自省，而谦逊和自省，不管什么年代，都是一个艺术家的最高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