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章学诚的卓著成就在乾嘉学坛上独树一帜，所著《文史通义》打通“文”“史”两大领域，从整体上考察学术史演进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同时勇于针砭时弊，倡导优良学风。通过深入探讨其中《博约》（上、中、下）和《浙东学术》《朱陆》等名篇，能够充分地领会其从学术发展出发、以辩证态度作实事求是分析的睿思卓识，在今天仍然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陈其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一向被称为“史学评论名著”。实际上，这样评价只是讲到章氏重要贡献之一项。我们亟须明确的是，《文史通义》一书在探讨历史哲学、总结学术史演进，以及针砭时弊、倡导优良学风等项同样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而且在当前，这些非凡建树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和发扬。章学诚的学术在乾嘉时期独树一帜，按照其精心命名所概括的，《文史通义》的治学宗旨便是：打通“文”“史”两大领域，要从整体上考察学术史、文化史演进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其得失；治学务必求“通”，贯通古今上下，打通各个具体学术门类，反对拘守于一隅，力戒烦琐考证的不良风气；特别倡导以“史义”即思想观点作统帅，探求本质性问题，要达到具有哲理意义的高度，以此作为治学的方向。这部著作的内涵和宗旨既然如此，我们通过对其总结学术史演进的重要篇章做深入研读，就能认识到：他广泛搜集相关材料，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对于历代学者每每感到困惑的问题，诸如“博”与“约”的关系问题应当如何正确解决；乾嘉时期士林徒以鹜繁夸博为能事的风气，为何是离开了治学的正途；对于宋明理学应如何作辩证分析；“浙东学术”为何源远而流长，其优良传统对于矫治学风流弊有何重要意义；对于戴震的学问真谛及其消极面如何恰当评论；等等，都能从学术发展的大局出发，以辩证态度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其睿思卓识，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古代学术史的演进特点，以及当前把握治学的正确方向，都有宝贵的价值。
限于篇幅，本文只选了影响最著的《博约》上、中、下和《浙东学术》《朱陆》五篇作简要评析。
01
《博约》上
本篇撰写的时间和环境与《原道》《原学》等篇相同，系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在安徽太平使院相继奋笔写成。其学术主旨亦与上述篇章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本篇论述“博”与“约”的关系，不应理解为通常意义的有关学习的方法、步骤或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而实际上是直接针对当时流行的学风问题。面对当日学者们终日埋头于细小问题考证的风尚，章学诚看得更为长远。他也肯定考证之学自有其价值，但更强调“思其所以然”，考察学术演变和社会生活演进的规则性问题，把握学术的方向。这就需要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贵有自得之见；同时要选择与自己性情相近、能够发挥本人专长的领域，作长期的深入钻研，提出系统、深刻的见解，成为专家。因此切忌盲目地跟着风气跑，跟着别人亦步亦趋，而应当树立自主意识，重视别识心裁，使整个学坛形成各具特色、勇于创造的风气。本篇的主旨是，借回答沈枫墀所困惑的问题，论述为学所重在于有独得之见，不应当盲目追逐风气，要通过长期努力使自己成为专家。对于当时被人过于夸大的苏轼读《汉书》法，章氏如实地指出它实际上是类求待问之资，分类搜集材料以备用，并非学问。《文史通义校注》作者叶瑛先生所言章学诚撰写本篇意图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按实斋论学，以为必习于事而后乃能经世而致用。然博综须归乎自得，从入多本于情性，性有所偏，则所长不能兼备，极其所致，则以专家为归，故曰‘道欲通方，而业归专一’，此《博约》所为作也。”
