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本文摘自《湘水》（第六輯），原标題為《屈原：楚中詩儒》，作者歐麗娟，系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湘水》雜志創刊于2013年，以“發掘湖南人文曆史、闡揚湖南人文精神”為宗旨，兼具思想性、可讀性和鑒賞性。
“湖南人文叢刊”《湘水》（第六輯），聚焦藍墨水的上遊——汨羅江，重點介紹屈原、《楚辭》以及汨羅江流域的文脈，邀請韓少功、張炜、王躍文、李元洛、梁振華、趙逵夫、吳廣平等知名學者和作家撰文，展現汨羅江作為文化之江的古今風貌。
《湘水》（第六輯），嶽麓書社出版
屈原：楚中詩儒
文 | 歐麗娟
現代詩人鄭愁予曾以激昂的青春情懷，滿心孺慕地呼告：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黃昏裡挂起一盞燈？
在遙想幻設的這幅圖像裡，詩人是黑夜即将籠罩下來時，伸手點起火焰的提燈人，他們無懼陰暗，不怕混沌，自有一心如星月，為世界指出真相與方向。而對于這兩句現代詩人的提問，若論中國文學史上傳下詩人行業的第一先行者，答案應該是：屈原。
同樣是民族的“根文學”，成為文化血脈的源起，《詩經》是集體的創作，而《楚辭》從開創、奠定、拓展，則都端賴于屈原一人之手，傾其所有心力全幅灌注、滋養此一脈脈不息的淵泉，既承續了《詩經》的詩靈，又進一步打開詩歌的國度。這般高才大能，被劉勰《文心雕龍》頌贊道：“氣往轹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并能矣。”來者無可比肩，隻能與《詩經》并論，從此風、騷與共，就一人而言，堪稱力可扛鼎。
“古典名著普及文庫”《楚辭》，嶽麓書社出版
若問此何人也？又孰以緻之？而其驚采之絕豔，又是何等風貌，能否僅以“浪漫”名之？
巨靈的誕生
任何一個人的孕育養成，除無可探究的先天禀賦外，成長環境構成了另一關鍵性的影響，堪稱第二天性。屈原這個獨一無二的巨靈，亦如同所有的生命體一樣，與生俱來的遺傳基因再如何優異秀出，仍有賴于環境的塑模始能成形，好比創作《紅樓夢》的曹雪芹，便慧眼洞察到隻有在“公侯富貴之家”，天賦“正邪二氣”者才能成為賈寶玉之類的“情癡情種”，完全符合現代人格理論對人性的研究成果。
《紅樓夢》（名家演播閱讀無障礙版），嶽麓書社出版
正是置身于具體而特定的成長環境裡，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還有種種莫以名狀的人際互動、物我相接，諸多意識或不自覺的複雜因素交織互滲，在每一個心靈的小宇宙中神秘運作，缺一不可，始能構成特定的個人，以緻無法複制，偉大的靈魂更是如此。單單以自然環境而言，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劉勰，于《文心雕龍·物色》即指出：“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然屈平是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至于江山究竟何助？首先可以設想一幅拼圖：倘若在水深土厚的黃土高原、黃淮平原上嵌入屈原的形象，誠然有點格格不入而難以協調，如同《詩經》的韻采是以整齊的四言詩展現出均衡、平穩、樸實和溫柔敦厚，屈原的跌宕起伏、幽渺騰躍也隻能是在江南的楚風裡延展揮灑。
借由王夫之《楚辭通釋·序例》對此地的描述，所謂：“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一方水土一方人，生長于此的族類自成一格，形成鮮明的文化印記，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便扼要指出屈原的作品特色是：“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而楚地所化育的蘭、茝、荃、藥、蕙、若、芷、蘅等，即楚物也。山川風物寓目即是，随處可見，于日常生活裡點點滴滴滲入生命裡，豈能不在呼吸目視之間潛移默化，滲透到心裡深處而化為骨血？
