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譽為“遠東第一女諜”，既扮得了富太太，又扮得了農婦，她可以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也可以是低到塵埃裡的落難婦女。
隻要她想僞裝，沒有什麼身份是僞裝不了的。
戴上僞裝的面具，她将敵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将敵方的情報不露聲色地傳遞給組織，為我黨的情報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中共國際特工先驅、遠東第一女諜，卻香消玉殒在了寒冷的西伯利亞，有國不能回。
那麼，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名女諜是誰，為何會死在西伯利亞？
吳先清
故事中的女主角，名喚吳先清，在成為間諜前，她隻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學生，在上學時，她最喜歡看的便是武俠小說。
她于1904年出生，那個年代，正是外來帝國主義入侵中華大地之時，她一步步的長大，也一步步的見證了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清政府的倒台、共産黨的成立......
在這個動蕩的年代，社會秩序混亂，吳先清最羨慕的，便是話本裡會武功的大俠，這些大俠可以行俠仗義，将壞人給打跑，她也想像這些大俠一樣，維護社會安定，将這些壞人都給打跑。
也正是因為這種思維，她才會在後來選擇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成為遠東第一女間諜，成為插在敵人心髒裡的一把刀。
吳先清有着極強的正義感，她嫉惡如仇，在她看來，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吳先清所在的江浙地區，也被運動的浪潮淹沒。
吳先清得知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日本将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時，愛國情緒湧上心頭，隻感到天大的不公，憑什麼？
于是，她組織同學一起參加五四愛國運動，5月12日，杭州各校的學生，約3000多人，聚集在杭州西湖附近的公園裡開會。
吳先清站在學生的中心，進行着慷慨激昂的發言，她大聲說道：“同學們，外争國權，内除國賊，這是一場劃時代的運動，我們身為中國人，就應該用自己最強有力的行動，與帝國主義抗争到底，将我們的一腔愛國熱情，鑄成鋒利的利劍，拼死去抵抗！”
說完，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歡呼聲與掌聲，之後，吳先清和同學一起舉着旗子，喊着口号，遊走在大街小巷。
當然，她的這一舉動也惹惱了學校，學校視她為“好鬧運動，不守校規”，對吳先清進行了處罰，讓她延期畢業，還處罰她留校飼養春、夏兩季的蠶。
盡管受了處罰，但吳先清還是沒有後悔，在她看來，人活一世就是要問心無愧，在國家危難之際，她甯願站出來扛大旗身亡，也不願躲在後面苟且過活。
同時，吳先清的優秀表現，也被中共的人看在眼裡，而吳先清也非常認可共産黨的理念，認為隻有共産黨才是中國的救星。
1924年1月，吳先清加入中國共産黨，而她的入黨介紹人，則為中共江浙地區的第一位黨員徐梅坤。
同年，吳先清結識了杭州著名的學生運動領袖宣中華，兩人有着共同的革命理念，有着共同的愛好，就這樣，志趣相投的兩人，很快便确定了戀愛關系，并在不久後結為了革命伉俪。
結婚後，吳先清來到了上海工作，在小沙渡勞工學校教書，除了教書外，她還負責當地的婦女運動事宜。
舊社會的上海，是各大外來勢力的聚集地，繁華、紙醉金迷......這裡的勢力盤根交錯、錯綜複雜，要想在這裡進行革命事業，可見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那時，上海的巡捕房巡警，每天遊走在大街小巷巡邏，為的就是抓捕在上海從事革命宣傳的中共黨員，隻要被他們抓了個現行，便會不由分說的将你抓進去，或是威逼利誘、或是嚴刑拷打，他們總有各種方式讓你開口。
而吳先清便是在這樣艱難的形勢下，從事工運活動，可謂是險象環生，時刻都有着生命危險。
有一次，吳先清喬裝好後，照常拿着傳單在街頭散發，誰知傳單剛發完沒多久，便被巡捕房的人逮到了，在被帶到巡捕房審訊室問話時，吳先清面不改色的質問道：“我就是一過路的人，你們憑什麼抓我？”
“有人看到了你在發傳單。”
“你們有什麼證據證明？”
傳單已經發完了，吳先清的身上根本搜不出任何的證據，她這樣說也是有底氣的。
“你們巡捕房的人，就是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抓人麼，說出去也不怕上海的老百姓笑話！”
“你休要狡辯！”
......