放在当时学术背景下考察，更能体会到：本篇所论为学贵在自立，贵在独创，贵在成为专家，应当对流行的学术风尚保持清醒的态度，应当革除醉心于枝枝节节、离开“学术经世”大道的积弊，形成重视理论创造、争相“究明大道”的良好风气。由于论题深刻，又极具时代感，因此在章氏学术思想体系中确实占据着重要地位。正因为章氏充分地认识到这些论题关系重大，故此在他撰写本篇之前和其后，又特意写有两篇书简。我们联系起来研读，对上述问题就会有更透彻的理解。其一是《答沈枫墀论学》，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是章氏在赴太平使院之前写于安徽亳州，信中对学之所重在于本人应有独到之见，道应于“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中求之，学问应从本人性情之所近者入手，经过“博览”“习试”“旁通”等阶段，最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然后究心探索、逐步取得进境，应力戒追逐当世风尚、对于不适合自己特性者勉强为之等项，均有中肯的阐发。其论云：“足下所问，节目虽多，其要则可一言而蔽曰，‘学以求心得’也。……足下欲进于学，必先求端于道。道不远人，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道无定体，即如文之无难无易，惟其是也。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余布而农余粟也。” 沈枫墀得书后又提出问题请教，遂引起《博约》上篇的写作。章氏深知阐释这些道理，不仅关乎沈枫墀一人为学之进境，更是有关辨明治学方向的问题，于是又有一篇《答沈枫墀书》继续为之解答。后一信中进一步告诫切不可浮泛博杂、有如江湖游士，而须切实做到“反求诸己”，通过钻研获得真知灼见。并提出“学欲其博，守欲其约”的治学要领，曰：“足下自谓通人广座不能与之问答，因而内愧，此由自信未真，未免气夺于外也。人心不同如面，彼有所能而吾不解，情理之常，何足愧哉！但学人必有所以自恃，如市廛居货，待人求索，贵于不匮，不贵兼也。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无金珠。是以学欲其博，守欲其约。学而不博，是贷乏而不足应人求也。守而不约，是欲尽百贷而出于一门也。” 两封书信所论均切中肯綮，足与《博约》篇互相发明。
苏轼是文章高手和渊博学者，其教人读《汉书》之法，自宋代以后广为流传，甚至被夸大为读书之“秘诀”。而章学诚所重是治学在某一领域成为有系统、精深见解的专家。因为“夫学必有所专”，他提出质疑：“苏氏之意，将以班书为学欤？……又岂一过所能尽一类哉？”因此认为苏氏之法仅是下功夫分类熟悉材料而已，只可作为应考和临文摭拾之用。韩愈也是著名人物，所言“钩玄提要”，也千古传为美谈，但章氏也提出质疑：“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见，抑且当日绝无流传。”由此指出，对韩、苏两大家，应区分其“功力”与“学问”之所在。而这正是《博约》中、下篇所要深入探究的论题。
02
《博约》中
“博”与“约”的问题，古代思想家、学问家早予关注，并有过不少重要议论。如孔子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 孟子又作了发挥，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孔孟所论在学术史上有开创性意义，然则其着重点是在关注人的素质，提高道德修养，对于治学领域如何对待“博”与“约”并未提出具体看法。后儒如朱熹所言，“博文是道问学之事”，“约礼是尊德性底事”，所重也在增强人格修养，而对于推进治学方法并未加以阐发。
而处在乾嘉时期，关于治学领域如何看待“博”与“约”，则有着迫切性的意义。由于考证之学盛行于世，流风所及，学者们无不好繁骛博，群相追逐，因而把集聚材料，终日从事烦琐考证、文字训诂、版本互勘和辑佚等类工作，视为学问的全部和学者的终极目标，人人乐此不疲。而章学诚由于对学术史有系统的考察，善于探究其中规律性的问题，总结学术风尚的利弊，因此别树一帜，从学术根本方向的高度提出有力的针砭，《博约》三篇所论述的主旨便具有重构治学价值观的意义，对于当日士林所形成的认识误区大力予以澄清。
本篇的议论深刻而犀利。首先，章氏针对士林普遍存在的一味求博、片面追求广搜资料的偏向，明确地指出博与约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博学强识，儒之能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成约者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这里明确包括两层意思：治学必须以博为基础，欲求学问，不能孤陋寡闻，局限于偏狭的知识范围。这是务必做到的一个方面。同时又必须用“约”来指导“博”，对于所学的散漫的知识，必须做到善于概括，提炼出其中的要领、宗旨。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有关知识统领起来，成为有系统的学问。所以，“约”是治学更高的要求，能够掌握实质性的认识，才能真正做到“约”。务必彻底改变盲目求“博”、以搜求博杂的材料作为炫耀手段的不良风气；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确立起使自己成为专家的目标，“未有不专而成学者也”。以上的辩证分析，是在理论上对于如何界定“博”与“约”的关系做出重大的推进。其次，结合如何评价王应麟，明确提出重构治学价值观的主张。乾嘉考证之风极盛，其远源是宋代学者的考证成就，而王氏著有《困学纪闻》等书，善于从事纂辑、考订、辑佚等项工作，便成为乾嘉考证学者钦仰的对象。对于这样一位“焦点人物”，章学诚评价说：“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因此，治学的标准必须重新确立，才能端正方向，不再重蹈“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是尔”的老路。