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本文摘自《湘水》（第六辑），原标题为《屈原：楚中诗儒》，作者欧丽娟，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
《湘水》杂志创刊于2013年，以“发掘湖南人文历史、阐扬湖南人文精神”为宗旨，兼具思想性、可读性和鉴赏性。
“湖南人文丛刊”《湘水》（第六辑），聚焦蓝墨水的上游——汨罗江，重点介绍屈原、《楚辞》以及汨罗江流域的文脉，邀请韩少功、张炜、王跃文、李元洛、梁振华、赵逵夫、吴广平等知名学者和作家撰文，展现汨罗江作为文化之江的古今风貌。
《湘水》（第六辑），岳麓书社出版
屈原：楚中诗儒
文 | 欧丽娟
现代诗人郑愁予曾以激昂的青春情怀，满心孺慕地呼告：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在遥想幻设的这幅图像里，诗人是黑夜即将笼罩下来时，伸手点起火焰的提灯人，他们无惧阴暗，不怕混沌，自有一心如星月，为世界指出真相与方向。而对于这两句现代诗人的提问，若论中国文学史上传下诗人行业的第一先行者，答案应该是：屈原。
同样是民族的“根文学”，成为文化血脉的源起，《诗经》是集体的创作，而《楚辞》从开创、奠定、拓展，则都端赖于屈原一人之手，倾其所有心力全幅灌注、滋养此一脉脉不息的渊泉，既承续了《诗经》的诗灵，又进一步打开诗歌的国度。这般高才大能，被刘勰《文心雕龙》颂赞道：“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来者无可比肩，只能与《诗经》并论，从此风、骚与共，就一人而言，堪称力可扛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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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此何人也？又孰以致之？而其惊采之绝艳，又是何等风貌，能否仅以“浪漫”名之？
巨灵的诞生
任何一个人的孕育养成，除无可探究的先天禀赋外，成长环境构成了另一关键性的影响，堪称第二天性。屈原这个独一无二的巨灵，亦如同所有的生命体一样，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再如何优异秀出，仍有赖于环境的塑模始能成形，好比创作《红楼梦》的曹雪芹，便慧眼洞察到只有在“公侯富贵之家”，天赋“正邪二气”者才能成为贾宝玉之类的“情痴情种”，完全符合现代人格理论对人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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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置身于具体而特定的成长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还有种种莫以名状的人际互动、物我相接，诸多意识或不自觉的复杂因素交织互渗，在每一个心灵的小宇宙中神秘运作，缺一不可，始能构成特定的个人，以致无法复制，伟大的灵魂更是如此。单单以自然环境而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于《文心雕龙·物色》即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至于江山究竟何助？首先可以设想一幅拼图：倘若在水深土厚的黄土高原、黄淮平原上嵌入屈原的形象，诚然有点格格不入而难以协调，如同《诗经》的韵采是以整齐的四言诗展现出均衡、平稳、朴实和温柔敦厚，屈原的跌宕起伏、幽渺腾跃也只能是在江南的楚风里延展挥洒。
借由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对此地的描述，所谓：“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一方水土一方人，生长于此的族类自成一格，形成鲜明的文化印记，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便扼要指出屈原的作品特色是：“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而楚地所化育的兰、茝、荃、药、蕙、若、芷、蘅等，即楚物也。山川风物寓目即是，随处可见，于日常生活里点点滴滴渗入生命里，岂能不在呼吸目视之间潜移默化，渗透到心里深处而化为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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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树梢闪耀的点点露珠，藤萝飘动的斑驳阴影，香草散发的隐隐芬芳，山坳传来的神秘声响，天空风云变幻的灵动莫测，岂不会在幼小的心灵上烙下奇丽的宇宙情思？超现实与现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随时随处可以穿越、飞翔，不只是观注日常生活，还可以凝视无限！配合“些、只、羌、谇、蹇、纷、侘傺”的楚语，以及“顿挫悲壮，或韵或否”的楚声，也因此在笔端流泻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磅礴，是为《离骚》等篇最令人心魂迷醉的魅力。
