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誉为“远东第一女谍”，既扮得了富太太，又扮得了农妇，她可以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也可以是低到尘埃里的落难妇女。
只要她想伪装，没有什么身份是伪装不了的。
戴上伪装的面具，她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将敌方的情报不露声色地传递给组织，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中共国际特工先驱、远东第一女谍，却香消玉殒在了寒冷的西伯利亚，有国不能回。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名女谍是谁，为何会死在西伯利亚？
吴先清
故事中的女主角，名唤吴先清，在成为间谍前，她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在上学时，她最喜欢看的便是武侠小说。
她于1904年出生，那个年代，正是外来帝国主义入侵中华大地之时，她一步步的长大，也一步步的见证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政府的倒台、共产党的成立......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社会秩序混乱，吴先清最羡慕的，便是话本里会武功的大侠，这些大侠可以行侠仗义，将坏人给打跑，她也想像这些大侠一样，维护社会安定，将这些坏人都给打跑。
也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她才会在后来选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远东第一女间谍，成为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刀。
吴先清有着极强的正义感，她嫉恶如仇，在她看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先清所在的江浙地区，也被运动的浪潮淹没。
吴先清得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时，爱国情绪涌上心头，只感到天大的不公，凭什么？
于是，她组织同学一起参加五四爱国运动，5月12日，杭州各校的学生，约3000多人，聚集在杭州西湖附近的公园里开会。
吴先清站在学生的中心，进行着慷慨激昂的发言，她大声说道：“同学们，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是一场划时代的运动，我们身为中国人，就应该用自己最强有力的行动，与帝国主义抗争到底，将我们的一腔爱国热情，铸成锋利的利剑，拼死去抵抗！”
说完，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与掌声，之后，吴先清和同学一起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游走在大街小巷。
当然，她的这一举动也惹恼了学校，学校视她为“好闹运动，不守校规”，对吴先清进行了处罚，让她延期毕业，还处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的蚕。
尽管受了处罚，但吴先清还是没有后悔，在她看来，人活一世就是要问心无愧，在国家危难之际，她宁愿站出来扛大旗身亡，也不愿躲在后面苟且过活。
同时，吴先清的优秀表现，也被中共的人看在眼里，而吴先清也非常认可共产党的理念，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救星。
1924年1月，吴先清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她的入党介绍人，则为中共江浙地区的第一位党员徐梅坤。
同年，吴先清结识了杭州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两人有着共同的革命理念，有着共同的爱好，就这样，志趣相投的两人，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在不久后结为了革命伉俪。
结婚后，吴先清来到了上海工作，在小沙渡工人学校教书，除了教书外，她还负责当地的妇女运动事宜。
旧社会的上海，是各大外来势力的聚集地，繁华、纸醉金迷......这里的势力盘根交错、错综复杂，要想在这里进行革命事业，可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那时，上海的巡捕房巡警，每天游走在大街小巷巡逻，为的就是抓捕在上海从事革命宣传的中共党员，只要被他们抓了个现行，便会不由分说的将你抓进去，或是威逼利诱、或是严刑拷打，他们总有各种方式让你开口。
而吴先清便是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从事工运活动，可谓是险象环生，时刻都有着生命危险。
有一次，吴先清乔装好后，照常拿着传单在街头散发，谁知传单刚发完没多久，便被巡捕房的人逮到了，在被带到巡捕房审讯室问话时，吴先清面不改色的质问道：“我就是一过路的人，你们凭什么抓我？”
“有人看到了你在发传单。”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
传单已经发完了，吴先清的身上根本搜不出任何的证据，她这样说也是有底气的。
“你们巡捕房的人，就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抓人么，说出去也不怕上海的老百姓笑话！”
“你休要狡辩！”
......