《船山全書》，嶽麓書社出版
那樹梢閃耀的點點露珠，藤蘿飄動的斑駁陰影，香草散發的隐隐芬芳，山坳傳來的神秘聲響，天空風雲變幻的靈動莫測，豈不會在幼小的心靈上烙下奇麗的宇宙情思？超現實與現實之間并沒有明确的界線，随時随處可以穿越、飛翔，不隻是觀注日常生活，還可以凝視無限！配合“些、隻、羌、谇、蹇、紛、侘傺”的楚語，以及“頓挫悲壯，或韻或否”的楚聲，也是以在筆端流瀉出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磅礴，是為《離騷》等篇最令人心魂迷醉的魅力。
貴族的素質
當然，雖說一方水土一方人，卻并非這一方人都會變成屈原。屈原之是以為屈原，更端賴其與衆不同的個人特質與際遇。很明顯的，屈原學識淵博，襟懷宏大，高瞻遠矚，迥然超乎一般文士，這也與他的身份或職業密切相關。
《離騷》開篇即雲：“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這段曆數家世，把自我置放在宗族傳承中的定位，并不僅隻是一般重視血統的觀念反映而已，其中實在更有一種階級歸屬與貴胄世系的珍重自豪。
根據學者的研究，屈原擔任楚國的三闾大夫，應該具有巫師、祭司之類的特殊身份，現代人往往誤以為那是一種宗教迷信的怪胎乃至騙徒，但其實，如同宋兆麟所指出的，巫師不僅是巫教和巫術活動的主持者，也是當時科學文化知識的儲存、傳播和整理者，特别是在天文學、醫學、文字、文學、曆史、音樂、舞蹈、繪畫等方面，可以說是當時解釋世界的精神領袖，是史前時代的智者或知識分子。那麼，這一類的文化掌舵者要如何養成呢？西方學者Arthur Waley對《九歌》的研究指出，從殷代巫鹹與巫賢父子的例子，略可推知家世相傳或是一個重要的方式。這就難怪屈原會如此重視家族譜系，天命般精神文化的遺傳最為關鍵。
而這一類帶有神職功能的人，除掌握龐大深奧的專業知識之外，甚至也具備特殊的通靈體質，能夠出神入幻，與鬼神靈怪溝通無礙，更且在祭祀儀式中扮演溝通兩界、天人合一的角色，是以，屈原筆下人神之戀的旖旎款款應該也是宗教性的反映。再說，屈原渲染遠遊的種種奇幻經曆，恐怕并不隻是想象力的發揮而已，亦為靈魂出竅離體飛升的如實描繪，這些都可以推測出屈原的神職身份屬于薩滿教（Shamanism）。根據Mircea Eliade的研究，薩滿的通神能力（shamanic powers）有多種來源，包括上帝特賜、家世相傳、夢中神授、老輩導引、精神狂昂（“ecstasy”or “trance”）的經驗等等。
如此描述，豈非與屈原絲絲入扣？他之是以一開始即鄭重鋪陳自己的家族世系、命名取義，正是交代自己的特殊身份。“字餘曰靈均”的“靈”字，即隐隐對應于超自然的靈界屬性，至于“紛吾既有此内美兮”的“内美”，或即與生俱來的上帝特賜，以及家世相繼的血緣遺傳；而“又重之以修能”的“修能”，應該就是後天成長過程中相關知識技術的專業訓練了。他之是以能遠遊、能招魂，都是肇因于此，當遠遊、招魂時所展現的精神狂昂，豈不正是其篇章中迷幻魅力的來源？
當然，屈原并不隻是一個優秀稱職的巫師，他的“内美”與“修能”更包含了高度的道德素質，所謂“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為常”，“好修”即一種對人格修煉的愛好，這是他賴以建構自我的内在基調。蘇雪林《楚辭新诂》統計過，單單《離騷》一篇便使用了五次“好修”，此外還有與“修”字複合的詞語，諸如修能、修名、前修、信修、修姱、宜修、修初服，以及新鑄的語詞“靈修”，凡十一見，此外還出現于其他的篇章中。可見屈原更是一位潔身自好、修德自勵的煌煌君子，那卓越的人格堪任整個國族真正的精神導師，引領前進的步伐，因而《離騷》裡便殷殷呼籲：“乘骐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正是這般高标崇舉的理想取向，才是《離騷》等作品之是以誕生的關鍵。
