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需要勇气、实力和努力。
撰文 | 田栋梁
来源 | “医学界”公众号
2021年底，朱斌医生再次履新，他离开了工作生活多年的北京，来到上海，加入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担任麻醉科主任并代理ICU主任。
这是自2015年7月，他从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辞职后，更换的第三家医院了。离开协和的这五年多来，用朱斌医生自己的话来说是：“偶尔有遗憾，经常遇挑战，一直在成长。”
他说：“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需要勇气、实力和努力，选择到嘉会工作，我觉得能经历在公立医院内经历不到的东西，这也是一种成长。”
手术安全核查制度引进者
离开协和医院时，朱斌已经在协和工作了近14年了，他在协和学习，也在协和成长。
2001年8月，他到协和读博士，师从麻醉学专家叶铁虎教授。尽管那时候规培制度还未建立，但朱斌读的是临床型博士，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浸泡”在临床一线。工作很辛苦，但收入还是不错，“读博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居然经常比住院医师还要高。”
博士毕业之后，朱斌就留在了协和医院麻醉科。在协和工作的日子，朱斌逐渐成长为科室骨干，侧重心脏麻醉亚专业，并担任临床安全与麻醉质控亚专业组组长。随着协和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教授开始担任国家麻醉质控中心首任主任，朱斌担任工作秘书，也是第一任工作秘书。他说：“国家很多麻醉质控相关的引领性工作，就是始于当时。”
手术安全核查，临床上也称为三方核查，已被纳为中国“18项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之一，朱斌就是将其引入中国的医生。2008年夏，朱斌医生刚刚完成在美国杜克大学的2年博士后工作回到协和，偶然机会看到了美国的“手术安全核对表”，他觉得非常实用，就拿给黄宇光主任看。“我说这个很不错，我们要不要全文翻译，并试一试？”
黄宇光主任看后也觉得不错，同意在科里试用。朱斌就翻译成中文，在协和医院麻醉科推行。当时黄宇光主任是中国麻醉医师协会会长，就把朱斌翻译的材料发表在了协会官方通讯“News Letter”上。同时，中国医院协会发出使用手术安全核对表的通知。2010年，卫生部医政司发文，要求在全国使用手术安全核对表。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安全手术，拯救生命”活动，活动发起人Dr. Atul Gawande强调：手术安全核对表是手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2010年，Dr. Atul Gawande入选《时代》周刊100名影响世界人物，足以凸显核对表的重要性。
在手术安全核查制度实施的10周年时，朱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问卷调查，并将部分调查结果发表在《中华麻醉学杂志》等期刊上。
这次调查发现，国内手术安全核对表执行落实的情况并不乐观，甚至还存在一些争议。但被调研者却又都认可手术安全核查能够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麻醉手术安全，并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在接受手术时，执行手术安全核查。
离开协和之后，朱斌每每回想起在协和工作的时光，他都充满感恩和怀念。“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The choice is academic，自己始终是协和人，从来不放松自己，不负身上的协和烙印。”
离开协和
离开协和医院，至少从朱斌医生自己看来，这个决定做的并不艰难。
2008年，朱斌医生在美国完成两年博士后研究并如期回到协和医院，2年后就赶上了北京协和医院首批“百人计划”。“第一批我就考上了，又回到杜克大学麻醉科学习了半年经食管心脏超声（TEE）。”
朱斌在杜克大学学习经食管心脏超声的时候，据他了解，当时在国内掌握这项技术的麻醉医生非常有限，而这项技术在心脏手术以及一些大型外科手术中又十分重要。“有了这项技术，能直接看见心脏的结构与功能，而且不影响外科医生手术操作，我们的心脏手术才越来越安全，手术质量才越来越高，患者预后也越来越好。”
在杜克大学学习经食管心脏超声期间，朱斌认识了一位同在那里进修的心外科医生，回国之后，这位心外科医生要去武汉一家有3000张床位的大型医院组建心外科，并向朱斌发出了邀请。
“我当时没有太多犹豫就做出了决定。”对于没有太多犹豫的原因，朱斌没做太多解释，可能是因为他在协和呆久了，想看看外面世界的样子，而且离开也是为了更好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
朱斌离开协和后，在武汉曾经待了大约10个月，主要原因是心外科在完成10台心脏手术后，科室停止了运转，他觉得继续留在那里，也无法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于是他果断又回到了北京，加入了北大国际医院。
