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座現代都市而言，文化空間的“體驗值”，一定程度代表其生活的“理想值”。
伴随着5G普及、消費失焦、國潮狂歡等時代變化，2021年，城市文化與消費、技術進一步融合創新，讓身處其中的居民，在文化空間體驗上有了更多新選擇。而體驗值的高低，也成為人口流動新的變量。
如何促進新型文化空間的誕生與革新，增加城市軟性競争力，将成為中國諸城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長久課題。
那麼，新型文化空間，“新”在何處，因何而起？哪些城市更容易孕育革新，又将有着怎樣的發展方向？
新在何處？
新舊相對，辯證一體。在定義新型文化空間之前，不妨先看原有文化空間的概念内涵。
不同于人類學、文化學、社會學等視角的了解，在都市研究領域，“文化空間”等同于“城市公共文化場所”，屬于狹義文化空間範疇，重點探讨都市文化、現代性與全球化。在這種理論影響下，書店、博物館、藝術館等建築場所是最習以為常的傳統文化空間。
2021年，疫情重壓下，一些可喜的現象不期而遇，安撫人們疲憊的靈魂。
4月，“市井文化代表品牌”超級文和友，以“深港文化綜合體”的全新面目進駐深圳，5萬多人預約排号刷爆朋友圈；5月，杭州河橋古鎮《狐妖小紅娘》景區開業，首創動漫+科技+夜遊全新模式，給遊客帶來沉浸式文旅新體驗；6月，《隻有河南·戲劇幻城》開城納客，聲、光、電、畫等在智慧數字控制系統的終端調控下，21個劇場轉身即滄海桑田……
《隻有河南·戲劇幻城》（視覺中國/圖）
這些熱氣騰騰的新型文化空間，生機勃勃，流光溢彩。研究團隊認為，相較于傳統而言，新型文化空間有三個顯著特點：
首先，投資與營運主體越發多樣。據中國旅遊研究院《2021年中國旅遊集團20強及提名名單》顯示，《隻有河南》背後的建業集團、《狐妖小紅娘》景區背後的杭州商貿旅遊集團均名列其中，大型市場主體的進駐讓改變有更充分的資金支援于選擇空間，同時，文和友等中小型民營機構自主開創領地，營運方式更加市場化。
第二，文化與消費、科技元素的融合。在競相迸發的創意指引下，“文化+”愈發流行，呈現與消費、科技等明顯的融合之勢，提供沉浸互動的新體驗。
一方面，以文和友為代表的餐飲、娛樂品牌，挖掘地域特色，結合潮流文化，形成文化+消費的新型商業模式；另一方面，随着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超脫于物質空間限制的科技革新，帶給人們新的驚喜。
《狐妖小紅娘》景區中裸眼3D、全息成像、AR增強現實等科技的運用，創造出不同于傳統單向度的文化展示模式，提供沉浸、互動、無界等新的體驗感受。
沒有一個“+”形同虛設。文化與消費領域、科技創新的結合成果，不僅是新型文化空間的瑰麗炫酷，還有空間提供的複合式功能體驗：從休閑到審美、從參觀到消費、從物質到精神。
新型文化空間的新主體、新形式和新功能，為城市文化賽道的競争增添了一道絢爛的光環。
那這一革新，到底因何而起？
因何而起？
其實，新型文化空間的探索早在十年前已有朦胧身影。2013年，CNN專題報道南京先鋒書店，并贊稱其為“中國最美書店”，這家以“學術、文化沙龍、咖啡、藝術畫廊、電影、音樂、創意、生活、時尚”為主題的文化創意品牌，是新型文化空間探索的早期樣本之一。
2021年3月，文化和旅遊部等3部委聯合釋出《關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品質發展的意見》，鼓勵創新文化業态，各地據此積極推進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業界專家普遍認為，公共文化空間提檔更新已上升到戰略層面，新型文化空間建設正從基層試點探索向全國推廣普及。
十年來，新型文化空間從個别萌芽到全面流行，從個體試水到政策鼓勵，從小步探索到全面革新。什麼原因加速了這一變化？
作為硬币的正反兩面，生産與消費相伴而生、相輔相成，而文化空間則是建構兩者連結的主要區域。
在解釋新型文化空間的誕生原因前，我們不妨先通過資料，看看不同城市文化生産與文化消費的關系。
根據中國57城文化空間體驗榜，文化生産力前30名中，20個城市的文化消費力排名下降，差距最大至30個位次。當然，位差隻是兩個名額在57城的相對位置比較，不能代表兩項資料的絕對表現。但也能幫助我們管中窺豹，對比中了解城市的相對弱點與優勢。
紛繁複雜的文化遊戲，兩列隊伍悄然形成，說不上劍拔弩張，但也的确是風格各異的不同模式。
長沙、珠海、無錫等率“逆襲隊”自成一派，憑借相對弱勢的資源供給支撐起強大的消費市場。其中，長沙躍進“龍門”擠入文化消費能力前五，并且城鎮居民人均文化教育與娛樂支出、文娛在總消費支出占比兩項名額均在57城中排名前三；廣州反超北京榮升文化消費力亞軍；揚州、三亞等城市文化消費排名較文化供給均有大幅提高。
