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座现代都市而言，文化空间的“体验值”，一定程度代表其生活的“理想值”。
伴随着5G普及、消费失焦、国潮狂欢等时代变化，2021年，城市文化与消费、技术进一步融合创新，让身处其中的居民，在文化空间体验上有了更多新选择。而体验值的高低，也成为人口流动新的变量。
如何促进新型文化空间的诞生与革新，增加城市软性竞争力，将成为中国诸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长久课题。
那么，新型文化空间，“新”在何处，因何而起？哪些城市更容易孕育革新，又将有着怎样的发展方向？
新在何处？
新旧相对，辩证一体。在定义新型文化空间之前，不妨先看原有文化空间的概念内涵。
不同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视角的理解，在都市研究领域，“文化空间”等同于“城市公共文化场所”，属于狭义文化空间范畴，重点探讨都市文化、现代性与全球化。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书店、博物馆、艺术馆等建筑场所是最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空间。
2021年，疫情重压下，一些可喜的现象不期而遇，安抚人们疲惫的灵魂。
4月，“市井文化代表品牌”超级文和友，以“深港文化综合体”的全新面目进驻深圳，5万多人预约排号刷爆朋友圈；5月，杭州河桥古镇《狐妖小红娘》景区开业，首创动漫+科技+夜游全新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6月，《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开城纳客，声、光、电、画等在智慧数字控制系统的终端调控下，21个剧场转身即沧海桑田……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视觉中国/图）
这些热气腾腾的新型文化空间，生机勃勃，流光溢彩。研究团队认为，相较于传统而言，新型文化空间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投资与运营主体越发多样。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1年中国旅游集团20强及提名名单》显示，《只有河南》背后的建业集团、《狐妖小红娘》景区背后的杭州商贸旅游集团均名列其中，大型市场主体的进驻让改变有更充分的资金支持于选择空间，同时，文和友等中小型民营机构自主开创领地，运营方式更加市场化。
第二，文化与消费、科技元素的融合。在竞相迸发的创意指引下，“文化+”愈发流行，呈现与消费、科技等明显的融合之势，提供沉浸互动的新体验。
一方面，以文和友为代表的餐饮、娱乐品牌，挖掘地域特色，结合潮流文化，形成文化+消费的新型商业模式；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超脱于物质空间限制的科技革新，带给人们新的惊喜。
《狐妖小红娘》景区中裸眼3D、全息成像、AR增强现实等科技的运用，创造出不同于传统单向度的文化展示模式，提供沉浸、互动、无界等新的体验感受。
没有一个“+”形同虚设。文化与消费领域、科技创新的结合成果，不仅是新型文化空间的瑰丽炫酷，还有空间提供的复合式功能体验：从休闲到审美、从参观到消费、从物质到精神。
新型文化空间的新主体、新形式和新功能，为城市文化赛道的竞争增添了一道绚烂的光环。
那这一革新，到底因何而起？
因何而起？
其实，新型文化空间的探索早在十年前已有朦胧身影。2013年，CNN专题报道南京先锋书店，并赞称其为“中国最美书店”，这家以“学术、文化沙龙、咖啡、艺术画廊、电影、音乐、创意、生活、时尚”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品牌，是新型文化空间探索的早期样本之一。
2021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等3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鼓励创新文化业态，各地据此积极推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业界专家普遍认为，公共文化空间提档升级已上升到战略层面，新型文化空间建设正从基层试点探索向全国推广普及。
十年来，新型文化空间从个别萌芽到全面流行，从个体试水到政策鼓励，从小步探索到全面革新。什么原因加速了这一变化？
作为硬币的正反两面，生产与消费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而文化空间则是构建两者链接的主要区域。
在解释新型文化空间的诞生原因前，我们不妨先通过数据，看看不同城市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关系。
根据中国57城文化空间体验榜，文化生产力前30名中，20个城市的文化消费力排名下降，差距最大至30个位次。当然，位差只是两个指标在57城的相对位置比较，不能代表两项数据的绝对表现。但也能帮助我们管中窥豹，对比中了解城市的相对弱点与优势。
纷繁复杂的文化游戏，两列队伍悄然形成，说不上剑拔弩张，但也的确是风格各异的不同模式。