贵族的素质
当然，虽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却并非这一方人都会变成屈原。屈原之所以为屈原，更端赖其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与际遇。很明显的，屈原学识渊博，襟怀宏大，高瞻远瞩，迥然超乎一般文士，这也与他的身份或职业密切相关。
《离骚》开篇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段历数家世，把自我置放在宗族传承中的定位，并不仅只是一般重视血统的观念反映而已，其中实在更有一种阶级归属与贵胄世系的珍重自豪。
根据学者的研究，屈原担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应该具有巫师、祭司之类的特殊身份，现代人往往误以为那是一种宗教迷信的怪胎乃至骗徒，但其实，如同宋兆麟所指出的，巫师不仅是巫教和巫术活动的主持者，也是当时科学文化知识的保存、传播和整理者，特别是在天文学、医学、文字、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可以说是当时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是史前时代的智者或知识分子。那么，这一类的文化掌舵者要如何养成呢？西方学者Arthur Waley对《九歌》的研究指出，从殷代巫咸与巫贤父子的例子，略可推知家世相传或是一个重要的方式。这就难怪屈原会如此重视家族谱系，天命般精神文化的遗传最为关键。
而这一类带有神职功能的人，除掌握庞大深奥的专业知识之外，甚至也具备特殊的通灵体质，能够出神入幻，与鬼神灵怪沟通无碍，更且在祭祀仪式中扮演沟通两界、天人合一的角色，因此，屈原笔下人神之恋的旖旎款款应该也是宗教性的反映。再说，屈原渲染远游的种种奇幻经历，恐怕并不只是想象力的发挥而已，亦为灵魂出窍离体飞升的如实描绘，这些都可以推测出屈原的神职身份属于萨满教（Shamanism）。根据Mircea Eliade的研究，萨满的通神能力（shamanic powers）有多种来源，包括上帝特赐、家世相传、梦中神授、老辈导引、精神狂昂（“ecstasy”or “trance”）的经验等等。
如此描述，岂非与屈原丝丝入扣？他之所以一开始即郑重铺陈自己的家族世系、命名取义，正是交代自己的特殊身份。“字余曰灵均”的“灵”字，即隐隐对应于超自然的灵界属性，至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的“内美”，或即与生俱来的上帝特赐，以及家世相继的血缘遗传；而“又重之以修能”的“修能”，应该就是后天成长过程中相关知识技术的专业训练了。他之所以能远游、能招魂，都是肇因于此，当远游、招魂时所展现的精神狂昂，岂不正是其篇章中迷幻魅力的来源？
当然，屈原并不只是一个优秀称职的巫师，他的“内美”与“修能”更包含了高度的道德素质，所谓“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好修”即一种对人格修炼的爱好，这是他赖以建构自我的内在基调。苏雪林《楚辞新诂》统计过，单单《离骚》一篇便使用了五次“好修”，此外还有与“修”字复合的词语，诸如修能、修名、前修、信修、修姱、宜修、修初服，以及新铸的语词“灵修”，凡十一见，此外还出现于其他的篇章中。可见屈原更是一位洁身自好、修德自励的煌煌君子，那卓越的人格堪任整个国族真正的精神导师，引领前进的步伐，因而《离骚》里便殷殷呼吁：“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正是这般高标崇举的理想取向，才是《离骚》等作品之所以诞生的关键。
灵魂的肖像
诚然屈原是自爱的，也是自信的，他清清楚楚了解自己的珍贵，因此坚持不愿打折扣：当受到压抑排挤的时候，便激起强烈的义愤不平，往往控诉世间俗众的平庸污浊。所谓：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如此之洁净不染、美丽无瑕、贤德良能，集众善于一身，以至《离骚》一篇中，单单“美”字即出现了十二次，还未包括不言美而美在其中的诸般描写。屈原对这样的自己也百般呵护，以致峭然孤出，东汉的班固便称之为“露才扬己”，一旦与世相忤，横遭挫磨，又岂能不怨悲愤，故明朝袁宏道指他“劲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都客观看到屈原的一面。
确实，《离骚》全诗多达三百七十七句，淋漓尽致地抒发个人情思，据王海龙所见，其中使用了六个不同的自称代词，包括予、我、朕、之（自谓以第三人称）、余、吾等，共反复出现了八十八次，单单“余”字即出现五十次，“吾”字二十六次，自我张扬的现象是极其鲜明的。可以说，这些篇章都是屈原的个人倾诉，因此字里行间处处有我。很多人把《离骚》视为中国抒情诗的开端，将屈原当作浪漫派的代表，便是因为看到专属其个人的鲜明印记。