對于此類城市來說，強大的消費能量難以在現有文化資源中滿足并消耗，更多市場主體看到藍海，主動加入供給行列，商業端的主動融合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新型文化空間誕生最初的動力。
20世紀70年代，在消費主義與體驗經濟共同作用下，公共空間與私有空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融合了消費、文化的空間場所開始出現，雷·奧爾登堡将其稱為“第三空間”。
随着時代的發展，商業端主動與文化的融合，已經不單純是錦上添花，漸漸成為其自救的一種手段。
疫情黑天鵝的持續影響、線上消費的進一步下沉、劇本殺等新型消費業态出現，原有購物中心、餐飲等商業機關，越來越難以把握年輕人的消費喜好與痛點。在吳曉波看來，“消費失焦”，成為2022年的關鍵詞之一。
上海百聯TX淮海（視覺中國/圖）
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弱生産強消費的城市來說，文化+消費的融合是心甘情願的雙向奔赴。而國潮興起、5G普及等時代趨勢的推演，也為“強生産弱消費”城市增加新的逆襲變量。
2021年，在河南衛視“中國節日”系列節目觸發的“鲇魚效應”下，全國各地掀起優秀傳統文化的深耕、再現熱潮，“内卷”式地推陳出新，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活”起來。
而國家經濟實力和國家地位的提高，團結抗疫激發的民族歸屬感與自豪感，種種原因使年輕人心态與審美發生轉向，更欣賞傳統文化的深邃與肅穆，探究傳統藝術的精美與靈巧。網友與鴻星爾克、李甯、貴人鳥等國貨的熱切互動和“野性下單”，也證明了當代消費者對國潮文化品牌的支援。
此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深入發展，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2021年12月12日，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以數字化推動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進一步開放鼓勵VR、AR、全息投影等新技術的應用，文化新業态的融合創新成為時代召喚。
強生産弱消費的城市如洛陽、西安、成都、杭州和廈門等，或曆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厚，或環境優美自然資源禀賦好，又或者兩者兼具。國潮興起與5G普及，使其成為站上時代浪潮的“新寵兒”，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文化+技術”新型文化空間的孕育基地。
國内國際雙循環已成發展新格局，國内消費市場越發重要，優秀傳統文化再次成為主流審美，5G基礎建設與技術水準日益成熟，文化空間創新的内外部條件趨于成熟，我們已然站在新型文化空間革新的十年新起點。
“杠鈴式”文化空間創新
研究團隊認為，文化空間的革新将主要發生在文化生産能力強弱的兩端城市，呈現出“杠鈴式”的城市文化空間新格局。
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寫道，“任何産業基礎、政策扶持、人文素養乃至地理區位等方面的客觀條件，都無法與當地的改革創新意識相匹敵。”這一産業發展的真理同樣适用于文化發展的路徑。
弱供給城市的文化創新源泉，來自于難以内生消耗的消費能量。也就是說杠鈴中“弱生産”一端，并非指文化生産能力的薄弱，而是相對于文化消費能力的剪刀差來說。
當一個城市在57城的文化供給排名小于文化消費排名，強大的消費能量難以在現有文化資源中滿足并消耗，更多市場主體看到藍海，主動加入供給行列。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商業端的主動融合，如購物中心、咖啡館和餐飲店鋪等。這種情況正在長沙、珠海、昆明，以及揚州、常州、上海等部分長三角城市發生着。
在數十個省市協力打造的2021長三角及全國部分城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間大賽中，共征集六種空間類别，除去文博藝術空間、公共閱讀空間等傳統空間之外，商圈文化空間、跨界文化空間也赫然在列。
在20個最美公共文化空間獲獎項目中，“百聯TX淮海｜年輕力中心”成為一道靓麗的風景線。沒有“購物中心”，更沒有“商場”字尾，這家“年輕力中心”2021年舉辦354場策展，通過跟消費者的需求測試與碰撞，激發新的商業靈感，通過滿足消費、觀展、休閑、社交等複合型需求，創造出一個傳遞多元文化與年輕生活方式的空間。