靈魂的肖像
誠然屈原是自愛的，也是自信的，他清清楚楚了解自己的珍貴，是以堅持不願打折扣：當受到壓抑排擠的時候，便激起強烈的義憤不平，往往控訴世間俗衆的平庸污濁。所謂：
衆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诼謂餘以善淫。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如此之潔淨不染、美麗無瑕、賢德良能，集衆善于一身，以至《離騷》一篇中，單單“美”字即出現了十二次，還未包括不言美而美在其中的諸般描寫。屈原對這樣的自己也百般呵護，以緻峭然孤出，東漢的班固便稱之為“露才揚己”，一旦與世相忤，橫遭挫磨，又豈能不怨悲憤，故明朝袁宏道指他“勁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都客觀看到屈原的一面。
确實，《離騷》全詩多達三百七十七句，淋漓盡緻地抒發個人情思，據王海龍所見，其中使用了六個不同的自稱代詞，包括予、我、朕、之（自謂以第三人稱）、餘、吾等，共反複出現了八十八次，單單“餘”字即出現五十次，“吾”字二十六次，自我張揚的現象是極其鮮明的。可以說，這些篇章都是屈原的個人傾訴，是以字裡行間處處有我。很多人把《離騷》視為中國抒情詩的開端，将屈原當作浪漫派的代表，便是因為看到專屬其個人的鮮明印記。
然而，屈原的自我卻是無比純淨的，沒有一般人的自私自利，甚至沒有個體存在必有的社會依傍，屈原橫空出世，似這般足不點地，與塵世毫無瓜葛，在他的筆下，完全沒有人間事、煙火氣，隻有一片純淨的冰心。精确地說，我們看到的不是屈原這個人，而是他的心靈活動，其作品中折射的純然是精神的光輝，而一無生活塵嚣的氛埃。
諸如屈原隻談到過父親，但那與其說是家族倫理的傳記呈現，不如說是精神事業的傳承譜系。除此之外，屈原是否結婚生子？他和朋友的往來如何？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一片空白，除了他所遇到的君王與小人之外。但君王是遙不可及的虛像，實質上是千山萬水阻隔之下的懸空思念；雖然小人處處作梗，卻也隻是一些抽象的負面基點，若非要用來突顯他的高潔，屈原也實在不屑一顧，是故完全缺乏有影有迹的惡形惡狀。
至于家庭親友呢？姑且不論孔子有妻有子，綿延至今已七十多代，身邊還圍繞着七十二個弟子繼承衣缽，師生之間的相處、對話豐富而精彩，有溫暖，有嚴峻，有共享春水閑适的怡然和樂，也有生死交關的凜然扶持，在《論語》裡，萬世師表刻畫出熠熠生輝的倫理版圖。
“古典名著普及文庫”《論語》，嶽麓書社出版
即使以同時代、同故鄉的莊子來看，他有“鼓盆而歌”一段所透露的妻子，她“與人居，長子老身”，是一起養兒育女的生活伴侶，夫妻白頭偕老；還有濠梁之上對辯魚之樂的友人惠施，這位既是競争的對手又是交流的朋友，不但去吊唁莊子的妻喪，還曾經發動軍隊去搜捕莊子呢。可見這個逍遙超脫的思想家，往往透露出從人間世掙脫的痕迹，讓人瞥見那隐藏在蜻蜓點水之下的斧鑿：原來在達到“逍遙遊”之前，莊子首先是多麼深陷于“人間世”裡！甚至在依違往返之際，他還通過“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的親子寓言，表達自己對盲昧無明的悚然與悲憫。
但屈原卻純乎獨與精神往來，渺無生活層次的雪泥鴻爪，甚至連他穿在身上的衣裝，都是“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這哪裡是“人”的造型？血肉之軀被涵融于一片晶瑩芬芳的春花香草裡，隻剩下純粹的美感形象，以及純淨的神聖空間。
