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章學誠的卓著成就在乾嘉學壇上獨樹一幟，所著《文史通義》打通“文”“史”兩大領域，從整體上考察學術史演進的特點和規律，總結曆史經驗，同時勇于針砭時弊，倡導優良學風。通過深入探讨其中《博約》（上、中、下）和《浙東學術》《朱陸》等名篇，能夠充分地領會其從學術發展出發、以辯證态度作實事求是分析的睿思卓識，在今天仍然具有寶貴的學術價值和理論價值。
作者簡介：陳其泰，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
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一向被稱為“史學評論名著”。實際上，這樣評價隻是講到章氏重要貢獻之一項。我們亟須明确的是，《文史通義》一書在探讨曆史哲學、總結學術史演進，以及針砭時弊、倡導優良學風等項同樣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而且在目前，這些非凡建樹更加值得我們重視和發揚。章學誠的學術在乾嘉時期獨樹一幟，按照其精心命名所概括的，《文史通義》的治學宗旨便是：打通“文”“史”兩大領域，要從整體上考察學術史、文化史演進的特點和規律，總結其得失；治學務必求“通”，貫通古今上下，打通各個具體學術門類，反對拘守于一隅，力戒煩瑣考證的不良風氣；特别倡導以“史義”即思想觀點作統帥，探求本質性問題，要達到具有哲理意義的高度，以此作為治學的方向。這部著作的内涵和宗旨既然如此，我們通過對其總結學術史演進的重要篇章做深入研讀，就能認識到：他廣泛搜集相關材料，透過現象發現本質，對于曆代學者每每感到困惑的問題，諸如“博”與“約”的關系問題應當如何正确解決；乾嘉時期士林徒以鹜繁誇博為能事的風氣，為何是離開了治學的正途；對于宋明理學應如何作辯證分析；“浙東學術”為何源遠而流長，其優良傳統對于矯治學風流弊有何重要意義；對于戴震的學問真谛及其消極面如何恰當評論；等等，都能從學術發展的大局出發，以辯證态度作實事求是的分析。其睿思卓識，對于我們科學地認識古代學術史的演進特點，以及目前把握治學的正确方向，都有寶貴的價值。
限于篇幅，本文隻選了影響最著的《博約》上、中、下和《浙東學術》《朱陸》五篇作簡要評析。
01
《博約》上
本篇撰寫的時間和環境與《原道》《原學》等篇相同，系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在安徽太平使院相繼奮筆寫成。其學術主旨亦與上述篇章有着緊密的邏輯聯系。本篇論述“博”與“約”的關系，不應了解為通常意義的有關學習的方法、步驟或以何者為重點的問題，而實際上是直接針對當時流行的學風問題。面對當日學者們終日埋頭于細小問題考證的風尚，章學誠看得更為長遠。他也肯定考證之學自有其價值，但更強調“思其是以然”，考察學術演變和社會生活演進的規則性問題，把握學術的方向。這就需要發揮獨立思考的精神，貴有自得之見；同時要選擇與自己性情相近、能夠發揮本人專長的領域，作長期的深入鑽研，提出系統、深刻的見解，成為專家。是以切忌盲目地跟着風氣跑，跟着别人亦步亦趨，而應當樹立自主意識，重視别識心裁，使整個學壇形成各具特色、勇于創造的風氣。本篇的主旨是，借回答沈楓墀所困惑的問題，論述為學所重在于有獨得之見，不應當盲目追逐風氣，要通過長期努力使自己成為專家。對于當時被人過于誇大的蘇轼讀《漢書》法，章氏如實地指出它實際上是類求待問之資，分類搜集材料以備用，并非學問。《文史通義校注》作者葉瑛先生所言章學誠撰寫本篇意圖的一段話，對我們很有啟發：“按實齋論學，以為必習于事而後乃能經世而緻用。然博綜須歸乎自得，從入多本于情性，性有所偏，則所長不能兼備，極其所緻，則以專家為歸，故曰‘道欲通方，而業歸專一’，此《博約》所為作也。”
放在當時學術背景下考察，更能體會到：本篇所論為學貴在自立，貴在獨創，貴在成為專家，應當對流行的學術風尚保持清醒的态度，應當革除醉心于枝枝節節、離開“學術經世”大道的積弊，形成重視理論創造、争相“究明大道”的良好風氣。由于論題深刻，又極具時代感，是以在章氏學術思想體系中确實占據着重要地位。正因為章氏充分地認識到這些論題關系重大，故此在他撰寫本篇之前和其後，又特意寫有兩篇書簡。我們聯系起來研讀，對上述問題就會有更透徹的了解。其一是《答沈楓墀論學》，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是章氏在赴太平使院之前寫于安徽亳州，信中對學之所重在于本人應有獨到之見，道應于“萬事萬物之是以然”中求之，學問應從本人性情之所近者入手，經過“博覽”“習試”“旁通”等階段，最後找到适合自己的領域；然後究心探索、逐漸取得進境，應力戒追逐當世風尚、對于不适合自己特性者勉強為之等項，均有中肯的闡發。