最终，因为吴先清一口咬定自己是过路人，并且巡捕房也拿不出证据，所以巡捕房在不占理的情况下，只能将她放走。
在这之后，吴先清又组织了多场工人运动，她不畏生死，以身犯险，与当地巡警斗智斗勇，为党在上海的革命早期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出色的表现，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她及四位同志为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并在1925年初的冬天，派她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然而，就在吴先清去莫斯科深造的这段时间里，传来了一个噩耗，她的丈夫宣中华，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右派残忍的杀害了，死于上海龙华监狱，更令她感到绝望的是，自己的女儿，也受这场政治波动的影响，夭折了。
就在很多人都以为吴先清会因此一蹶不振，就此中断自己的革命生涯时，却没想吴先清化悲愤为动力，更加努力地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那时的吴先清心中所想的是：我誓死要为死去的丈夫报仇，我决不能倒下！
在那段令她悲痛欲绝的时光里，除了学习能够聊以慰藉她的心灵，还有一个特殊的人，闯到了她的心扉，给了她极大的鼓舞。
这个特殊的人便是刘鼎，中共旅欧总支德国支部青年团书记、东方大学党总支支委、中国支部书记。
他与吴先清同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再加上原来都在西子湖畔度过年少求学的生涯，所以两人之间有着许多共同话题。
刘鼎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刘鼎想起来有东西拉在教室里了，他匆匆的走在走廊上，不经意间的一瞥，看到了教室内的吴先清。
那是怎样的一副场景啊，阳光透过窗户在她的脸上潵下余晖，忽的，她微微抬头看向窗外，风吹过，将她的发丝打乱，也将刘鼎的心给打乱了。
刘鼎走进教室，主动与她搭话，经过了解，刘鼎才知，原来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子叫吴先清，和他一样，也在西子湖畔求学，更巧的是，两人还是在同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由于有着共同的革命理念、相似的经历，两人一聊起来，经常会忘记时间，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对于吴先清来说，在这段时光里，刘鼎就像是她心中的一道光，鼓励她、陪伴她，给了她很大的鼓舞，让她从上一段婚姻中走了出来，得以重新面对人生。
就这样，两人彼此欣赏、彼此相交，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并走入了婚姻殿堂，于1927年冬，在莫斯科结婚，结婚后不久，吴先清诞下一子，两人在苏联这边互相鼓励学习，成了羡煞众人的神仙眷侣。
1929年底，夫妻两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国工作，临行前，两人将自己一岁的儿子送入了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让儿子在这里生活，远离战火纷飞，而他们则秘密的从远东经大连、天津，重返上海。
来了上海后，刘鼎被任命为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而吴先清也在1930年被调入到了特科工作，成了丈夫手下的一员情报工作人员。
当时，中共中央下达任务，要特科人员在短时间内调查清楚外国列强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
这项任务看似简单，但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活，要想调查透彻外国列强和国民党的实力，需要在上海各界安插眼线，并且最好混入内部，才能更精准的刺探消息。
当时，刘鼎带着几个特科的人员，乔装打扮成记者、船夫、包身工等各种身份的人员，早出晚归，在上海滩四处奔波，常常到半夜时分才能回家，为了安全起见，有时候被跟踪了，甚至连家都不能回，只得在外度夜。
为了侦探到全面的情报，刘鼎进行的周密的布置。
军舰旁不容其他船只停靠，但有一个例外，那便是长途航船。
长途航船可以从附近通行，为了将军舰上的炮位等布置搞清楚，刘鼎花重金雇了一艘外国商船，并带人乔装成商贩子，打着去长江口贩卖货物的旗号，大摇大摆的从军舰旁经过，并暗暗的将军舰上的布置记在心里，等行动结束后，再将军舰的一切布置画成草图。
为了了解兵营的驻军人数，刘鼎想了一个妙招，那就是通过每天运进来的食品种类和数量，对人数进行推测。为此，刘鼎特意派人到兵营门口摆设摊位卖食品，观察每日进出的人员，以及购买食品的情况，由此而推测出了营内的驻军人数。
另外，最难了解的，当数监狱中关押犯人的数量，刘鼎深知，监狱这地方，不是寻常人用寻常手段能进的，必须用特殊手段。
于是，刘鼎乔装成流氓混混，在鱼龙混杂的地方，四处打听哪里能俯瞰监狱全景，最终，一个被雇佣的流氓带路，带着刘鼎他们爬到了一个教堂屋顶上，站在这个屋顶上，能一眼俯瞰全景，刘鼎便将监狱的全部屋脊绘制成草图，并通过安插眼线或贿赂的方式，向牢监了解情况，就这样推测除了整个监狱中的犯人大体数量。