不隻如此，從屈原的作品裡，我們也看不到年齡，甚至看不出性别！當他殷殷對君王發出聲聲呼喚時，那般深情款款、缱绻難舍，猶如月光下守望夫君的思婦，日日年年，難怪有學者把屈原懷才不遇的郁郁寡歡比喻為“政治失戀”。而這個終身處在失戀狀态的貴裔男子，時時刻刻承受着椎心蝕骨的痛苦，卻總是傾力奮鬥，不肯妥協，不願放棄，隻有在最終選擇遠離人間的前夕，才顯露出疲憊的痕迹。《漁父》一篇中說：“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即使到了此時此刻，他仍然感慨“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不願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終究選擇以百分之百的潔淨為生命畫下句點，死亡成就了徹底的晶瑩。
難怪司馬遷以其史家的眼光，于《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蓋棺定論道：“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屈原正是一片光明，比大鵬鳥飛得更高，超越了九萬裡的垂天之雲，從人間的角度隻能仰望到一片空靈。
“全本全注全譯”《史記》（全九冊），嶽麓書社出版
浪漫外衣下的儒家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曆史上首度被比拟為日月恒光者，即是屈原。相較之下，孔子固然更是文化正統的總源，後來也是以被比諸天日，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而一前一後，屈原閃耀在先，不能不說是莫大的冠冕。必須說，司馬遷的日月之喻，正顯示他身為最偉大的曆史學家的卓越判斷力，精确掌握到屈原的靈魂根柢其實來自于儒家血統。
的确，“無限”可以說是屈原的内在世界的基本核心，再加上其所煥發出來的種種奇思幻想，從表面上看，很容易被類同于浪漫精神的發揮。例如英國文學批評家休姆（T. E. Hulme）在描述浪漫主義者對宇宙人生的态度時，曾說道：“浪漫主義者以為人是無可限量的，故必然時時吟詠無限的事物。”這豈非切中屈原筆下無盡的時空，可以綿延到宇宙開端而發出天問，或遠遊于現實邊界之外？而美國文學批評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聲言：“浪漫的想象，即是不以倫理中心為歸宿的想象，亦即是在荒誕領域中瘋狂馳驟的想象。”這似乎也很符合屈原筆下超越倫理禁忌的人神之戀，以及飛天入地超現實的靈界經曆，充滿神話國度不受拘束的奇詭幽渺。至于英國批評家佩特（W. Pater）簡單總結所雲：“浪漫精神的要素，就是好奇之念與愛美之心”，更一語道中《離騷》等篇章的基本風格。這麼一來，楚文化的特征誠彰明可見。
隻不過，單就楚地的浪漫風格而言，一般都将莊、屈并稱，但其實兩人的性格特質截然不同。缪钺曾以此二人為代表，區辨中國古人兩種不同的基本性格特質，一曰“入而能出”，一曰“往而不返”，莊子正是深于情而超乎情，故成就其帶着深沉重量的逍遙，是謂“入而能出”；而屈原卻是一往投入，不肯自拔，終究以身相殉，故雲“往而不返”。此種“往而不返”的執着，一般又容易了解為李商隐式的浪漫，所謂“深知身在情長在”“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乍看之下，那裹挾一生無時放下的執着确實若有相合。
然而失之毫厘便差之千裡，《文心雕龍》說屈原“绮靡以傷情”的情實則全非李商隐式的個人私戀，既一無得失榮枯的計較，也迥異于自我的情緒好惡。質言之，屈原的情并不是小我的延伸，而是以大我為丈量，是以其“往而不返”者并非無力解脫的陷溺，或激情驅使之下的難以自制，本質上更接近儒家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姑且不論《離騷》中已經一再樹立價值标竿，聲稱：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這樣的道德判準與儒家思想完全一緻，至于《離騷》所說：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又與孔子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相去幾希！可見“浪漫”隻是外在包裝的表象，真正構成屈原的内在根柢者，實乃源自孔子對理想追求的執着。而這樣的個性注定隻能堅持不懈，根本與莊子的“坐忘”無緣。