其論雲：“足下所問，節目雖多，其要則可一言而蔽曰，‘學以求心得’也。……足下欲進于學，必先求端于道。道不遠人，即萬事萬物之是以然也。道無定體，即如文之無難無易，惟其是也。人生難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學者不自知也。博覽以驗其趣之所入，習試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進乎道矣。……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于細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為功，殆猶女餘布而農餘粟也。” 沈楓墀得書後又提出問題請教，遂引起《博約》上篇的寫作。章氏深知闡釋這些道理，不僅關乎沈楓墀一人為學之進境，更是有關辨明治學方向的問題，于是又有一篇《答沈楓墀書》繼續為之解答。後一信中進一步告誡切不可浮泛博雜、有如江湖遊士，而須切實做到“反求諸己”，通過鑽研獲得真知灼見。并提出“學欲其博，守欲其約”的治學要領，曰：“足下自謂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因而内愧，此由自信未真，未免氣奪于外也。人心不同如面，彼有所能而吾不解，情理之常，何足愧哉！但學人必有是以自恃，如市廛居貨，待人求索，貴于不匮，不貴兼也。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無金珠。是以學欲其博，守欲其約。學而不博，是貸乏而不足應人求也。守而不約，是欲盡百貸而出于一門也。” 兩封書信所論均切中肯綮，足與《博約》篇互相發明。
蘇轼是文章高手和淵博學者，其教人讀《漢書》之法，自宋代以後廣為流傳，甚至被誇大為讀書之“秘訣”。而章學誠所重是治學在某一領域成為有系統、精深見解的專家。因為“夫學必有所專”，他提出質疑：“蘇氏之意，将以班書為學欤？……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是以認為蘇氏之法僅是下功夫分類熟悉材料而已，隻可作為應考和臨文摭拾之用。韓愈也是著名人物，所言“鈎玄提要”，也千古傳為美談，但章氏也提出質疑：“韓氏所自為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由此指出，對韓、蘇兩大家，應區分其“功力”與“學問”之所在。而這正是《博約》中、下篇所要深入探究的論題。
02
《博約》中
“博”與“約”的問題，古代思想家、學問家早予關注，并有過不少重要議論。如孔子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孟子又作了發揮，曰：“博學而詳說之，将以反說約也。” 孔孟所論在學術史上有開創性意義，然則其着重點是在關注人的素質，提高道德修養，對于治學領域如何對待“博”與“約”并未提出具體看法。後儒如朱熹所言，“博文是道問學之事”，“約禮是尊德性底事”，所重也在增強人格修養，而對于推進治學方法并未加以闡發。
而處在乾嘉時期，關于治學領域如何看待“博”與“約”，則有着迫切性的意義。由于考證之學盛行于世，流風所及，學者們無不好繁骛博，群相追逐，因而把集聚材料，終日從事煩瑣考證、文字訓诂、版本互勘和輯佚等類工作，視為學問的全部和學者的終極目标，人人樂此不疲。而章學誠由于對學術史有系統的考察，善于探究其中規律性的問題，總結學術風尚的利弊，是以别樹一幟，從學術根本方向的高度提出有力的針砭，《博約》三篇所論述的主旨便具有重構治學價值觀的意義，對于當日士林所形成的認識誤區大力予以澄清。
本篇的議論深刻而犀利。首先，章氏針對士林普遍存在的一味求博、片面追求廣搜資料的偏向，明确地指出博與約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博學強識，儒之能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成約者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于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這裡明确包括兩層意思：治學必須以博為基礎，欲求學問，不能孤陋寡聞，局限于偏狹的知識範圍。這是務必做到的一個方面。