然而，屈原的自我却是无比纯净的，没有一般人的自私自利，甚至没有个体存在必有的社会依傍，屈原横空出世，似这般足不点地，与尘世毫无瓜葛，在他的笔下，完全没有人间事、烟火气，只有一片纯净的冰心。精确地说，我们看到的不是屈原这个人，而是他的心灵活动，其作品中折射的纯然是精神的光辉，而一无生活尘嚣的氛埃。
诸如屈原只谈到过父亲，但那与其说是家族伦理的传记呈现，不如说是精神事业的传承谱系。除此之外，屈原是否结婚生子？他和朋友的往来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一片空白，除了他所遇到的君王与小人之外。但君王是遥不可及的虚像，实质上是千山万水阻隔之下的悬空思念；虽然小人处处作梗，却也只是一些抽象的负面基点，若非要用来突显他的高洁，屈原也实在不屑一顾，是故完全缺乏有影有迹的恶形恶状。
至于家庭亲友呢？姑且不论孔子有妻有子，绵延至今已七十多代，身边还围绕着七十二个弟子继承衣钵，师生之间的相处、对话丰富而精彩，有温暖，有严峻，有共享春水闲适的怡然和乐，也有生死交关的凛然扶持，在《论语》里，万世师表刻画出熠熠生辉的伦理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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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同时代、同故乡的庄子来看，他有“鼓盆而歌”一段所透露的妻子，她“与人居，长子老身”，是一起养儿育女的生活伴侣，夫妻白头偕老；还有濠梁之上对辩鱼之乐的友人惠施，这位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交流的朋友，不但去吊唁庄子的妻丧，还曾经发动军队去搜捕庄子呢。可见这个逍遥超脱的思想家，往往透露出从人间世挣脱的痕迹，让人瞥见那隐藏在蜻蜓点水之下的斧凿：原来在达到“逍遥游”之前，庄子首先是多么深陷于“人间世”里！甚至在依违往返之际，他还通过“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的亲子寓言，表达自己对盲昧无明的悚然与悲悯。
但屈原却纯乎独与精神往来，渺无生活层次的雪泥鸿爪，甚至连他穿在身上的衣装，都是“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哪里是“人”的造型？血肉之躯被涵融于一片晶莹芬芳的春花香草里，只剩下纯粹的美感形象，以及纯净的神圣空间。
不只如此，从屈原的作品里，我们也看不到年龄，甚至看不出性别！当他殷殷对君王发出声声呼唤时，那般深情款款、缱绻难舍，犹如月光下守望夫君的思妇，日日年年，难怪有学者把屈原怀才不遇的郁郁寡欢比喻为“政治失恋”。而这个终身处在失恋状态的贵裔男子，时时刻刻承受着椎心蚀骨的痛苦，却总是倾力奋斗，不肯妥协，不愿放弃，只有在最终选择远离人间的前夕，才显露出疲惫的痕迹。《渔父》一篇中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即使到了此时此刻，他仍然感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愿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终究选择以百分之百的洁净为生命画下句点，死亡成就了彻底的晶莹。
难怪司马迁以其史家的眼光，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盖棺定论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正是一片光明，比大鹏鸟飞得更高，超越了九万里的垂天之云，从人间的角度只能仰望到一片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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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外衣下的儒家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首度被比拟为日月恒光者，即是屈原。相较之下，孔子固然更是文化正统的总源，后来也因此被比诸天日，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一前一后，屈原闪耀在先，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冠冕。必须说，司马迁的日月之喻，正显示他身为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卓越判断力，精确掌握到屈原的灵魂根柢其实来自于儒家血统。