這就是司馬遷之是以将屈原比諸孔子的慧眼所在。太史公以一種十分獨特的方式将兩人比肩，在獨尊儒術又楚風流衍的漢代，不可不謂靈巧，不可不謂奇妙。試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篇末的一段“太史公曰”，那是司馬遷以史家的身份對屈原所下的曆史論斷：
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值得注意的是，于《孔子世家》最後的篇末贊語竟然差相仿佛：
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适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
這兩段簡直如出一轍！其一，司馬遷身在後代，都通過閱讀兩人之著作而引發無限的向往之情，啟動進一步的心靈相接。其二，意欲“究天人之際”的大史家也都親赴其地憑吊，進入兩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神聖場所，接受其精神的無形洗禮，一處是讓屈原獲得絕對淨化的長沙，一處是孔子弘揚禮樂鐘鼓的魯國。其三，既讀其書，複履其地，最終也都激發出“想見其為人”的欽慕神往。唯一的不同是：他對屈原多了“悲其志”與“未嘗不垂涕”的強烈動情，對孔子則多了“祗回留之不能去”的沉浸流連，深度更有過之。
就此，文學家與思想家道路不同卻殊途同歸，一并受到史家的極力贊揚而相提并論，豈非雙方共有品格高潔的同一核心所緻？那令人崇敬之心不禁油然而生的人格，正是一種讓人可以維持一定的心靈高度，不會越來越墜落的偉大力量！可見司馬遷以其史家的洞察力，早已對屈原骨子裡的儒家血統作出蓋棺定論。是以确切地說，屈原其實是個浪漫的儒家信徒，與孔子同一高度更是屈原得以在黃昏裡挂起一盞燈的關鍵。
然而，明亮高懸如日月者雖足以輝耀古今，但當其燃放光亮的同時，卻注定要承受拒斥、排擠甚至放逐的待遇。莊子已經銳利地洞察到孔子的悲劇，乃如《達生篇》所指出：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激起愚污者之反撲逆襲者，難道不正是那令人無法直視的極端光亮？它讓愚昧無法匿迹，污穢無法隐遁，以緻更加哓哓張舞，吊詭地在日月周邊造出黑洞，反過來吞噬了光源！這是莊子的洞見，也是莊子的憐憫，更是莊子對孔子的尊敬。同具日月之光的屈原又豈其不然？孔子行走人間，堅持了一生，卻終身落拓無依，不也預告了屈原的命運？屈原這個巨靈畢竟裝載于凡人之軀中，無法避免在人群裡遭遇人性的陰暗糾葛，複以深情難遣，更容易被是非所傷害，所謂蛾眉見嫉之歎，莫非如此。
踽踽獨行的屈原當下既無法安頓，于是退一步以飛天想象作為現實的解脫，他畢竟是優秀的巫靈，通過家傳的專業技藝展開靈魂飛升的遠遊，那是一種心靈大開的飛躍，即使受困于此時此地，也依然可以遨翔宇宙。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便曾概括了“遊”字在早期文獻中的各種含義：“遊”可指到山間的旅行，還意指薩滿巫師式的天際飛行，以及道士換身置于神秘的高空所取得的一種自由感。
這便是屈原唯一的出路所在，也是他重獲尊嚴的方式！
隻可惜，畢竟任何形軀都深受地心引力的牽制，不能永恒高飛，必須複歸回落塵土，然後再繼續騰空奮鬥；而上窮碧落下黃泉之際固然汲取了自我解脫的自由，同時卻又隐含着茫然無着的巨大彷徨。在更遼闊的世界裡遭受更徹底的失落下，屈原更加沒有皈依，其中的艱苦與莊嚴，又何嘗稍減于孔子？
孔子遭到麒麟折足的打擊，終于哭泣哀歎“胡為乎來哉”的蒼涼，以緻《春秋》停筆的絕望，生命之火乃随之熄滅。同樣的，飽經滄桑、曆盡憂患之餘，屈原也終于憔悴枯槁，徘徊于江邊澤畔咄咄問天，苦苦追讨沒有回應的答案，再一步即投江葬身魚腹中，這豈不與孔子的“絕筆于獲麟”異曲同工？
