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感动中国，54岁的彝族女教师陆建芬，因为没有“教师资格证”，她的养老成了问题。
她被迫写下一封“诉求信”，在朋友圈传播。
这事，要从1995年说起。
知道大渡河峡谷吗？它位于四川乐山金口河区、雅安汉源县与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接壤部位。
它是一条极深的峡谷，最深处有2675米，比世界第一大峡谷科罗拉多海深542米。
就在这峡谷的悬崖峭壁上，垂直两千多米高，有座悬崖村“二坪村”。架设在悬崖上的五道木梯，是它通往外界的唯一“天路”。
24岁。
初中毕业后，李桂林回家乡万里村当了民办教师。连续五年，他的学生成绩在全学区数一数二。听闻他的名声，大桥乡党委书记阿姆铁塔找到他，打起感情牌：
一座山分不开一个天，一条河隔不断两家人。万里村与二坪村隔河为邻，这里的孩子，需要一个老师，你来帮一帮吧。
悬崖村的险峻，作为当地人的李桂林，是知道的。他下意识推脱了，回头帮你找个老师来。
阿姆铁塔很认真，如果找不到怎么办？
李桂林不好再退却，说下那句将他捆绑一生的话，如果真没人来，我来。
客套之言，被他言中了。
去二坪村教书，一要有文化，还要会彝语，更难的是，人尽皆知是“猴子才能爬上去的地方”。他踏破铁鞋走遍全村，也没人愿意去。
不忍食言，他只好硬着头皮，亲自去走走。
天不亮出发，走到乌斯河，过雪区，到大渡河，已经日上三竿。一座摇摇晃晃的铁索桥横渡大渡河，桥板稀稀拉拉。过了这座桥，爬过一道坎，穿过一个村庄，前面却没了路。
一道断崖挡在面前。紧挨断崖的，是一架木梯，呈近九十度竖立。
现实，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难，没想到这么难。
这，就是通往二坪村的绝壁。
闭眼往上爬，连爬过五道天梯，终于远远看见了二坪村——
一个不通路、不通电的深山村寨。
村里人，普遍就住在这样用竹子编制、再抹上牛粪的篱笆房、茅草屋里。
又苦又险的地方，李桂林看了一眼就想走了。
别说教书，小心把命搭在这儿。他都想好了借口，就说回家去背包，一去不回溜之大吉。
结果住了一天，他的私心，被这里的乡亲，碾碎了。
他们准备了酒肉，热情招待他。
晚上，还为他送来羊皮褥子，和羊皮盖被。
得知有三位老师受不了苦，先后跑掉后，李桂林明白，这是大家伙儿想留住他。
但再看这里的村民，老大爷老大娘都光着脚，老大爷披破毡子，老大娘穿的衣服，前面都破成了布条，坦胸露背。中年男人普遍就只穿个裤子，破得像个箩筐。
有些孩子七八岁了，不分男女，还光着身子跑。
李桂林说自己是个喜欢换位思考的人：
如果我生活在这山上，我的孩子需要老师，那么这一代代做文盲，忍饥受苦的命运，什么时候能终结？
他忘不了第一次为孩子们上课的感受。
那些淳朴而又强烈憧憬着外界天地的孩子们的眼睛，像锐利的阳光，牢牢扎紧了他的心。
还走吗？
他像一颗钉子一样，扎下来。
他不仅没走，因为忙不过来，也没人愿意上山，一年后，他把另一个人拖进了“战壕”：
他的妻子陆建芬。
最开始，他父亲李洪云是反对的。李洪云不愿儿媳上山受苦，也不愿孙子跟着受罪。
竟是他的老丈人陆兴全，做通了亲家思想工作。
陆兴全说：
我也是当老师的。我知道，那里的娃娃更可怜，更需要人疼。
为宽慰妻子，李桂林说二坪村的天梯，并不像外界说的那么艰险，那里的乡亲很热情，风景很好，空气好，在那里生活，还不容易生病。
陆建芬是背着两岁的儿子，爬上天梯的。
那是她一生，走过的最难的路。
天梯的险，她想到了。甚至超过她想象的险，她也接受了。
她没想到的，是生活的险。
跟着丈夫来到住处，打开房门后，她被眼前景象，击溃了：
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一张破书桌，还没有抽屉。
只墙角，有个泥土堆，有一口锅，旁边三个碗。
她大哭了一场。特别是看到丈夫床上的被盖，破着洞，被老鼠掏了一大堆棉花出来。
她不敢相信，这一年，丈夫就是这样过活的。