同時又必須用“約”來指導“博”，對于所學的散漫的知識，必須做到善于概括，提煉出其中的要領、宗旨。也隻有這樣，才能将有關知識統領起來，成為有系統的學問。是以，“約”是治學更高的要求，能夠掌握實質性的認識，才能真正做到“約”。務必徹底改變盲目求“博”、以搜求博雜的材料作為炫耀手段的不良風氣；應當提出更高的要求，确立起使自己成為專家的目标，“未有不專而成學者也”。以上的辯證分析，是在理論上對于如何界定“博”與“約”的關系做出重大的推進。其次，結合如何評價王應麟，明确提出重構治學價值觀的主張。乾嘉考證之風極盛，其遠源是宋代學者的考證成就，而王氏著有《困學紀聞》等書，善于從事纂輯、考訂、輯佚等項工作，便成為乾嘉考證學者欽仰的對象。對于這樣一位“焦點人物”，章學誠評價說：“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是以，治學的标準必須重新确立，才能端正方向，不再重蹈“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是爾”的老路。章氏大聲疾呼：應當明确區分“纂輯”與“著述”“功力”與“學問”兩個不同的層次。“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緻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所論切中要害，擲地有聲。誠如葉瑛先生所評論的：“義最精美。” 再次，章氏進而論述，做學問還得結合自己的悟性與智力的特點，“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治學還應重視與本人至情相共鳴之處，“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也”。孔子之是以到了晚年還能保持“發憤忘食，樂以亡憂，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狀态，就因為其從學和追求，與其本人的“天性”和“至情”密切相聯系。章氏所言，既是為學者的普遍現象，更是他本人一生為學的真切體會！發揮本人悟性和智力的特點，投入自己的真感情，才能探求到分散資料背後更為本質的東西，也即作為“史事”“史文”背後的“史義”，這才是典籍的精華和靈魂。故此章氏認為那些視孔子筆削《春秋》中所貫穿的“史義”反不如散佚的零篇片簡重要的人，他們“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是很鄙陋可笑的。并諷刺他們幸而生于後世，如果生在秦朝焚書之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将無所用其學矣”！以上無論是正面論述，或是諷刺的筆法，目的都是為了讓士人迅速擺脫認識的誤區，回到正确方向，遵循“由博返約”的規律，促進學術的健康發展。
03
《博約》下
本篇是對《博約》上、中兩篇論題的進一步闡發和精當的總結。篇中尤為精彩之處有以下三項。一是，進一步論述治學應當與本人的禀賦、愛好（即“天性”和“至情”）相結合，并且提出了“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的新穎命題。這一命題，既是極其宏觀地反映了學術史上的規律性現象，又是針對考證盛行的時代風氣而提出的深刻思考。當時考證學正盛行于大江南北，其風甚熾，士子們忘記了理性的選擇，不顧自己“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競相盲目追逐風氣。這種風尚流弊極大，根深蒂固。章學誠以敢于“反潮流”的巨大勇氣呼籲應當矯治空疏學風，端正治學方向。在承認“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的合理性的同時，又響亮地提出“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從宏觀方面探究社會變遷與學術風尚等重大理論問題。嘉道年間經世學風的再度活躍，正證明章學誠理論主張的重要意義。這裡還涉及在當時應如何看待王陽明“緻良知”說的問題。在清代，宋明理學已成強弩之末，如章太炎所言，“竭而無餘華”，雖然朝廷仍然提倡，但在社會上早被诟病，坊間理學書籍無人購買，道學家被譏笑，明代盛行的陽明“心學”更一落千丈，在清初甚至有人提出要推勘其對明朝滅亡應負的責任。