章氏大声疾呼：应当明确区分“纂辑”与“著述”“功力”与“学问”两个不同的层次。“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所论切中要害，掷地有声。诚如叶瑛先生所评论的：“义最精美。” 再次，章氏进而论述，做学问还得结合自己的悟性与智力的特点，“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治学还应重视与本人至情相共鸣之处，“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也”。孔子之所以到了晚年还能保持“发愤忘食，乐以亡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状态，就因为其从学和追求，与其本人的“天性”和“至情”密切相联系。章氏所言，既是为学者的普遍现象，更是他本人一生为学的真切体会！发挥本人悟性和智力的特点，投入自己的真感情，才能探求到分散资料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也即作为“史事”“史文”背后的“史义”，这才是典籍的精华和灵魂。故此章氏认为那些视孔子笔削《春秋》中所贯穿的“史义”反不如散佚的零篇片简重要的人，他们“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是很鄙陋可笑的。并讽刺他们幸而生于后世，如果生在秦朝焚书之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以上无论是正面论述，或是讽刺的笔法，目的都是为了让士人迅速摆脱认识的误区，回到正确方向，遵循“由博返约”的规律，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03
《博约》下
本篇是对《博约》上、中两篇论题的进一步阐发和精当的总结。篇中尤为精彩之处有以下三项。一是，进一步论述治学应当与本人的禀赋、爱好（即“天性”和“至情”）相结合，并且提出了“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的新颖命题。这一命题，既是极其宏观地反映了学术史上的规律性现象，又是针对考证盛行的时代风气而提出的深刻思考。当时考证学正盛行于大江南北，其风甚炽，士子们忘记了理性的选择，不顾自己“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竞相盲目追逐风气。这种风尚流弊极大，根深蒂固。章学诚以敢于“反潮流”的巨大勇气呼吁应当矫治空疏学风，端正治学方向。在承认“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响亮地提出“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从宏观方面探究社会变迁与学术风尚等重大理论问题。嘉道年间经世学风的再度活跃，正证明章学诚理论主张的重要意义。这里还涉及在当时应如何看待王阳明“致良知”说的问题。在清代，宋明理学已成强弩之末，如章太炎所言，“竭而无余华”，虽然朝廷仍然提倡，但在社会上早被诟病，坊间理学书籍无人购买，道学家被讥笑，明代盛行的阳明“心学”更一落千丈，在清初甚至有人提出要推勘其对明朝灭亡应负的责任。故阳明“致良知”之说在清代长期被人避忌不予提起，如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言如何臻于圣人之道，回答“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明显地讳言“致良知”。章学诚论为学应当发挥本人禀性的特点，对此提出疑义之人称“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将章氏的观点与“致良知”联系起来，在当时就是一种贬低。而实际上，王阳明讲人人本有“良知良能”，如果将此引向为封建纲常、专制政治效力的道路，那自然是思想的糟粕，但如若只言发挥人能认知和向善的禀赋，则是其思想主张的积极面。章学诚指出王氏“致良知”之说是由孟子“察识其端而扩充之”发展而来，学者讨论为学之道，对此不应避忌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诚然需要勇气，也是章氏善于对问题进行辩证分析之一例。
二是，总结出“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的命题，精辟地讲出了古今所有著名学者共同的治学指导思想。又根据清代士林公认的义理、考据、辞章三大领域，提出致力于其一，而不能不缓其二；又应具有全局意识，对于未能从事的其他领域不予忽视，而坚决摒弃宗派门户之见，力戒意气用事。这些总结都十分及时，针对性强，又很有说服力。
三是，全篇最后用八句箴言，即“学必求其心得，进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总结治学应该达到的高境界和基本理念，提纲挈领，切中肯綮。不仅是对《博约》三篇的深刻总结，更是从思想方法论层面对传统学术精华的自觉继承和大力发扬，具有十分宝贵的理论价值。