以上，只是刘鼎为刺探情报做的一部分事，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通过他的努力，不到半年时间，刺探外国以及国民党势力情报的任务便圆满完成了，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收到他刺探的一大厚本消息时，还赞不绝口的称赞道：“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资料，真是不简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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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吴先清的丈夫，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吴先清本人身上，在被调入到特科工作后，吴先清主要在陈赓和丈夫刘鼎的领导下，负责地下交通工作。
为了完成组织上的任务，搞到情报，吴先清利用高超的化妆技巧，常常扮丑，打扮成卖水果的农妇等，穿梭在上海的街头，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做事。
当然，扮丑需要吴先清刻意化妆，但如果是扮美的话，就不需要刻意化妆了。
为了与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搭上关系，与国民党军政重要人物构建社会关系，吴先清在征得陈赓的同意后，将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设立在了《新生命》月刊发行处的楼上。
而她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弟弟在《新生命》担任总务主任，并且《新生命》是上海国民党创办的月刊，弟弟也和她一样从事地下工作，弟弟能成为总务主任，正是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推荐的。
就这样，吴先清为了能与陈宝骅搭上线，与更多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结交，建立社会关系刺探情报，开始以贵妇人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
为了贴合贵妇人的形象，吴先清烫了当时最流行的的烫发，往自己的身上装饰贵重的珠宝，穿着得体的旗袍，一举一动之间，皆流露着上层人的华贵气质。
通过弟弟的介绍，吴先清成功的与陈宝骅搭上线，陈宝骅看着这个雍容华贵的妇人，瞬间就被迷住了双眼，带着吴先清出席了许多酒会、舞会，也让她结交了不少国民党军政重要人物，特别是“江浙派”。
在这些国民党军政要员身上，吴先清打探到了许多有用的情报，比如被捕中共人员都被关在哪里，谁叛变了，国民党要对他们怎么处置等等之类的。
值得一提的是，吴先清还在这期间，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在湘鄂西的贺龙部队，搞到了一批军火。
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她的社交能力，以及瞒天过海，在国民党特务眼皮子底下做事的手段。
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1933年3月，中央将吴先清调出特科，让她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担任谍报组组长。
为了建立更大的情报网，她将自己的住处，专门选择在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闵鸿恩家的隔壁。
曾与她交好的陈宝骅夫妇，经常来她家做客，让局长闵鸿恩以为着搬来的是什么大人物，出门碰面时，他还主动地与吴先清打招呼。
就这样，“公安局局长搬来了一个神秘的邻居，就连局长都要打招呼、献殷勤”的消息传遍了上海滩，也使一些好奇的国民党及租界当局的重要人物，主动与其结交。
随着结交的达官贵人越来越多，这个情报网也被组建的越来越大，吴先清获得的重要情报也就越来越多，但同时，她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1935年6月，被派往日本东京工作的吴先清，就因身份暴露而回到了上海。
在这之后，中共组织为了她的安全考虑，于9月份时，送她去了苏联莫斯科马列学院学习。
但不幸的是，由于吴先清之前去过日本工作的原因，被苏联军官定罪为“日本间谍”，而1937年那年，正好是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阶段，那些苏联军官根本就不听她的解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把她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做苦役。
零下十几度的温度，她被驱赶着做苦力，所受的苦，让人难以想象。
更让人悲痛的是，苏联当局将她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依旧不放心，担心她是真的日本间谍，所以便将吴先清秘密枪决了。
而“日本间谍”的这项罪名，时隔多年后，国家澄清了历史事实。
如今，翻阅历史档案，我们可在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优抚局66号文件里，看到“因公牺牲”四字。
最后，让我们向隐蔽战线的英雄致敬！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有如今和平的生活，英雄千古，永存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