最終，因為吳先清一口咬定自己是過路人，并且巡捕房也拿不出證據，是以巡捕房在不占理的情況下，隻能将她放走。
在這之後，吳先清又組織了多場勞工運動，她不畏生死，以身犯險，與當地巡警鬥智鬥勇，為黨在上海的革命早期運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由于出色的表現，中共上海區委指定她及四位同志為區委婦女委員會委員，并在1925年初的冬天，派她去了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然而，就在吳先清去莫斯科深造的這段時間裡，傳來了一個噩耗，她的丈夫宣中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國民黨右派殘忍的殺害了，死于上海龍華監獄，更令她感到絕望的是，自己的女兒，也受這場政治波動的影響，夭折了。
就在很多人都以為吳先清會是以一蹶不振，就此中斷自己的革命生涯時，卻沒想吳先清化悲憤為動力，更加努力地學習，成績突飛猛進。
那時的吳先清心中所想的是：我誓死要為死去的丈夫報仇，我決不能倒下！
在那段令她悲痛欲絕的時光裡，除了學習能夠聊以慰藉她的心靈，還有一個特殊的人，闖到了她的心扉，給了她極大的鼓舞。
這個特殊的人便是劉鼎，中共旅歐總支德國支部青年團書記、東方大學黨總支支委、中國支部書記。
他與吳先清同是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同學，再加上原來都在西子湖畔度過年少求學的生涯，是以兩人之間有着許多共同話題。
劉鼎
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劉鼎想起來有東西拉在教室裡了，他匆匆的走在走廊上，不經意間的一瞥，看到了教室内的吳先清。
那是怎樣的一副場景啊，陽光透過窗戶在她的臉上潵下餘晖，忽的，她微微擡頭看向窗外，風吹過，将她的發絲打亂，也将劉鼎的心給打亂了。
劉鼎走進教室，主動與她搭話，經過了解，劉鼎才知，原來這位美麗動人的女子叫吳先清，和他一樣，也在西子湖畔求學，更巧的是，兩人還是在同一年加入的中國共産黨。
由于有着共同的革命理念、相似的經曆，兩人一聊起來，經常會忘記時間，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
對于吳先清來說，在這段時光裡，劉鼎就像是她心中的一道光，鼓勵她、陪伴她，給了她很大的鼓舞，讓她從上一段婚姻中走了出來，得以重新面對人生。
就這樣，兩人彼此欣賞、彼此相交，很快便确定了戀愛關系，并走入了婚姻殿堂，于1927年冬，在莫斯科結婚，結婚後不久，吳先清誕下一子，兩人在蘇聯這邊互相鼓勵學習，成了羨煞衆人的神仙眷侶。
1929年底，夫妻兩人根據黨組織的訓示，回國工作，臨行前，兩人将自己一歲的兒子送入了莫斯科國際兒童院，讓兒子在這裡生活，遠離戰火紛飛，而他們則秘密的從遠東經大連、天津，重返上海。
來了上海後，劉鼎被任命為中央特科情報科副科長，而吳先清也在1930年被調入到了特科工作，成了丈夫手下的一員情報從業人員。
當時，中共中央下達任務，要特科人員在短時間内調查清楚外國列強和國民黨在上海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情況。
這項任務看似簡單，但卻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活，要想調查透徹外國列強和國民黨的實力，需要在上海各界安插眼線，并且最好混入内部，才能更精準的刺探消息。
當時，劉鼎帶着幾個特科的人員，喬裝打扮成記者、船夫、包身工等各種身份的人員，早出晚歸，在上海灘四處奔波，常常到半夜時分才能回家，為了安全起見，有時候被跟蹤了，甚至連家都不能回，隻得在外度夜。
為了偵探到全面的情報，劉鼎進行的周密的布置。
軍艦旁不容其他船隻停靠，但有一個例外，那便是長途航船。
長途航船可以從附近通行，為了将軍艦上的炮位等布置搞清楚，劉鼎花重金雇了一艘外國商船，并帶人喬裝成商販子，打着去長江口販賣貨物的旗号，大搖大擺的從軍艦旁經過，并暗暗的将軍艦上的布置記在心裡，等行動結束後，再将軍艦的一切布置畫成草圖。
為了了解兵營的駐軍人數，劉鼎想了一個妙招，那就是通過每天運進來的食品種類和數量，對人數進行推測。為此，劉鼎特意派人到兵營門口擺設攤位賣食品，觀察每日進出的人員，以及購買食品的情況，由此而推測出了營内的駐軍人數。
另外，最難了解的，當數監獄中關押犯人的數量，劉鼎深知，監獄這地方，不是尋常人用尋常手段能進的，必須用特殊手段。
于是，劉鼎喬裝成流氓混混，在魚龍混雜的地方，四處打聽哪裡能俯瞰監獄全景，最終，一個被雇傭的流氓帶路，帶着劉鼎他們爬到了一個教堂屋頂上，站在這個屋頂上，能一眼俯瞰全景，劉鼎便将監獄的全部屋脊繪制成草圖，并通過安插眼線或賄賂的方式，向牢監了解情況，就這樣推測除了整個監獄中的犯人大體數量。