故陽明“緻良知”之說在清代長期被人避忌不予提起，如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言如何臻于聖人之道，回答“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明顯地諱言“緻良知”。章學誠論為學應當發揮本人禀性的特點，對此提出疑義之人稱“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将章氏的觀點與“緻良知”聯系起來，在當時就是一種貶低。而實際上，王陽明講人人本有“良知良能”，如果将此引向為封建綱常、專制政治效力的道路，那自然是思想的糟粕，但如若隻言發揮人能認知和向善的禀賦，則是其思想主張的積極面。章學誠指出王氏“緻良知”之說是由孟子“察識其端而擴充之”發展而來，學者讨論為學之道，對此不應避忌而不談。在當時情況下誠然需要勇氣，也是章氏善于對問題進行辯證分析之一例。
二是，總結出“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的命題，精辟地講出了古今所有著名學者共同的治學指導思想。又根據清代士林公認的義理、考據、辭章三大領域，提出緻力于其一，而不能不緩其二；又應具有全局意識，對于未能從事的其他領域不予忽視，而堅決摒棄宗派門戶之見，力戒意氣用事。這些總結都十分及時，針對性強，又很有說服力。
三是，全篇最後用八句箴言，即“學必求其心得，進必貴于專精，類必要于擴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憂喜憤樂，理勢達于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總結治學應該達到的高境界和基本理念，提綱挈領，切中肯綮。不僅是對《博約》三篇的深刻總結，更是從思想方法論層面對傳統學術精華的自覺繼承和大力發揚，具有十分寶貴的理論價值。
章學誠撰著《文史通義》這部重要著作，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尚未能達到建構起嚴密的理論體系，起碼是著者本人沒有明白地說出來。然而，這部理論著作确實具有其一定的理論體系性。從《易教》三篇以下，至《原道》三篇、《博約》三篇，都是本書理論建構的主體部分，分别從宏觀上對儒家經典原理的創造性闡釋、曆史哲學領域、為學的内容和方向、思想方法論層面等，進行理論探讨，并提出一系列重要命題。而從下一篇《浙東學術》開始，則是在以上宏觀理論體系指導下，對各個重要專題的闡發和總結。《博約》下篇在全書結構上起到承上啟下的連接配接作用。
04
《浙東學術》
本篇撰寫于嘉慶五年（1800），章學誠時年63歲，故被稱為章氏晚年定論。全文篇幅不長，但論述深刻，精見疊現。
本篇第一次概括了“清代浙東學派”這一重要的學術現象，揭示出其内涵和獨特風格，評論其價值，因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重視對學術史的總結，是《文史通義》的一項重要貢獻。《易教》《書教》諸篇是對古代學術史的總結，而《浙東學術》《朱陸》《書〈朱陸〉篇後》《答客問》等篇則主要涉及對當代學術史的總結。章氏舉其大綱，對于浙東學術的鮮明特色、淵源脈絡、優良傳統、深刻内涵等項，都有精當的論述。他總結了劉宗周—黃宗羲—萬氏兄弟—全祖望前後相承的學脈，指明以黃宗羲為代表“浙東貴專家”與以顧炎武為代表“浙西尚博雅”的不同學派特色；表彰“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是以卓也”，又揭示出在此總體學術宗旨下，“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于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隐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因時代條件各别，在共性中又各有其學術個性。
