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拒绝了政府的救助，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彻底爱上了流浪的生活。甚至以为领悟了自由的真理，即“身体进入炼狱，精神才能通往自由”，颇有一种苦行僧的悟性。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是得了某种受虐型精神疾病，身体上越痛苦，精神上就越愉悦。精神从身体里分裂出来后，仿佛感受不到身体的痛苦一般。饿了只是身体饿了，冷了只是身体冷了，而精神既不会冷也不会饿，它只会高兴和伤心。长久以来，精神一直被禁锢在这个笨重的身体内，无法获得自由。如今看着身体受苦，精神仿佛赢得了某种胜利，总是时不时地大笑。如果任由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我一定会精神分裂。
可是在我的精神出问题之前，身体就先出了问题，这让我彻底明白：精神是无法独立于身体存在的。凯文凯利的《失控》提到精神与身体是一种群体的“涌现现象”，即一种事物只要形成了群体就会产生新的现象，比如无数的水分子形成水流，水流是水作为群体的涌现；再比如蜂群的意识并不被蜂王控制，而是蜂群的群体意识行为。同理，人的意识代表着无数个细胞群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身体，就无从谈意识，哪怕身体少了一个手指头，意识也会发生改变。
哑巴进了收容所之后，我独占了他的小屋，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政府送了一床大被子，晚上我不再冻得瑟瑟发抖。白天的时候，我会回到广场上，找一个朝南又避风的角落晒太阳。我喜欢看着地铁口人来人往，观察他们的表情，偷听他们的对话。除了精神获得自由之外，流浪生活的另一大乐趣便在于此，我以一种上帝视角观察着人类，就像小时候蹲在屋檐下看蚂蚁搬家一样：一大群乌压压的蚂蚁扛着杂碎和灰尘，它们的队伍井井有条，就算被外力破坏，用不了多久也会恢复正常。
过了大约有10来天，我的肠胃出了故障，总感觉胀得要命，有时候一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我一开始并不在意，只是觉得精神再度战胜身体，达到了某种超脱状态。后来肚子越来越严重，开始拉稀。有时候一天拉四五次，因为没吃什么东西，拉出来的都是水。为了不拉肚子，我尽量不喝水，这些导致身体里电解质紊乱，开始发烧。我静静地躺在漆黑的小屋里，全身滚烫，脑子里迷迷糊糊出现了幻觉：我看见哑巴脸朝下趴在破木板上，身体像一块烧红的铁，冒着呲呲的水汽。他就那样趴着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我摇了摇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的身体沉得像个石头，我费了好大的劲将他翻过来，他的脸吓了我一跳，那分明就是我自己。后来我起身喝了点水，可是没过一会肚子又咕噜噜地叫起来。恍惚中，我看见自己捂着肚子吃力地爬了出去，爬进了草丛里……
我再次醒来时是在医院里，胳膊上在输着液，窗户上挂着白色的布帘，床边站着一个穿警服的人。他说是在小屋救的我，当时我已经失去意识，被子里面沾满了屎尿。要不是有人闻到恶臭报了警，我可能就死在里面了。我的手机欠费停机了3个月，他们已经联系了我的妈妈，她正在赶来的路上。接着他拿出纸笔，做了一些笔录，再三确认我智力正常后就离开了。我我呆呆地看着病房的天花板，医院里什么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面、白色的被子和床单，医生的衣服也是白色的。而哑巴的小屋里什么都是黑色的，黑色的地面、黑色的墙，还有黑色的被褥。我被强行从黑色的世界里拉进了白色的世界里，脑袋里难免恍惚，怀疑这一切是否是真实的。身上黑的发霉的棉衣已经换成了医院的病号服，唯一残留的印记是满脸的胡渣和蓬勃茂盛的头发。我的精神也仿佛不再飘离，或者说从没有单独存在过，像是被针线缝在了肚子里。