以上，隻是劉鼎為刺探情報做的一部分事，就不再一一舉例了。
通過他的努力，不到半年時間，刺探外國以及國民黨勢力情報的任務便圓滿完成了，中央軍委參謀長劉伯承收到他刺探的一大厚本消息時，還贊不絕口的稱贊道：“在上海為立三路線暴動準備的那一套資料，真是不簡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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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吳先清的丈夫，我們再把目光轉到吳先清本人身上，在被調入到特科工作後，吳先清主要在陳赓和丈夫劉鼎的上司下，負責地下交通工作。
為了完成組織上的任務，搞到情報，吳先清利用高超的化妝技巧，常常扮醜，打扮成賣水果的農婦等，穿梭在上海的街頭，在國民黨特務的眼皮子底下做事。
當然，扮醜需要吳先清刻意化妝，但如果是扮美的話，就不需要刻意化妝了。
為了與國民黨社會調查處專員陳寶骅搭上關系，與國民黨軍政重要人物建構社會關系，吳先清在征得陳赓的同意後，将特科的一個秘密聯絡點，設立在了《新生命》月刊發行處的樓上。
而她之是以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他的弟弟在《新生命》擔任總務主任，并且《新生命》是上海國民黨創辦的月刊，弟弟也和她一樣從事地下工作，弟弟能成為總務主任，正是國民黨社會調查處專員陳寶骅推薦的。
就這樣，吳先清為了能與陳寶骅搭上線，與更多的國民黨軍政要員結交，建立社會關系刺探情報，開始以貴婦人的形象出現在他們面前。
為了貼合貴婦人的形象，吳先清燙了當時最流行的的燙發，往自己的身上裝飾貴重的珠寶，穿着得體的旗袍，一舉一動之間，皆流露着上層人的華貴氣質。
通過弟弟的介紹，吳先清成功的與陳寶骅搭上線，陳寶骅看着這個雍容華貴的婦人，瞬間就被迷住了雙眼，帶着吳先清出席了許多酒會、舞會，也讓她結交了不少國民黨軍政重要人物，特别是“江浙派”。
在這些國民黨軍政要員身上，吳先清打探到了許多有用的情報，比如被捕中共人員都被關在哪裡，誰叛變了，國民黨要對他們怎麼處置等等之類的。
值得一提的是，吳先清還在這期間，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為在湘鄂西的賀龍部隊，搞到了一批軍火。
真是不得不讓人佩服她的社交能力，以及瞞天過海，在國民黨特務眼皮子底下做事的手段。
由于出色的業務能力，1933年3月，中央将吳先清調出特科，讓她到共産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擔任諜報組組長。
為了建立更大的情報網，她将自己的住處，專門選擇在了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局長闵鴻恩家的隔壁。
曾與她交好的陳寶骅夫婦，經常來她家做客，讓局長闵鴻恩以為着搬來的是什麼大人物，出門碰面時，他還主動地與吳先清打招呼。
就這樣，“警察局局長搬來了一個神秘的鄰居，就連局長都要打招呼、獻殷勤”的消息傳遍了上海灘，也使一些好奇的國民黨及租界當局的重要人物，主動與其結交。
随着結交的達官貴人越來越多，這個情報網也被組建的越來越大，吳先清獲得的重要情報也就越來越多，但同時，她暴露的風險也就越來越大。
1935年6月，被派往日本東京工作的吳先清，就因身份暴露而回到了上海。
在這之後，中共組織為了她的安全考慮，于9月份時，送她去了蘇聯莫斯科馬列學院學習。
但不幸的是，由于吳先清之前去過日本工作的原因，被蘇聯軍官定罪為“日本間諜”，而1937年那年，正好是蘇聯肅反擴大化的階段，那些蘇聯軍官根本就不聽她的解釋，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把她流放到了西伯利亞做苦役。
零下十幾度的溫度，她被驅趕着做苦力，所受的苦，讓人難以想象。
更讓人悲痛的是，蘇聯當局将她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依舊不放心，擔心她是真的日本間諜，是以便将吳先清秘密槍決了。
而“日本間諜”的這項罪名，時隔多年後，國家澄清了曆史事實。
如今，翻閱曆史檔案，我們可在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優撫局66号檔案裡，看到“因公犧牲”四字。
最後，讓我們向隐蔽戰線的英雄緻敬！沒有他們的犧牲，哪有如今和平的生活，英雄千古，永存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