章學誠生于斯，長于斯，從小浸潤于這一學術環境中，所論确能發其底蘊，是以對于他首先提出的“清代浙東學派”這一課題，近代有多位學術名家表示贊同，如梁啟超、何炳松、錢穆等人皆然。但也有持反對态度者，如金毓黻所著《中國史學史》即予以否認。對此，我們正好以章氏的論述為啟示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譬如，若以黃宗羲為浙東史學派的領軍人物，那麼全祖望即為這一學派的巨子。強調經世緻用；懷着強烈的民族意識，記載當代史；貫通經史，博徐文獻。這三者，是黃—全治史的共同旨趣。全氏對于從未見面的梨洲老人充滿敬佩，他不顧生活困頓，全力以赴續修《宋元學案》這部巨著，根由都在這裡。《鲒埼亭文集》就是繼承黃宗羲的民族氣節，對晚明抗清志士大力表彰的出色之作。《宋元學案》作為一部講理學演變的學術史，對理學本身作曆史的考察；講“理”與總結曆史變遷相結合，不尚空談，它所提倡的是與社會生活相聯系的史學，是以展開對各派評價和傳承關系的評論——這些都正展現了浙東學派的鮮明特色。章學誠又極稱許邵廷采（餘姚人，字念魯，邵晉涵之叔祖）。邵廷采曾受業于黃宗羲，為學主于經世，重民族氣節，雖窮居裡巷，而其志常在天下。所著《宋遺民所知錄》《明遺民所知錄》，以及《東南紀事》《西南紀事》，或寄托故國興亡之隐痛，或儲存南明史迹，用心良苦。其《思複堂文集》，尤顯著地标出“思複明朝”的志向，且多明人傳記。晚清同治年間學者平步青對于全祖望、章學誠的著作潛心作了批注、整理，在其所著《樵隐昔寱》一書中有答章學誠曾孫的信，稱譽章學誠是浙東學派“遠紹獨肩”的人物，并稱“浙東南雷、石園、思複（邵廷采）、南江（邵晉涵）、實齋諸家，淵源具在”。這些都是較為難得的有關揭示浙東學派學脈和精神的資料，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篇重要價值又在于集中地表明章氏力戒門戶之見和提倡“史學經世”兩項學術宗旨，具有突出的理論創造性和現實針對性。這裡有必要提到一樁值得注意的史實。依王宗炎原定的《文史通義》篇目，《浙東學術》是置于《博約》三篇之後編排的，而其後是《朱陸》篇，顯然将《浙東學術》作為全書專論各篇之首，如此編排恰與本篇内容的重要性相适應。然則在大梁本中，《浙東學術》的位置，卻從原先“内篇二”降到“内篇五”，列在《書坊刻詩話後》《婦學》等篇之後，放在很不起眼的位置。大梁本的整理者為何作如此的變動呢？恰當的解釋隻能是，整理者擔心篇中犀利的針砭語言會引起有些人的不快。這恰恰反證出篇中的學術主張具有理論廓清的力量！試看，篇中尖銳地批評理學家慣于無休止地談論“天理”“本心”“窮理”等話題，置社會實際需要于不顧：“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為功，此宋學之是以見譏于大雅也。”“近儒談經，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謂義理矣。”篇中又表彰大學者顧炎武、黃宗羲二人雖治學宗旨不同，但互相尊重，具有高尚的風範，而無情地貶責陋儒固守門戶偏見，互相攻擊，徒争意氣，而無益于學術，以诋斥對方來掩蓋自己的平庸淺薄，曰：“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朱陸異同，幹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究其是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
是以，章氏大力倡導“史學經世”，并對當時沉溺于其中的煩瑣考證和空談性理兩種不良學風不留情面地予以貶責：“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迫切地希望士林重新端正治學的方向，而這正是章氏學術擔當精神的寫照。
05
《朱陸》
本篇撰寫時間約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前。其後章氏約于乾隆五十四年又寫成《書〈朱陸〉篇後》，專為進一步申論此文義旨而發，故須将此兩篇聯系起來閱讀、了解。
研讀《朱陸》篇的要領，是把握其論述的兩項宗旨。一是，本篇是章氏對南宋以來長達五六百年的朱、陸兩派論争進行總結，提出獨到見解。這是學術史上的重大問題，章氏對此專題闡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其在理論上的出色貢獻。《章氏遺書》本在編排上，把《浙東學術》與《朱陸》緊連排在一起，前一篇論述清代浙東學派，後一篇集中論述六百年來理學内部之一大公案，正展現出對于自近代至當代的學術變遷及其理論問題進行總結，對于學術方向有的放矢地作出評析。《章氏遺書》本的編排有利于展現這一點，顯然做得恰當。而大梁本卻将兩篇隔開，且将《朱陸》篇從原先内篇二的位置，移後至内篇三，排在《習固》篇與《文德》篇之間，與作為内篇五之第八篇《浙東學術》更隔得很遠，使讀者無法體會兩篇之間緊密的内在聯系，大大減損了其評述近現代學術演進趨勢的分量和針砭不良學風的鋒芒。理學分成朱、陸兩派，這是傳統學術史後期最大的問題，對此應當如何認識呢？末學由于淺陋平庸，不明大體，隻會抓住瑣屑問題互相攻擊，形同水火，紛争不已。