而对他们来说，依当时的收入，买一床新的铺盖，也有很大的压力。
即使到今天，当很多人得知了她的故事，还是无法想象，
那一刻，她究竟下了多大的决心，才决定带着孩子，把命运押在了这片穷乡僻壤的山崖上？
如果说李桂林点燃了二坪村孩子们的希望，陆建芬的到来，则是整个托起了整片希望的田野。
她不仅是代课教师。
她是照顾丈夫生活的妻子，抚养儿子成长的母亲。
她还成了学校里几十个孩子的妈妈。
她不仅教孩子们知识，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教他们如何照顾自己。
孩子们生病了，山上没有医生，夫妻二人就自己掏钱，从山下背药上来。看着他们吃药，服水。即使最简单的感冒发烧，每个月支出也有两百多块。
孩子们大小便拉在裤子上了，陆建芬就把他们送到厕所，烧上热水，给他们洗干净。给他们洗了衣服，还把自家孩子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因为孩子们都是走读，家贫也不带午饭，陆建芬不忍心看孩子们饿在那儿，从1991到2011，整整20年，他们一家也陪着孩子们，没有吃过午饭。
直到2011年，有广东善心企业，捐助了午餐的费用。于是，每天陆建芬就头一天和面，蒸出孩子们第二天中午要吃的馒头。山上没有菜，她就在自家空地上，开辟一片菜园。
课间，她陪孩子们玩耍，帮女生梳头。
上学放学，她也经常和丈夫一起，护送、背着孩子们上下学。
他们经常上门，像云南的张桂梅一样，把那些失学的孩子一个个叫回来。
出不起学费的，就他们自掏腰包。
他们的善行，被大字不识的乡民看在眼里，逢人就说他们是大大的善人。
老村长木呷举打说：李老师夫妻俩来之前，我们这里的人，都是“睁眼瞎”。连钱都不认识。下山上厕所，也不认识“男”“女”。
是他们，成为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村，看见天外天的眼睛。
陆建芬和丈夫的故事传出后，震惊中国，也感动了世界。
谁能想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天梯小学”多年来，在考试成绩、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一直位居全县前茅。不少外村孩子，不畏路途艰险，纷纷报名来这里读书。
数不胜数的荣誉，开始扑面而来：夫妇二人先后获得2007“全国模范教师”、2008年“感动中国人物”、2009年“中国教育新闻人物”、2019年“最美奋斗者”……
他们的事迹被拍成电影《云上学堂》，被评为建国60周年国庆献礼片。
2008年，在当地政府努力下，通往二坪村的悬崖路和木梯被铁梯替代，大部分路段安全了（尽管山道路最危险的一段，因为地质条件制约，没有修铁梯和护栏，这里是45度倾斜的悬崖路，路边就是望不到底的山崖，还需要李桂林每次送孩子们往返）。
学校的整体环境也有所改善，有了水泥硬化，升起了国旗。
甘洛县副县长许艳表示，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收官，将来二坪小学（“天梯小学”）的进一步调整也势在必行。未来二坪小学将调整为只负责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的教学。根据学生数量和家长意愿，如果调整后学生少了，将会进一步布局调整；如果留下学生比较多，符合相关规定，可以留相应数量的老师。
然而，这非凡的付出，对于陆建芬和丈夫，现实是什么？孩子们被安顿了，他们呢？
陆建芬，有18年时间身份只是代课教师，拿着微薄工资，每月：
从60元，后来涨到200元。
他们紧衣缩食，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常年以红薯当主食。前不久，自媒体人“秦兽”前往拜访，在翻山越岭，经历了险些迷路的惊险后，他震惊地发现，夫妇二人当天的中午主食，仍然是：