章学诚撰著《文史通义》这部重要著作，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尚未能达到建构起严密的理论体系，起码是著者本人没有明白地说出来。然而，这部理论著作确实具有其一定的理论体系性。从《易教》三篇以下，至《原道》三篇、《博约》三篇，都是本书理论建构的主体部分，分别从宏观上对儒家经典原理的创造性阐释、历史哲学领域、为学的内容和方向、思想方法论层面等，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一系列重要命题。而从下一篇《浙东学术》开始，则是在以上宏观理论体系指导下，对各个重要专题的阐发和总结。《博约》下篇在全书结构上起到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
04
《浙东学术》
本篇撰写于嘉庆五年（1800），章学诚时年63岁，故被称为章氏晚年定论。全文篇幅不长，但论述深刻，精见迭现。
本篇第一次概括了“清代浙东学派”这一重要的学术现象，揭示出其内涵和独特风格，评论其价值，因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视对学术史的总结，是《文史通义》的一项重要贡献。《易教》《书教》诸篇是对古代学术史的总结，而《浙东学术》《朱陆》《书〈朱陆〉篇后》《答客问》等篇则主要涉及对当代学术史的总结。章氏举其大纲，对于浙东学术的鲜明特色、渊源脉络、优良传统、深刻内涵等项，都有精当的论述。他总结了刘宗周—黄宗羲—万氏兄弟—全祖望前后相承的学脉，指明以黄宗羲为代表“浙东贵专家”与以顾炎武为代表“浙西尚博雅”的不同学派特色；表彰“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又揭示出在此总体学术宗旨下，“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因时代条件各别，在共性中又各有其学术个性。
章学诚生于斯，长于斯，从小浸润于这一学术环境中，所论确能发其底蕴，因此对于他首先提出的“清代浙东学派”这一课题，近代有多位学术名家表示赞同，如梁启超、何炳松、钱穆等人皆然。但也有持反对态度者，如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即予以否认。对此，我们正好以章氏的论述为启示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譬如，若以黄宗羲为浙东史学派的领军人物，那么全祖望即为这一学派的巨子。强调经世致用；怀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记载当代史；贯通经史，博徐文献。这三者，是黄—全治史的共同旨趣。全氏对于从未见面的梨洲老人充满敬佩，他不顾生活困顿，全力以赴续修《宋元学案》这部巨著，根由都在这里。《鲒埼亭文集》就是继承黄宗羲的民族气节，对晚明抗清志士大力表彰的出色之作。《宋元学案》作为一部讲理学演变的学术史，对理学本身作历史的考察；讲“理”与总结历史变迁相结合，不尚空谈，它所提倡的是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史学，所以展开对各派评价和传承关系的评论——这些都正体现了浙东学派的鲜明特色。章学诚又极称许邵廷采（余姚人，字念鲁，邵晋涵之叔祖）。邵廷采曾受业于黄宗羲，为学主于经世，重民族气节，虽穷居里巷，而其志常在天下。所著《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及《东南纪事》《西南纪事》，或寄托故国兴亡之隐痛，或保存南明史迹，用心良苦。其《思复堂文集》，尤显著地标出“思复明朝”的志向，且多明人传记。晚清同治年间学者平步青对于全祖望、章学诚的著作潜心作了批注、整理，在其所著《樵隐昔寱》一书中有答章学诚曾孙的信，称誉章学诚是浙东学派“远绍独肩”的人物，并称“浙东南雷、石园、思复（邵廷采）、南江（邵晋涵）、实斋诸家，渊源具在”。这些都是较为难得的有关揭示浙东学派学脉和精神的资料，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篇重要价值又在于集中地表明章氏力戒门户之见和提倡“史学经世”两项学术宗旨，具有突出的理论创造性和现实针对性。这里有必要提到一桩值得注意的史实。依王宗炎原定的《文史通义》篇目，《浙东学术》是置于《博约》三篇之后编排的，而其后是《朱陆》篇，显然将《浙东学术》作为全书专论各篇之首，如此编排恰与本篇内容的重要性相适应。然则在大梁本中，《浙东学术》的位置，却从原先“内篇二”降到“内篇五”，列在《书坊刻诗话后》《妇学》等篇之后，放在很不起眼的位置。大梁本的整理者为何作如此的变动呢？恰当的解释只能是，整理者担心篇中犀利的针砭语言会引起有些人的不快。这恰恰反证出篇中的学术主张具有理论廓清的力量！试看，篇中尖锐地批评理学家惯于无休止地谈论“天理”“本心”“穷理”等话题，置社会实际需要于不顾：“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篇中又表彰大学者顾炎武、黄宗羲二人虽治学宗旨不同，但互相尊重，具有高尚的风范，而无情地贬责陋儒固守门户偏见，互相攻击，徒争意气，而无益于学术，以诋斥对方来掩盖自己的平庸浅薄，曰：“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
因此，章氏大力倡导“史学经世”，并对当时沉溺于其中的烦琐考证和空谈性理两种不良学风不留情面地予以贬责：“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迫切地希望士林重新端正治学的方向，而这正是章氏学术担当精神的写照。
