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是以拒絕了政府的救助，是因為我當時已經徹底愛上了流浪的生活。甚至以為領悟了自由的真理，即“身體進入煉獄，精神才能通往自由”，頗有一種苦行僧的悟性。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應該是得了某種受虐型精神疾病，身體上越痛苦，精神上就越愉悅。精神從身體裡分裂出來後，仿佛感受不到身體的痛苦一般。餓了隻是身體餓了，冷了隻是身體冷了，而精神既不會冷也不會餓，它隻會高興和傷心。長久以來，精神一直被禁锢在這個笨重的身體内，無法獲得自由。如今看着身體受苦，精神仿佛赢得了某種勝利，總是時不時地大笑。如果任由這個情況發展下去，我一定會精神分裂。
可是在我的精神出問題之前，身體就先出了問題，這讓我徹底明白：精神是無法獨立于身體存在的。凱文凱利的《失控》提到精神與身體是一種群體的“湧現現象”，即一種事物隻要形成了群體就會産生新的現象，比如無數的水分子形成水流，水流是水作為群體的湧現；再比如蜂群的意識并不被蜂王控制，而是蜂群的群體意識行為。同理，人的意識代表着無數個細胞群體之間的關系。離開了身體，就無從談意識，哪怕身體少了一個手指頭，意識也會發生改變。
啞巴進了收容所之後，我獨占了他的小屋，過着“早出晚歸”的生活。政府送了一床大被子，晚上我不再凍得瑟瑟發抖。白天的時候，我會回到廣場上，找一個朝南又避風的角落曬太陽。我喜歡看着地鐵口人來人往，觀察他們的表情，偷聽他們的對話。除了精神獲得自由之外，流浪生活的另一大樂趣便在于此，我以一種上帝視角觀察着人類，就像小時候蹲在屋檐下看螞蟻搬家一樣：一大群烏壓壓的螞蟻扛着雜碎和灰塵，它們的隊伍井井有條，就算被外力破壞，用不了多久也會恢複正常。
過了大約有10來天，我的腸胃出了故障，總感覺脹得要命，有時候一天不吃飯也不覺得餓。我一開始并不在意，隻是覺得精神再度戰勝身體，達到了某種超脫狀态。後來肚子越來越嚴重，開始拉稀。有時候一天拉四五次，因為沒吃什麼東西，拉出來的都是水。為了不拉肚子，我盡量不喝水，這些導緻身體裡電解質紊亂，開始發燒。我靜靜地躺在漆黑的小屋裡，全身滾燙，腦子裡迷迷糊糊出現了幻覺：我看見啞巴臉朝下趴在破木闆上，身體像一塊燒紅的鐵，冒着呲呲的水汽。他就那樣趴着一動不動，像死了一樣，我搖了搖他，一點反應都沒有。他的身體沉得像個石頭，我費了好大的勁将他翻過來，他的臉吓了我一跳，那分明就是我自己。後來我起身喝了點水，可是沒過一會肚子又咕噜噜地叫起來。恍惚中，我看見自己捂着肚子吃力地爬了出去，爬進了草叢裡……
我再次醒來時是在醫院裡，胳膊上在輸着液，窗戶上挂着白色的布簾，床邊站着一個穿警服的人。他說是在小屋救的我，當時我已經失去意識，被子裡面沾滿了屎尿。要不是有人聞到惡臭報了警，我可能就死在裡面了。我的手機欠費停機了3個月，他們已經聯系了我的媽媽，她正在趕來的路上。接着他拿出紙筆，做了一些筆錄，再三确認我智力正常後就離開了。我我呆呆地看着病房的天花闆，醫院裡什麼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天花闆、白色的牆面、白色的被子和床單，醫生的衣服也是白色的。而啞巴的小屋裡什麼都是黑色的，黑色的地面、黑色的牆，還有黑色的被褥。我被強行從黑色的世界裡拉進了白色的世界裡，腦袋裡難免恍惚，懷疑這一切是否是真實的。身上黑的發黴的棉衣已經換成了醫院的病号服，唯一殘留的印記是滿臉的胡渣和蓬勃茂盛的頭發。我的精神也仿佛不再飄離，或者說從沒有單獨存在過，像是被針線縫在了肚子裡。