红薯和土豆。
1996年，李桂林被安排到会理师范学校学习，陆桂芬一个人既要教课，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
山上没有医生，她不得不流着泪，带孩子下了山。这一次，父母极力挽留，不同意她再回到山上去。
几十个孩子妈妈的陆建芬，没有听从。
孰料，没多久，小儿子又出事。
一次跳绳的时候，不慎摔倒，跌断了手臂。
考虑到已经耽误孩子们读书有一段时间，再送小儿子去医院又要花费不知道多久，他们就找了个土医上山医治。
不料这次“大意”，造成他们的终身遗憾。
等到学生们放假，他们把儿子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桡骨没有接好：
这只手已经残疾了。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夫妇俩。一心关注着别人的孩子，却耽误了自己的孩子，值得吗？
他们本打算离开，却被挽留的家长和学生，感动到潸然泪下。
陆建芬回忆起一个细节：
下雪天，有孩子鼻涕掉在嘴唇上，手都冻僵了，但他仍然握着那个笔，全神贯注地看着黑板，想把这个字写好……
旧风景像电影一样反复在他们眼前晃动。
不忍，如果真能忍心走掉，何至于在这么苦的日子里，坚守一万多个日月？
他们把眼泪往肚子里流，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苦吧，就苦我们这一辈子；苦呢就苦我们这一家人……
能让这大山里的几代人几百个学生，能懂文化，懂知识，不像前辈一样吃苦，一个小家的“苦”，也值了。
然而，荣誉，终究不是能当饭吃的。
如今，两个孩子都是普通人，在成都打工。
她和丈夫多年来收入低微，无钱置房，至今下山，只能寄居娘家。
而李桂林老家的房子已是危房，父母住在其他地方。
有次老人又伤感又无奈地对他们说：
如果死前，能在你们买的房子住个一半年，死也瞑目了。
老人是担忧，他们不能有个自己的窝。
如果说之前工作在学校，还能住在山上，如今年龄大了，退休之后，他们还要这样住进娘家吗？
在山上苦了一辈子，晚年却也不能给妻儿一个家，这是李桂林最内疚的地方。
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苦（至今还经常以红薯干、土豆当主食），自媒体人秦兽，拍过一段视频，感慨“这是他一天都呆不下去”的苦地方。
而在陆建芬来说，她还有很多意难平。
今年，她就退休了。
按当地标准，不管买房还是自建房，只一次性发给陆老师3000元建房费和300元安家费。
按照去年房价，可以在她的家乡汉源县买：
大约半平米房子。
秦兽查询了这个标准，建房标准来自1990年，安家标准是1988年：
已经30多年没有变过。
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地有个高寒补贴，规定以各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海拔为标准。多少年来，海拔600米的乡镇府，每人每年可享受6个月3600元的高寒补贴；而“天梯小学”海拔1800多米，两位“最美教师”却从未领取过。
最令陆建芬意难平的是，尽管2009年她被转正为“正式教师”，现在的工资3700元，加上补助，能拿到大约4000元了。
但转正迄今13年之久，却因不是“大学学历”被卡，迄今没有拿到一张：
教师资格证。
名义上她是教师，实际上，她根本没有得到：
资格的承认。
而也因为没有“资格的承认”，陆建芬这十多年，一直拿着岗位工资等级最低的13级，且14年来不曾晋升一级，如今依然是级别最低的：
三级教师，专业技术13级岗位。
这意味着她含辛茹苦一生，当普通正式老师按年限和各种标准晋升工资时，她却终将将按照最低岗位工资标准，领取退休金。
我查询了教师薪资计算方式，这13级相差悬殊，最高为6000多元，最低则不过1600；更不要说还要考虑到职称的评定，这些都需要大专学历的“硬杠杠”。