当时北大国际医院麻醉科主任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麻醉科的冯艺教授，是全国著名的麻醉学专家，也是朱斌医生很尊重的专家，他加入之后担任科室副主任。同时，北大国际医院的心外科主任，是曾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人外科中心主任的许建屏教授。
许建屏教授是中国心脏瓣膜手术领域中大师级的顶尖专家。在朱斌印象中，许教授不仅“武功卓绝”，而且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团队所有人都很喜欢他、尊重他。这也是最吸引朱斌的地方，他的心脏麻醉和经食管心脏超声技术又有发挥的空间了。
在北大国际医院五年，朱斌作为心脏麻醉团队和术中TEE操作的主要成员，在近三年主麻心脏手术400余例，独立全面TEE检查1000余人次。作为心内科等内科科室 TEE 检查和TEE介入引导治疗的主要完成人，朱斌近3年来完成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的3DTEE左心耳（LAA）血栓检查150余例，其中TEE引导下的非瓣膜性房颤一站式治疗（房颤射频消融+LAA封堵）近20例。协助神经内科和重症医学科完成TEE激活生理盐水试验10余例。此外，他还致力于TEE技术的培训与推广，他负责的围术期心脏超声（TEE）培训班是2020年北京大学医学部6个最佳继教项目之一。
沪漂
2021年底，朱斌又离开了北京，选择成为一名“沪漂”医生。
对于这次工作变动，朱斌表示最初并没有特别大的决心要到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来，当收到邀请后，他做了一些功课，发现了很多吸引他的地方，于是就来了。
身为一名医生，朱斌最关注的是这个平台能不能更好的施展自己的专业才华。他首先向自己的好友、美籍华人胡灵群教授咨询关于嘉会的情况，胡灵群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麻醉科教授，也是“无痛分娩中国行”的发起人之一，还曾做过嘉会国际医院的麻醉科主任。
胡灵群教授的反馈是，嘉会这个平台不错，此前几任麻醉科主任都是美国医生。这些信息让朱斌在面试前特别放松，“我当时想，如果能来嘉会也不错，毕竟胡教授推荐的；如果不能来也没什么遗憾，毕竟人家此前几任麻醉科主任都是美国医生。”
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多年的朱斌，进入嘉会前，也经过了四轮面试，这四轮面试后，让朱斌坚定了要加入嘉会的决心。四位面试官，除了CEO葛丰之外，CMO项乃强医生、大外科主任李俊和大内科主任魏盟都是医生。“项医生是我协和的前同事在美国学习时的老师，很了不起，所以我也非常敬重他，李俊教授和魏盟教授也都是行业顶级专家，与这些优秀的人做同事，我自然愿意。”
此外，嘉会致力于打造“让医生安心进行纯粹临床工作的平台”的职业愿景，也是吸引朱斌医生之处。上海嘉会国际医院中20%的医生是外籍，是一家高端国际化医院。来到这样一家医院，不会产生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吗？朱斌说：“我真没有，我就是喜欢这种管理运营极其规范、医疗行为极其专业、各种文化互相交融的国际化医院氛围。”
让朱斌感叹不已的是，像他这种年资的麻醉科医生，要成为嘉会国际医院的医生，他还必须接受培训考核，拿到BLS（基础生命支持）、ALS（高级生命支持）、PALS（儿童高级生命支持）和NRT（新生儿复苏培训）四种证书。在此前的工作中，医院要求朱斌持有的只有BLS证书，在北大国际医院时，他自发考了ALS证书。“我觉得要求医生拿到这四个证书，也是对病人负责的体现。”
另一个让朱斌赞叹不已的地方，是嘉会对“手术安全核查制度”的执行，这项由他引进国内、至今在国内很多医院中执行并不理想的制度，在嘉会的手术室内，朱斌看到的是“教科书级别的执行标准”。
加入上海嘉会国际医院已经两个多月的朱斌，他的职务是麻醉科主任和ICU代理主任，这两个科室同宗同源，朱斌说：“要想为患者提供全时程、多维度的舒适化诊疗服务，同时又为高危患者的重大手术提供安全保障，就必须发展麻醉科和ICU。”
朱斌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适应中国医疗卫生实际状况的医疗生态网络系统，使嘉会医疗成为中国公立医疗体系外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符合中国民众多样化医疗需求。同时也依托嘉会医疗的国际资源和视野，融入中国本土的专业学术体系，打造嘉会的麻醉名片。
虽然从离开北京协和医院已经有6年了，但朱斌认为，这次来到上海嘉会国际医院，自己才算是真正的从公立医院出来。因为此前工作的北大国际医院虽然是社会资本办医，但在发展方面遵循的基本都是北大医学部的模式，而嘉会才是不同于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疗体系。
“两种体系虽然提供的都是医疗服务，但考评要求各有侧重，对医生要求也有不同，所以我很珍惜这次工作机会。”朱斌说，“即使以后自己有了重回公立医院的想法，恐怕到时候也得先问问自己，会不会有‘culture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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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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