我妈进门的时候愣了一下，她似乎不敢认我，又似乎一眼就认出了我，好像我是她失散20年的儿子一样。她一把扑过来，一把鼻涕一把泪，抹在我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上。她问我这两年是怎么过的，我说我过得很好，这次是为了体验生活，不小心生了病，如此而已。我并没有跟她说从公司辞职之后与房姐度过的一段荒淫生活，也没有跟她解释流浪生活对于意识与肉体、生命与存在的精神领悟。应付我妈并不难，从小到大，不管我编造什么样的花式理由，她都毫不怀疑。在她心里，我一直都是那个乖巧听话、学习用功、工作努力、待人和善的好孩子。我想就算我杀了人，她也一定会认为是被杀的人做了错事。我曾经问她为什么那么相信我，她说她相信的是自己。这句话在我看来可以解释为她接受不了另一个我，因为她一个人将我抚养大，在我身上倾尽了心血，否定了我就相当于否定了她的一生，这不但意味着她一辈子的辛苦白费，也意味着她残余的生命彻底失去了意义。
我妈带我去剪了头发、刮了胡子，这下我从表面上彻底与流浪生活决裂，再也找不出曾经流浪的印记。经过了医院的治疗和我妈的悉心照料，我的身体很快好转，能吃下一点东西，但是拉肚子依然没有太大的缓解。医生建议我做一个肠镜，在此期间我被安排在一个消化科的病房里。病房里住着一个老大爷，大概80多岁。他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已经失去了治愈的希望，只能药物维持。因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老大爷说话时候喘着粗气，嗓子里像有一个浓痰随着呼吸上下滑动。他的病症发作的时候非常痛苦，白天或许还好，到了晚上必须要杜冷丁才能睡着。有一天晚上我被老大爷的痛苦的呻吟声吵醒，他侧着身体背对着我，月光像一张裹尸布一样从窗外盖在他身上。他的身体扭成麻花状，嘴里不停地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我问他要不要帮忙叫护士，他向我摆摆手：“叫了也没用，今晚的计量已经用完了”。过了一会，他又主动找我说话，问我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开一瓶安眠药，他自己开不了，儿子也不给他开，所以他现在想活活不成，想死死不了。他想法太天真了，稍微懂点法律的人都知道这事不能答应他。看着他痛苦挣扎的样子，我陷入久久的不安：人到了这般境地竟然连死的权力也没有，要是法律允许安乐死该有多好。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死亡永远与痛苦、恐怖、悲伤这些不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果安乐死能够合法化，那死亡就会显得更加从容，更加得体，甚至更加温暖。所以这不是一部法律的问题，这甚至能引发整个民族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对文明进步拥有巨大的意义。
我没有选择无痛肠镜，因为我不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人捅菊花，而且我相信既然有普通肠镜这个选项，那么它的痛苦一定是在可忍受的范围内。“别人能行，我为什么不行”，我对自己说。可是当我看到医生拿了一根拇指粗细、一米多长的黑色管子时，心里着实慌了神，我不相信这么长的东西真的都能插进我的肚子里。医生一直让我放松，可肚子里剧烈的胀痛让我冷汗直冒。我眼睛盯着墙角，想象自己躺在哑巴的小屋里，周围长满了霉菌……我的精神再次从身体里飞出，看着痛的扭曲的身体，发出一阵冷笑……医生说我乙状结肠里面有一个蚕豆大小的息肉，要帮我切掉，回头再做个活检，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嘴里除了说着“好好好”，其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求那根一米多长的黑色管子能够尽快出来。
好在最后的活检结果是良性，做完手术后，我在医院又住了一周，每天只能吃一点流食。这一周里我明白了幸福的真谛就是“吃喝拉撒睡”，对于我来说，能吃能拉就是幸福，对于隔壁老大爷来说能呼吸能睡就是幸福。这些最本能的东西，平常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东西，而我们往往过于执着于那种形而上的精神幸福。除了领悟幸福真谛之外，我的身体与精神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身体努力地恢复健康，好让精神能有更多的精力翱翔；精神也努力保持积极愉快的状态，好让身体恢复得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