长沙、珠海、无锡等率“逆袭队”自成一派，凭借相对弱势的资源供给支撑起强大的消费市场。其中，长沙跃进“龙门”挤入文化消费能力前五，并且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教育与娱乐支出、文娱在总消费支出占比两项指标均在57城中排名前三；广州反超北京荣升文化消费力亚军；扬州、三亚等城市文化消费排名较文化供给均有大幅提高。
对于此类城市来说，强大的消费能量难以在现有文化资源中满足并消耗，更多市场主体看到蓝海，主动加入供给行列，商业端的主动融合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新型文化空间诞生最初的动力。
20世纪70年代，在消费主义与体验经济共同作用下，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融合了消费、文化的空间场所开始出现，雷·奥尔登堡将其称为“第三空间”。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业端主动与文化的融合，已经不单纯是锦上添花，渐渐成为其自救的一种手段。
疫情黑天鹅的持续影响、线上消费的进一步下沉、剧本杀等新型消费业态出现，原有购物中心、餐饮等商业单位，越来越难以把握年轻人的消费喜好与痛点。在吴晓波看来，“消费失焦”，成为2022年的关键词之一。
上海百联TX淮海（视觉中国/图）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弱生产强消费的城市来说，文化+消费的融合是心甘情愿的双向奔赴。而国潮兴起、5G普及等时代趋势的推演，也为“强生产弱消费”城市增加新的逆袭变量。
2021年，在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触发的“鲇鱼效应”下，全国各地掀起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耕、再现热潮，“内卷”式地推陈出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而国家经济实力和国家地位的提高，团结抗疫激发的民族归属感与自豪感，种种原因使年轻人心态与审美发生转向，更欣赏传统文化的深邃与肃穆，探究传统艺术的精美与灵巧。网友与鸿星尔克、李宁、贵人鸟等国货的热切互动和“野性下单”，也证明了当代消费者对国潮文化品牌的支持。
此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以数字化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进一步开放鼓励VR、AR、全息投影等新技术的应用，文化新业态的融合创新成为时代召唤。
强生产弱消费的城市如洛阳、西安、成都、杭州和厦门等，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或环境优美自然资源禀赋好，又或者两者兼具。国潮兴起与5G普及，使其成为站上时代浪潮的“新宠儿”，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技术”新型文化空间的孕育基地。
国内国际双循环已成发展新格局，国内消费市场越发重要，优秀传统文化再次成为主流审美，5G基础建设与技术水平日益成熟，文化空间创新的内外部条件趋于成熟，我们已然站在新型文化空间革新的十年新起点。
“杠铃式”文化空间创新
研究团队认为，文化空间的革新将主要发生在文化生产能力强弱的两端城市，呈现出“杠铃式”的城市文化空间新格局。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写道，“任何产业基础、政策扶持、人文素养乃至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无法与当地的改革创新意识相匹敌。”这一产业发展的真理同样适用于文化发展的路径。
弱供给城市的文化创新源泉，来自于难以内生消耗的消费能量。也就是说杠铃中“弱生产”一端，并非指文化生产能力的薄弱，而是相对于文化消费能力的剪刀差来说。
当一个城市在57城的文化供给排名小于文化消费排名，强大的消费能量难以在现有文化资源中满足并消耗，更多市场主体看到蓝海，主动加入供给行列。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商业端的主动融合，如购物中心、咖啡馆和餐饮店铺等。这种情况正在长沙、珠海、昆明，以及扬州、常州、上海等部分长三角城市发生着。
在数十个省市协力打造的2021长三角及全国部分城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中，共征集六种空间类别，除去文博艺术空间、公共阅读空间等传统空间之外，商圈文化空间、跨界文化空间也赫然在列。
在20个最美公共文化空间获奖项目中，“百联TX淮海｜年轻力中心”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没有“购物中心”，更没有“商场”后缀，这家“年轻力中心”2021年举办354场策展，通过跟消费者的需求测试与碰撞，激发新的商业灵感，通过满足消费、观展、休闲、社交等复合型需求，创造出一个传递多元文化与年轻生活方式的空间。
对于其他单位的商业机构，这种“+文化”更为普遍。以超级文和友为例，外部现代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部却用7层“老楼”重现八十年代的老长沙，通过对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细节复刻，长沙超级文和友唤醒了一代人的城市记忆，将自己打造成城市新老朋友的“会客厅”。