的确，“无限”可以说是屈原的内在世界的基本核心，再加上其所焕发出来的种种奇思幻想，从表面上看，很容易被类同于浪漫精神的发挥。例如英国文学批评家休姆（T. E. Hulme）在描述浪漫主义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时，曾说道：“浪漫主义者以为人是无可限量的，故必然时时吟咏无限的事物。”这岂非切中屈原笔下无尽的时空，可以绵延到宇宙开端而发出天问，或远游于现实边界之外？而美国文学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声言：“浪漫的想象，即是不以伦理中心为归宿的想象，亦即是在荒诞领域中疯狂驰骤的想象。”这似乎也很符合屈原笔下超越伦理禁忌的人神之恋，以及飞天入地超现实的灵界经历，充满神话国度不受拘束的奇诡幽渺。至于英国批评家佩特（W. Pater）简单总结所云：“浪漫精神的要素，就是好奇之念与爱美之心”，更一语道中《离骚》等篇章的基本风格。这么一来，楚文化的特征诚彰明可见。
只不过，单就楚地的浪漫风格而言，一般都将庄、屈并称，但其实两人的性格特质截然不同。缪钺曾以此二人为代表，区辨中国古人两种不同的基本性格特质，一曰“入而能出”，一曰“往而不返”，庄子正是深于情而超乎情，故成就其带着深沉重量的逍遥，是谓“入而能出”；而屈原却是一往投入，不肯自拔，终究以身相殉，故云“往而不返”。此种“往而不返”的执着，一般又容易理解为李商隐式的浪漫，所谓“深知身在情长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乍看之下，那裹挟一生无时放下的执着确实若有相合。
然而失之毫厘便差之千里，《文心雕龙》说屈原“绮靡以伤情”的情实则全非李商隐式的个人私恋，既一无得失荣枯的计较，也迥异于自我的情绪好恶。质言之，屈原的情并不是小我的延伸，而是以大我为丈量，所以其“往而不返”者并非无力解脱的陷溺，或激情驱使之下的难以自制，本质上更接近儒家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姑且不论《离骚》中已经一再树立价值标竿，声称：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
这样的道德判准与儒家思想完全一致，至于《离骚》所说：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又与孔子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相去几希！可见“浪漫”只是外在包装的表象，真正构成屈原的内在根柢者，实乃源自孔子对理想追求的执着。而这样的个性注定只能坚持不懈，根本与庄子的“坐忘”无缘。
这就是司马迁之所以将屈原比诸孔子的慧眼所在。太史公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将两人比肩，在独尊儒术又楚风流衍的汉代，不可不谓灵巧，不可不谓奇妙。试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篇末的一段“太史公曰”，那是司马迁以史家的身份对屈原所下的历史论断：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值得注意的是，于《孔子世家》最后的篇末赞语竟然差相仿佛：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这两段简直如出一辙！其一，司马迁身在后代，都通过阅读两人之著作而引发无限的向往之情，启动进一步的心灵相接。其二，意欲“究天人之际”的大史家也都亲赴其地凭吊，进入两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神圣场所，接受其精神的无形洗礼，一处是让屈原获得绝对净化的长沙，一处是孔子弘扬礼乐钟鼓的鲁国。其三，既读其书，复履其地，最终也都激发出“想见其为人”的钦慕神往。唯一的不同是：他对屈原多了“悲其志”与“未尝不垂涕”的强烈动情，对孔子则多了“祗回留之不能去”的沉浸流连，深度更有过之。
就此，文学家与思想家道路不同却殊途同归，一并受到史家的极力赞扬而相提并论，岂非双方共有品格高洁的同一核心所致？那令人崇敬之心不禁油然而生的人格，正是一种让人可以维持一定的心灵高度，不会越来越坠落的伟大力量！可见司马迁以其史家的洞察力，早已对屈原骨子里的儒家血统作出盖棺定论。因此确切地说，屈原其实是个浪漫的儒家信徒，与孔子同一高度更是屈原得以在黄昏里挂起一盏灯的关键。
然而，明亮高悬如日月者虽足以辉耀古今，但当其燃放光亮的同时，却注定要承受拒斥、排挤甚至放逐的待遇。庄子已经锐利地洞察到孔子的悲剧，乃如《达生篇》所指出：
今汝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激起愚污者之反扑逆袭者，难道不正是那令人无法直视的极端光亮？它让愚昧无法匿迹，污秽无法隐遁，以致更加哓哓张舞，吊诡地在日月周边造出黑洞，反过来吞噬了光源！这是庄子的洞见，也是庄子的怜悯，更是庄子对孔子的尊敬。同具日月之光的屈原又岂其不然？孔子行走人间，坚持了一生，却终身落拓无依，不也预告了屈原的命运？屈原这个巨灵毕竟装载于凡人之躯中，无法避免在人群里遭遇人性的阴暗纠葛，复以深情难遣，更容易被是非所伤害，所谓蛾眉见嫉之叹，莫非如此。
踽踽独行的屈原当下既无法安顿，于是退一步以飞天想象作为现实的解脱，他毕竟是优秀的巫灵，通过家传的专业技艺展开灵魂飞升的远游，那是一种心灵大开的飞跃，即使受困于此时此地，也依然可以遨翔宇宙。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便曾概括了“游”字在早期文献中的各种含义：“游”可指到山间的旅行，还意指萨满巫师式的天际飞行，以及道士换身置于神秘的高空所取得的一种自由感。