而章學誠卻具有遠見卓識，指出理學分成兩大派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立論宗旨和學術風格不同的兩個學派正好通過正常的論辯互相得到啟示，以此促進學術的發展。故雲：“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高明沉潛之殊緻，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為功。”又言，朱子之偏于道問學，陸氏之偏于尊德性，“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并指出正直、勤懇的學者專注于紮實做學問，隻有“末流無識，争相诟詈，”才導緻“争辯窮年，未有已也”，這是應當予以廓清的。
進入清代以後，理學已走向衰落。盡管如此，章學誠對于朱熹學術精神的傳承做了深入、系統的梳理，并予以高度評價，指出：“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于多學而識，而約禮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诂考訂不能無疏舛，是何傷于大禮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于朱子有所失，亦不曲進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三傳而為仁山、白雲，四傳而為潛溪、義烏，五傳而為甯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其時理學之頹勢早成定局，甚至在社會上受到公開的嘲笑，章學誠卻能中肯地總結出朱子學派具有“求一貫于多學而識”、治學缜密等優勝之處，确實顯示出其總結學術史所具有的特識。再聯系到章氏自視為清代浙東學派的繼承者，這一學派的源頭王陽明、劉宗周屬于陸、王學派，以此可證明章氏确能擺脫門戶之見，以實事求是的态度評價學者的得失。
本篇論述的第二項宗旨是對戴震學術的評論。戴震是乾隆時期考證學陣營中極受推崇的人物。本篇撰寫之時，戴震還在世，故隐其名。至十餘年後（約在乾隆五十四年）撰《書〈朱陸〉篇後》，才點明《朱陸》篇是為批評戴氏而作，并在内容上作了重要的補充。章學誠對戴震的成就作了極高評價，如稱：“學百倍于陸、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進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在《書〈朱陸〉篇後》中又有進一步論述，曰：“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钜儒。”“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又雲，戴君下世已有十餘年，“而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章學誠正确地指出戴氏學問實包括訓诂與義理兩個範圍，并予以評價：“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是以然，将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诂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章學誠對戴的批評，主要在兩項。一是“飲水忘源”。戴氏的考證學成就實是從朱子“求一貫于多學而識”的傳統，經從黃榦、蔡沈至顧炎武、閻若璩數傳而來。考證多方面的問題，難免有缺誤之處，戴震竟從《朱子語錄》中找到個别不确之處，而對朱子加以诋斥，完全是标榜自己，意氣用事。二是戴震表裡不一。“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章氏強調學者不能人格低下，違反做人的基本準則。他指出：《朱子語錄》出于門人所記，即使其中有違失初旨之處，但總體看來，朱子表裡如一，這是古代大學者的一緻風格。現今貶低朱子的人恰恰不能表裡如一，其人格不如朱子遠甚！所論切中肯綮，确實值得後學者深深引以為戒。
（本文刊于《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如有轉載，請注明文章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