他们以超出常人的勇气，接过了数百位悬崖村孩子们的梦想，而今，却梦碎在一些教条的“硬杠杠”面前。
这让陆建芬感到无比的心寒。
厚道的夫妇二人，没有更多奢求。
陆建芬说，她只想在事业结束的时候，得到一个“教师资格”的承认，像普通教师那样，获得一个公平的退休金。
这，过分吗？
想说什么呢？一个文明的社会，的确需要很多严丝合缝的条条框框，但同样不能缺失特殊情形中的人性彰显。
最令人扎心的莫过于，在最需要恪守规则的时候，每每看到权钱勾肩搭背，而上演许多令人大跌眼镜的“瞒天过海”；而在最需要人情关怀的绿色通道时，却每每以“规定如此”的冷壁，将人同此心的温情，击得粉身碎骨。
我倾向于认为，那些因为没有“大专学历”而无法为陆建芬安排合理待遇的主事者们，并非有意“羞辱”最美教师，而是身处一个巨大系统中的“无能为力”，继而力不从心，再继而“就这样罢了”。但我也总觉得，如果真的有心体恤，即使跳不过“退休薪资”的死结，也终能另辟蹊径，为一位伟大教师，给予时代的干货嘉奖。
可能还会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毕竟，陆老师是有养老的，只是“没达到期望”而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无所依”。我真的担忧，那些为陆建芬办理退休的主事者，也抱有这种想法，继而“天经地义”地选择不作为。
接下来的话，是对这样的人说的：
这不仅仅是关乎两位“云上”教师的事。
它将被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对待这些“燃烧了终生”的同胞，是如何对待这人类中最稀缺的献身精神的？
他们并非无路可走，他们也有改变自我命运、追求卓越人生的机会。比如李桂林担任过工厂管理，带队修过公路，也曾有矿山朋友高薪请他加盟；比如陆建芬，如果不是她成为这么多孩子的“妈妈”，而远非只背负一个普通教师的责任，如果她处身物质条件便利的城市，她或许并不是没有机会，去深造“大专”；她甚至本不必去趟这道“浑水”，完全可以远走高飞，她的弟弟就生活在海外，还曾给予他们走出国门的机会，而她最引人瞩目的一次求助，却是请这位弟弟，想法找钱，为村里乡亲修通自来水……
他们只是囿于心中的良知与热血，在别人的孩子没有路时，俯首甘为孺子牛，将自己身躯，搭出一道将他们送出生天的“血肉天梯”。
如果这样的人，不能得到公平厚待，它将暗示一代代后来人，再看到有身陷绝地的同胞，亟须有人付出大无畏的精神去拯救，再这样做：
值得么？
为了别人活得更好的人，他们的人生，应该被充分反哺；为了他人幸福而牺牲了自己命运选择的人，他们的人生路，在这地大物博的14亿人口、世界第二大GDP的国度，理应得到更坚实支撑。
如果这样的人，终被绝望放空，得到的不过是虚空的鼓掌与喝彩，它不过会鼓舞社会进一步发扬装腔与伪善，势必浇灭未来赤诚者心中的火种，扼杀这原本就属于人类稀缺精神的一线之光，倒逼麻木不仁、唯利是图，日益固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如果是这样，那将不仅是对两位教师的嘲讽，更是对我们这个崇尚“尊师重道”的民族的巨大羞辱。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的呼声，一定不是这样。
基于此，我写下这篇文章。
希望我们能以充分的关切、倾听和鼓呼，告诉李桂林夫妇：30年前，当你们义无反顾，牺牲一家人的多样化人生可能，攀上这无人愿往的高崖，推开孩子们的希望之门；今天，当你们孤悬于无以为家的命运危崖，也有一双双无名之手，尽力为你们托起那抵达一个最普通人“安享晚年”憧憬的大爱方舟。
你们被赞颂为白云上的最美教师。
你们的晚年，不能再是“云”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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