长沙超级文和友（视觉中国/图）
商业力量与消费主义的浸润，为弱生产杠铃一端注入革新的动力。杠铃的另一端，强生产供给的城市，创新的动力源泉则是国潮的兴起与科技的进步。这种模式的革新，发生在洛阳、西安、成都、杭州、厦门等底蕴深厚的城市。
坐拥千年文明的古城们，在国潮文化潮流的鼓励下，深度挖掘自身资源优势，在AR、VR、云计算、AI等技术赋能下，极大刺激文旅新业态的兴起，掀起一波波新型文化空间革新的浪花。
五一期间的杭州临安河桥镇，绵延35米的墙面全部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再现涂山古城全貌，在新科技和IP加持下，这个一度萧条的国家4A级景区重现热闹。
技术丰富线下文化空间的感受之外，还在塑造线上虚拟文化空间。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时代，网络虚拟空间环境不仅拓展了文化空间的内涵，还突破了对物理空间的依赖，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参与方式，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
在疫情催生下，“云游博物馆”线上系列文化活动广受欢迎；春晚《唐宫夜宴》以来，河南推出的系列中国节日节目引爆网络，借助视频作品，为人们构造了文化分享、感受的新平台。
走向何方？
在吴晓波看来，我们如今已进入K型时代：简单来说就是行业的剧烈分化。一个行业的利润，很可能只集中在少数能应对变化、实现创新的企业中。
K型时代
在国家资源调配与政策指导中，K型时代不会是城市发展的终点。但是在全面放开落户、用脚投票的现实下，人才流动或许重现K型走势：少数城市人口进一步集聚，人口流出地进一步收缩。这必然会间接影响城市命运。满足新时代劳动者的体验价值与就业价值，提高城市文化体验值，是提升人口吸引力的关键。
杠铃两端的城市，似乎已经找到转变的机会，但是这条革新之路，险阻重重，尤其是在文化+技术、文化+消费的融合中，要把握好尺度，妥善处理“参观感与参与感”“中心与边缘”等多组矛盾关系。
城市文化空间用互动、参与的策略为“别处”的人消除与空间的距离感，小心翼翼地展示文化的“可参观性”；同时，伴随文化空间的商品化趋势，个体的消费属性被无限期待和放大，“参与”需求被置于次要地位。“参与感”与“参观感”的矛盾就此体现。
这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观点，权力、资本操控下，那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空间逐渐趋于同质化，“在地感”流失，“文化性”减弱，市民能够发挥创意、表达真实需求的空间越来越萎缩。
“在地感”的流失，社会人类学者项飙也深有同感。他将其描述为“中心与边缘”矛盾。在接受吴琦采访时他曾表示，“今天‘地方’的文化意义真的是被抽空了。”很多博物馆、文旅项目没能够发掘、系统化地方的声音，丧失了地方本土特色的东西，很难进入人心。所谓“地方的声音”就是强调多元，鼓励地方社会在文化上的自洽，诉诸本地居民的文化意义与精神感受。
正如美国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提出的，多样性是维持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而通过空间的合理开放，融合了消费、技术、文化的新型文化空间，是这种活力的源泉之一。但在未来发展中，要坚守文化的本真性，避免商业的过度浸润，妥善处理“参观感与参与感”“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1]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2]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对谈》
[3]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4]伍乐萍，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
[5]吴晓波，《预见2022·吴晓波年终秀》
[6]吴丹丹，《基于社会创新视角的城市文化空间营造研究》
[7]杨超，《基于文化资本理论的城市文化空间再生产研究》
[8]孙小逸，《空间的生产与城市的权利：理论、应用及其中国意义》
[9]范莎莉，《体验式文化空间的研究——以家具作坊空间为例》
[10]王琛芳，《文化消费时代背景下城市文化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11]杨启，《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成都文化消费空间研究》
[12]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13]浦东发布，《“好看”+“好用”！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升级至“全国版”》
[14]王彬，《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获“政策高配”》，澎湃报道
南方周末研究员 郭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