我媽進門的時候愣了一下，她似乎不敢認我，又似乎一眼就認出了我，好像我是她失散20年的兒子一樣。她一把撲過來，一把鼻涕一把淚，抹在我亂蓬蓬的頭發和胡子上。她問我這兩年是怎麼過的，我說我過得很好，這次是為了體驗生活，不小心生了病，如此而已。我并沒有跟她說從公司辭職之後與房姐度過的一段荒淫生活，也沒有跟她解釋流浪生活對于意識與肉體、生命與存在的精神領悟。應付我媽并不難，從小到大，不管我編造什麼樣的花式理由，她都毫不懷疑。在她心裡，我一直都是那個乖巧聽話、學習用功、工作努力、待人和善的好孩子。我想就算我殺了人，她也一定會認為是被殺的人做了錯事。我曾經問她為什麼那麼相信我，她說她相信的是自己。這句話在我看來可以解釋為她接受不了另一個我，因為她一個人将我撫養大，在我身上傾盡了心血，否定了我就相當于否定了她的一生，這不但意味着她一輩子的辛苦白費，也意味着她殘餘的生命徹底失去了意義。
我媽帶我去剪了頭發、刮了胡子，這下我從表面上徹底與流浪生活決裂，再也找不出曾經流浪的印記。經過了醫院的治療和我媽的悉心照料，我的身體很快好轉，能吃下一點東西，但是拉肚子依然沒有太大的緩解。醫生建議我做一個腸鏡，在此期間我被安排在一個消化科的病房裡。病房裡住着一個老大爺，大概80多歲。他被确診為胃癌晚期，已經失去了治愈的希望，隻能藥物維持。因為癌細胞已經轉移到了肺部，老大爺說話時候喘着粗氣，嗓子裡像有一個濃痰随着呼吸上下滑動。他的病症發作的時候非常痛苦，白天或許還好，到了晚上必須要杜冷丁才能睡着。有一天晚上我被老大爺的痛苦的呻吟聲吵醒，他側着身體背對着我，月光像一張裹屍布一樣從窗外蓋在他身上。他的身體扭成麻花狀，嘴裡不停地發出“哎呦哎呦”的聲音。我問他要不要幫忙叫護士，他向我擺擺手：“叫了也沒用，今晚的計量已經用完了”。過了一會，他又主動找我說話，問我能不能以自己的名義開一瓶安眠藥，他自己開不了，兒子也不給他開，是以他現在想活活不成，想死死不了。他想法太天真了，稍微懂點法律的人都知道這事不能答應他。看着他痛苦掙紮的樣子，我陷入久久的不安：人到了這般境地竟然連死的權力也沒有，要是法律允許安樂死該有多好。在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死亡永遠與痛苦、恐怖、悲傷這些不好的東西聯系在一起，如果安樂死能夠合法化，那死亡就會顯得更加從容，更加得體，甚至更加溫暖。是以這不是一部法律的問題，這甚至能引發整個民族對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對文明進步擁有巨大的意義。
我沒有選擇無痛腸鏡，因為我不想在無意識的情況下被人捅菊花，而且我相信既然有普通腸鏡這個選項，那麼它的痛苦一定是在可忍受的範圍内。“别人能行，我為什麼不行”，我對自己說。可是當我看到醫生拿了一根拇指粗細、一米多長的黑色管子時，心裡着實慌了神，我不相信這麼長的東西真的都能插進我的肚子裡。醫生一直讓我放松，可肚子裡劇烈的脹痛讓我冷汗直冒。我眼睛盯着牆角，想象自己躺在啞巴的小屋裡，周圍長滿了黴菌……我的精神再次從身體裡飛出，看着痛的扭曲的身體，發出一陣冷笑……醫生說我乙狀結腸裡面有一個蠶豆大小的息肉，要幫我切掉，回頭再做個活檢，看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我嘴裡除了說着“好好好”，其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隻求那根一米多長的黑色管子能夠盡快出來。
好在最後的活檢結果是良性，做完手術後，我在醫院又住了一周，每天隻能吃一點流食。這一周裡我明白了幸福的真谛就是“吃喝拉撒睡”，對于我來說，能吃能拉就是幸福，對于隔壁老大爺來說能呼吸能睡就是幸福。這些最本能的東西，平常也是我們最容易忽視的東西，而我們往往過于執着于那種形而上的精神幸福。除了領悟幸福真谛之外，我的身體與精神也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身體努力地恢複健康，好讓精神能有更多的精力翺翔；精神也努力保持積極愉快的狀态，好讓身體恢複得更快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