这便是屈原唯一的出路所在，也是他重获尊严的方式！
只可惜，毕竟任何形躯都深受地心引力的牵制，不能永恒高飞，必须复归回落尘土，然后再继续腾空奋斗；而上穷碧落下黄泉之际固然汲取了自我解脱的自由，同时却又隐含着茫然无着的巨大彷徨。在更辽阔的世界里遭受更彻底的失落下，屈原更加没有皈依，其中的艰苦与庄严，又何尝稍减于孔子？
孔子遭到麒麟折足的打击，终于哭泣哀叹“胡为乎来哉”的苍凉，以致《春秋》停笔的绝望，生命之火乃随之熄灭。同样的，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之余，屈原也终于憔悴枯槁，徘徊于江边泽畔咄咄问天，苦苦追讨没有回应的答案，再一步即投江葬身鱼腹中，这岂不与孔子的“绝笔于获麟”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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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谁都能感受到放弃世俗的一切，包括权位、财富，甚至尊严，当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屈原迥非一味偏执之辈，何尝不知一旦踏上这样的道路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在历经种种严酷的考验之后，屈原终于确定自己的道路并不是选择得来，而是无法逃脱的命中注定，对于降格以求、步入歧途以转向康庄大道，实在不是不为，而是不能。相较于世人轻易地“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屈原却办不到就是办不到，于是他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那等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了。
屈原在天赋秉性与后天的“好修”下全力扛起这个宿命，从来不曾犹疑。只不过在长途跋涉之下，屈原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实在太累、太绝望了，即使遇到渔父这样一位庄子般的智者，提供给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此一与世推移的因应之道，但也只是让他将生命献祭于理想的决定更加明确而坚定。或者我们可以采用象征的角度，把《渔父》这一篇视为屈原的自我诘辩乃至自我挣扎，借由分裂出来的两个人物彼此对话，以厘清激荡纷扰的思绪，一个通脱的屈原想要说服另一个执着的屈原，对比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和处世方式。
终于，屈原更看清了自己，他终究不是同一方水土所产生的庄子，而遥契远方的孔子。虽然他写起对君王的眷顾难舍，简直如同缠绵悱恻的恋人絮语，但其实骨子里是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家君子，完全没有同乡庄子的豁达与超脱。所以说，屈原自楚文化的母胎孕育而出，但又不限于楚文化，日月的比喻更道出屈原的超越性与永恒性。
魂兮归来：现代的招魂
青山不老，为谁白头？
两千多年前，屈原诞生了，在活着的一生中，他一片赤诚，两袖清风，四顾无人，伫立于八方天地殷殷呼唤，却像面对黑洞般毫无回声，只在湘水边憔悴徘徊，于茫茫虚空里刻画出没有答案的问号。幸而英灵不死，那余音袅袅终究在后世许多纯净的心灵里不断重现，屈原因此而获得永生。
但造成屈原以及孔子之悲剧的那个世界并没有消失，顽强地代代相传，“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颠倒依然，清朝诗人黄仲则不也感叹：“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可伤时至如今，是否连书生也不复存在？湘水悠悠，屈子能否魂兮归来，难道不是决定于吾辈的招魂之心？即使英灵复返，是否有“乐莫乐兮新相知”的故乡可以安顿，还是再一次遭受“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失落，甚至重蹈麒麟折足的覆辙，徒增“胡为乎来哉”的苍凉叹息？
湘江来自一方水土，却脉脉流入长江，汇入更盛大的澜潮，再奔入浩瀚无涯的海洋，与世界合而为一，同样的，屈原在战国时期荆楚之地孕育而生，却又超越了这里，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的典范，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悠悠苍天，证明崇高的品格与深厚的文化才是人类的尊严、文明的成就，唯有尽量超越人性与本能的地心引力，才得以接近永恒的北极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