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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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都大师辈出。同时，中国在21世纪会变成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将是全世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研究的中心。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要想变成现实，需要年轻一代的努力，而结果的好坏取决于方法论是否正确。
一、经济学研究原则：“本体”与“常无”
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预计2025年前后中国将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700美元）。中国把实现经济增长的经验总结出来，进而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奔向现代化，这是对全人类都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当然，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进行革新。
既然理论是“刻舟求剑”，那么用理论来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否可行？
其实，人们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以新生儿的眼光观察世界，才不会戴着有色眼镜，为过去的理论或经验所局限。但如果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世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读经济学？这难道不矛盾？答案是任何一个学术体系都有不变之处，任何决策者在做选择时，都会选择可选方案中自己认为的最好方案，这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本体”。各种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具体情况下的不同应用。学经济学的目的是运用这个不变的本体，去观察世界，解释世界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
世界一直在变，选择时的约束条件也在变，所以最佳的选择也会随之改变。比如，金融市场上有所谓的“羊群效应”，即不少人在选择股票时，喜欢从众选择，即便它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有人认为这在经济学角度是不理性的，其实不然，多数投资者对各个公司及整体经济运行情况不了解，从众也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
研究与运用经济学都需要有“有而不有谓之真有，无而不无谓之真无”的哲学理念。人们要坚守“本体”，但对本体的应用要随条件改变，以“本体”的心态适应变化。只有将坚持“本体”与适应“常无”相结合，才能做出最明智的经济决策。
二、经济理论创新方法：一分析三归纳
循着本体与常无的逻辑，经济学怎么发展？答案是，理论发展一定来自现象的变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最早的经济中心在英国。二战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经济地位，毋庸置疑美国变成最重要的经济理论中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最迟到2030年，即便用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就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怎么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进行理论创新？根据这些年的经验，笔者总结了一个“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
一分析指的是面对一个现象时，不要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个现象，而要了解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哪些选择方案，这些方案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哪个方案能更好地实现目标。
既然经济分析涉及如此多的环节与变量，那要如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三归纳呢？
第一种方法是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同一个时代里做横向比较，去归纳某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比如，计划经济为什么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也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印度试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如果违背比较优势，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靠市场自发发展不起来，只有靠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才能发展起来。而要实现这样的发展，光靠财政补贴是不行的，只能靠人为扭曲，把各种投入品和原材料价格压低。人为压低价格会造成供不应求，国家怎么保证非常稀缺的资金、原材料等能用在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上？这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要运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
第二种方法是历史纵向归纳法。1953 年前，大陆开始在农村推行合作化运动，教科书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52 年，政策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直到1953 年，国家确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随后把分给农民的地以合作化形式重新集中起来。可见，合作化的原因来自重工业优先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所以，研究经济现象既要关心当下，也要了解历史，要进行纵向比较。
第三种方法是多现象、多因素归纳法。笔者认为，真实的世界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一个“因”会导致“果”，而这个“果”则可能成为其他现象的“因”，一个理论要想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则需要明确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如此循环反复。如果经济学家从中间因而非始因来构建理论，那么以这样的理论来推动社会变革，经常会事与愿违。例如，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通常会对金融产生抑制作用。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提出金融抑制理论，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建议取消金融抑制，结果却使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频率加快。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当面对由多个环节同时决定的经济现象时，研究者往往要再多挖一层，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决定性因素。
三、经济理论的检验：实践出真知
既然经济学理论在不同限制条件下有诸多变化，那么孰是孰非，仅能由实践来检验。举例来看，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普遍还没有私有化，很多企业经营的效率不高，于是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将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可是，只有真正理解这些国企背后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面临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是大型的资本极端密集的企业，大型企业不论私有还是国有，经营者普遍都不是所有者。产权理论的有效性主要适用于中小型企业，因为经营者往往就是所有者，而大型企业所有者一般都需要雇用职业经理人，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很容易导致理论上的所谓“激励不相容”。对于企业的盈亏情况，所有者并不十分清楚，只有经营者才真正清楚，经营者很容易利用实际经营权去侵吞所有者的利益。这是在任何大型企业里都有可能发生的事，不仅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提出一个命题：现代公司制的大企业竞争不过原有的家族企业。当越来越多的大企业上市以后，怎么解决经营者与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最后发现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把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所在行业的平均状况做比较。如果经营者取得的利润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就代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经营者能力差，要么是经营者侵吞了企业利益。不管是哪种可能性，经营者都应该受到惩罚。反之如果经营状况比行业平均好，经营者应该得到奖励，这样才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激励相容。所以，解决大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并不是靠产权，而是靠市场竞争。电力、铁路等自然垄断产业，没有市场化竞争企业作为参考，通常都经营不好。这种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都需要国家加强监管。而在竞争性行业，经营亏损的责任由谁承担就很难说清楚。因此，解决市场化竞争行业里的大型国企亏损问题并不是靠私有化，而是靠消除政策性负担。
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研究与运用必须要注重真实世界的现象，不能被现有理论束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出更合理的解释。但理论的正确与否，需看谁能够在更多的现实事件中立住脚，即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的真实性。
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者还是企业经营者，当下的中国都为我们提供了大好机会，同时也是巨大挑战。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需要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实践。经济学提供的方法论，能够帮助我们在认识自己与世界的道路上走稳，成就远大的理想，在未来实现自己对社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