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黑丰
可以这么说，诗出于行，没有“行”，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诗，没有“行”，也不能可能有高质量的生命。
一切，都是从“行”开始的。
放逐或流放，是一种行；谪贬，也是一种行；漂泊，旅游等等与之相关的，都是一种行，不一而足。
没有谪贬，便没有诗人屈原，也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天问》《涉江》等诗；没有放逐和流放，便没有杜甫和李白，更没有《三吏三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没有放逐和流放，便没有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没有放逐和流放，便没有保罗·策兰，便没有兰波；没有漂泊，便没有本雅明，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没有流放和谪贬、没有漂泊，便不会有真正的诗人。甚至绝大多数艺术家，也都是在某种流放中、在某种漂泊中诞生和成长的。
流放、谪贬、漂泊到底是什么？
如前文所说，它们是一种“行”，一种意义上的“行”，也是一种境界上的“旅游”。
没有“行”，便没有吟，没“行”，便没有诗的生机。一切从“行吟”开始，“行吟”出诗人。
“行”一字，从对诗人的意义上说是一种苦行、苦难。没有苦难，是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作家的。反过来说，一切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是从苦行和苦难中诞生出来的。诗人就像苦行僧，必须永远处于苦点，必须永远处于低点。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诗歌，一个时代的诗歌全是那种颂歌体、全是风花雪月的东西，是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作的。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在诗集《吉檀迦利》中写道：旅客要在每个人生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
所以，“行吟诗”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本体论的、彻底的、人之根本的一种诗。“行吟”为时代、为民族、为国家提供了一种边缘性的、非中心化的、非主旋律非宏大叙事的另类式的觉者眼光。这一目光能穿越生命而超越生命、穿越人的苦难而超越苦难、穿越时代而超越时代、穿越历史而超越历史。
如何提高人之存在的意义？
一个字：行。
两个字：旅游。
行和旅游，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到世界各地走走，到与我们的地域相异的地域里走走，到与我们的文化相异的文化中走走，去踏访、去观察、去体验、去比照、去思考，归来后贡献我们的诗、我们思想、我们的精神。
行和旅游，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漂泊与放逐。自我放逐和被放逐，自我谪贬和被谪贬。
总之，只有通过“行”，人才能完成升华，看到以前所不能看到的，理解以前所不能理解的。人是在“行”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在温室里、在“盆景”中成长起来的。一生若是没有经历，便只能是一张苍弱的白纸。
所以，“行”和“行吟”对人是有意义的。只有对人有意义，对世界才有意义；只有是人的，才是世界的、全球的。
作者在安徽宏村
作者单位：《北京文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