05
《朱陆》
本篇撰写时间约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前。其后章氏约于乾隆五十四年又写成《书〈朱陆〉篇后》，专为进一步申论此文义旨而发，故须将此两篇联系起来阅读、理解。
研读《朱陆》篇的要领，是把握其论述的两项宗旨。一是，本篇是章氏对南宋以来长达五六百年的朱、陆两派论争进行总结，提出独到见解。这是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章氏对此专题阐释，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其在理论上的出色贡献。《章氏遗书》本在编排上，把《浙东学术》与《朱陆》紧连排在一起，前一篇论述清代浙东学派，后一篇集中论述六百年来理学内部之一大公案，正体现出对于自近代至当代的学术变迁及其理论问题进行总结，对于学术方向有的放矢地作出评析。《章氏遗书》本的编排有利于体现这一点，显然做得恰当。而大梁本却将两篇隔开，且将《朱陆》篇从原先内篇二的位置，移后至内篇三，排在《习固》篇与《文德》篇之间，与作为内篇五之第八篇《浙东学术》更隔得很远，使读者无法体会两篇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大大减损了其评述近现代学术演进趋势的分量和针砭不良学风的锋芒。理学分成朱、陆两派，这是传统学术史后期最大的问题，对此应当如何认识呢？末学由于浅陋平庸，不明大体，只会抓住琐屑问题互相攻击，形同水火，纷争不已。而章学诚却具有远见卓识，指出理学分成两大派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立论宗旨和学术风格不同的两个学派正好通过正常的论辩互相得到启示，以此促进学术的发展。故云：“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又言，朱子之偏于道问学，陆氏之偏于尊德性，“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并指出正直、勤恳的学者专注于扎实做学问，只有“末流无识，争相诟詈，”才导致“争辩穷年，未有已也”，这是应当予以廓清的。
进入清代以后，理学已走向衰落。尽管如此，章学诚对于朱熹学术精神的传承做了深入、系统的梳理，并予以高度评价，指出：“盖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诸经解义不能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何伤于大礼哉？且传其学者，如黄、蔡、真、魏，皆通经服古，躬行实践之醇儒，其于朱子有所失，亦不曲从而附会，是亦足以立教矣。”“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其时理学之颓势早成定局，甚至在社会上受到公开的嘲笑，章学诚却能中肯地总结出朱子学派具有“求一贯于多学而识”、治学缜密等优胜之处，确实显示出其总结学术史所具有的特识。再联系到章氏自视为清代浙东学派的继承者，这一学派的源头王阳明、刘宗周属于陆、王学派，以此可证明章氏确能摆脱门户之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学者的得失。
本篇论述的第二项宗旨是对戴震学术的评论。戴震是乾隆时期考证学阵营中极受推崇的人物。本篇撰写之时，戴震还在世，故隐其名。至十余年后（约在乾隆五十四年）撰《书〈朱陆〉篇后》，才点明《朱陆》篇是为批评戴氏而作，并在内容上作了重要的补充。章学诚对戴震的成就作了极高评价，如称：“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长，遗书具存，强半皆当遵从而不废者也。天下靡然从之，何足忌哉！”在《书〈朱陆〉篇后》中又有进一步论述，曰：“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又云，戴君下世已有十余年，“而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章学诚正确地指出戴氏学问实包括训诂与义理两个范围，并予以评价：“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章学诚对戴的批评，主要在两项。一是“饮水忘源”。戴氏的考证学成就实是从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的传统，经从黄榦、蔡沈至顾炎武、阎若璩数传而来。考证多方面的问题，难免有缺误之处，戴震竟从《朱子语录》中找到个别不确之处，而对朱子加以诋斥，完全是标榜自己，意气用事。二是戴震表里不一。“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章氏强调学者不能人格低下，违反做人的基本准则。他指出：《朱子语录》出于门人所记，即使其中有违失初旨之处，但总体看来，朱子表里如一，这是古代大学者的一致风格。现今贬低朱子的人恰恰不能表里如一，其人格不如朱子远甚！所论切中肯綮，确实值得后学者深深引以为戒。
（本文刊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