對于其他機關的商業機構，這種“+文化”更為普遍。以超級文和友為例，外部現代繁華的商業綜合體，内部卻用7層“老樓”重制八十年代的老長沙，通過對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與細節複刻，長沙超級文和友喚醒了一代人的城市記憶，将自己打造成城市新老朋友的“會客廳”。
長沙超級文和友（視覺中國/圖）
商業力量與消費主義的浸潤，為弱生産杠鈴一端注入革新的動力。杠鈴的另一端，強生産供給的城市，創新的動力源泉則是國潮的興起與科技的進步。這種模式的革新，發生在洛陽、西安、成都、杭州、廈門等底蘊深厚的城市。
坐擁千年文明的古城們，在國潮文化潮流的鼓勵下，深度挖掘自身資源優勢，在AR、VR、雲計算、AI等技術賦能下，極大刺激文旅新業态的興起，掀起一波波新型文化空間革新的浪花。
五一期間的杭州臨安河橋鎮，綿延35米的牆面全部采用虛拟現實技術，再現塗山古城全貌，在新科技和IP加持下，這個一度蕭條的國家4A級景區重制熱鬧。
技術豐富線下文化空間的感受之外，還在塑造線上虛拟文化空間。移動網際網路及物聯網時代，網絡虛拟空間環境不僅拓展了文化空間的内涵，還突破了對實體空間的依賴，改變了傳統的文化參與方式，展現出強大的發展潛力。
在疫情催生下，“雲遊博物館”線上系列文化活動廣受歡迎；春晚《唐宮夜宴》以來，河南推出的系列中國節日節目引爆網絡，借助視訊作品，為人們構造了文化分享、感受的新平台。
走向何方？
在吳曉波看來，我們如今已進入K型時代：簡單來說就是行業的劇烈分化。一個行業的利潤，很可能隻集中在少數能應對變化、實作創新的企業中。
K型時代
在國家資源調配與政策指導中，K型時代不會是城市發展的終點。但是在全面放開落戶、用腳投票的現實下，人才流動或許重制K型走勢：少數城市人口進一步集聚，人口流出地進一步收縮。這必然會間接影響城市命運。滿足新時代勞動者的體驗價值與就業價值，提高城市文化體驗值，是提升人口吸引力的關鍵。
杠鈴兩端的城市，似乎已經找到轉變的機會，但是這條革新之路，險阻重重，尤其是在文化+技術、文化+消費的融合中，要把握好尺度，妥善處理“參觀感與參與感”“中心與邊緣”等多組沖突關系。
城市文化空間用互動、參與的政策為“别處”的人消除與空間的距離感，小心翼翼地展示文化的“可參觀性”；同時，伴随文化空間的商品化趨勢，個體的消費屬性被無限期待和放大，“參與”需求被置于次要地位。“參與感”與“參觀感”的沖突就此展現。
這即是後現代主義的主要觀點，權力、資本操控下，那些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文化空間逐漸趨于同質化，“在地感”流失，“文化性”減弱，市民能夠發揮創意、表達真實需求的空間越來越萎縮。
“在地感”的流失，社會人類學者項飙也深有同感。他将其描述為“中心與邊緣”沖突。在接受吳琦采訪時他曾表示，“今天‘地方’的文化意義真的是被抽空了。”很多博物館、文旅項目沒能夠發掘、系統化地方的聲音，喪失了地方本土特色的東西，很難進入人心。所謂“地方的聲音”就是強調多元，鼓勵地方社會在文化上的自洽，訴諸本地居民的文化意義與精神感受。
正如美國城市規劃師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提出的，多樣性是維持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而通過空間的合理開放，融合了消費、技術、文化的新型文化空間，是這種活力的源泉之一。但在未來發展中，要堅守文化的本真性，避免商業的過度浸潤，妥善處理“參觀感與參與感”“中心與邊緣”的關系。
[1]吳曉波，《激蕩三十年》
[2]項飙、吳琦，《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飙對談》
[3]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4]伍樂萍，張曉萍，《國内外文化空間研究的多元視角》
[5]吳曉波，《預見2022·吳曉波年終秀》
[6]吳丹丹，《基于社會創新視角的城市文化空間營造研究》
[7]楊超，《基于文化資本理論的城市文化空間再生産研究》
[8]孫小逸，《空間的生産與城市的權利：理論、應用及其中國意義》
[9]範莎莉，《體驗式文化空間的研究——以家具作坊空間為例》
[10]王琛芳，《文化消費時代背景下城市文化空間結構優化研究》
[11]楊啟，《基于空間生産理論的成都文化消費空間研究》
[12]中國政府網，《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
[13]浦東釋出，《“好看”+“好用”！最美公共文化空間大賽更新至“全國版”》
[14]王彬，《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獲“政策高配”》，澎湃報道
南方周末研究員 郭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