“國學經典文庫”《春秋左傳》，嶽麓書社出版
其實，任誰都能感受到放棄世俗的一切，包括權位、财富，甚至尊嚴，當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那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屈原迥非一味偏執之輩，何嘗不知一旦踏上這樣的道路後所要付出的代價？隻不過在曆經種種嚴酷的考驗之後，屈原終于确定自己的道路并不是選擇得來，而是無法逃脫的命中注定，對于降格以求、步入歧途以轉向康莊大道，實在不是不為，而是不能。相較于世人輕易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屈原卻辦不到就是辦不到，于是他說：“鸷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那等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宿命了。
屈原在天賦秉性與後天的“好修”下全力扛起這個宿命，從來不曾猶疑。隻不過在長途跋涉之下，屈原勞苦倦極、疾痛慘怛，實在太累、太絕望了，即使遇到漁父這樣一位莊子般的智者，提供給他“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此一與世推移的因應之道，但也隻是讓他将生命獻祭于理想的決定更加明确而堅定。或者我們可以采用象征的角度，把《漁父》這一篇視為屈原的自我诘辯乃至自我掙紮，借由分裂出來的兩個人物彼此對話，以厘清激蕩紛擾的思緒，一個通脫的屈原想要說服另一個執着的屈原，對比出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質和處世方式。
終于，屈原更看清了自己，他終究不是同一方水土所産生的莊子，而遙契遠方的孔子。雖然他寫起對君王的眷顧難舍，簡直如同纏綿悱恻的戀人絮語，但其實骨子裡是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儒家君子，完全沒有同鄉莊子的豁達與超脫。是以說，屈原自楚文化的母胎孕育而出，但又不限于楚文化，日月的比喻更道出屈原的超越性與永恒性。
魂兮歸來：現代的招魂
青山不老，為誰白頭？
兩千多年前，屈原誕生了，在活着的一生中，他一片赤誠，兩袖清風，四顧無人，伫立于八方天地殷殷呼喚，卻像面對黑洞般毫無回聲，隻在湘水邊憔悴徘徊，于茫茫虛空裡刻畫出沒有答案的問号。幸而英靈不死，那餘音袅袅終究在後世許多純淨的心靈裡不斷重制，屈原是以而獲得永生。
但造成屈原以及孔子之悲劇的那個世界并沒有消失，頑強地代代相傳，“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颠倒依然，清朝詩人黃仲則不也感歎：“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可傷時至如今，是否連書生也不複存在？湘水悠悠，屈子能否魂兮歸來，難道不是決定于吾輩的招魂之心？即使英靈複返，是否有“樂莫樂兮新相知”的故鄉可以安頓，還是再一次遭受“悲莫悲兮生别離”的失落，甚至重蹈麒麟折足的覆轍，徒增“胡為乎來哉”的蒼涼歎息？
湘江來自一方水土，卻脈脈流入長江，彙入更盛大的瀾潮，再奔入浩瀚無涯的海洋，與世界合而為一，同樣的，屈原在戰國時期荊楚之地孕育而生，卻又超越了這裡，成為整個民族精神的典範，甚至是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産。悠悠蒼天，證明崇高的品格與深厚的文化才是人類的尊嚴、文明的成就，唯有盡量超越人性與本能的地心引力，才得以接近永恒的北極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