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传民 编辑|燕子 图片|网络
1966年，我21岁，我的军帽突然被人一把扯走，还是个姑娘。她风风火火把像章抠下，把帽子连同五分硬币塞进我的怀里，让我再挤一次接待站。当我再一次从接待站的人堆里手持一枚像章走出来的时候，她向我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并告诉我，她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旗锦山中学高三的学生，名字叫乌云，和我同属一个军训连，每天在一个操场做方阵操练。他还知道我是一排一班的班长，是那天文娱晚会朗诵词的作者，希望将那篇朗诵词抄下来，我欣然答应了她的要求。我平生第一次受到一位陌生女孩的如此关注，既出乎意料又兴奋不己。
从此，我们天天不约而同地在工学院大门口相遇，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瞻仰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到颐和园游览名胜古迹。我们之间的言谈，大多是她的发问，再就是我的陈述，她很少发表见解，更没有辩驳和争论，除了赞同，就是点头。这对向来好为人师的我是一个极大的满足。对于男女之间的私情，我爱你、你喜欢我这样的80后语言，在那时是讳莫如深，羞于启齿的。甚至我们俩人在一起，偶然碰到自己的同学或老师，都会羞得面红耳赤，有点尴尬，有点难为情。有一次，她买了两根冰棍儿，递一根给我的时候，她的手一下碰了我的手，那个敏感像是触了电，迅即闪开，紧张、害羞，还带点隐隐的幸福。
话虽这麽说，但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有时，看着她那乌黑的短发，透红的面孔，粗旷的身材，还有两汪湖水般的眼睛，我就禁不住产生了非分的窃想：如果将来我能有这样一位不算美丽但却憨厚的蒙古族妻子，我就可以在科尔沁大草原饱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美风光了；就可以舒展“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我骑着马儿跑”的豪迈而又浪漫的情怀了；就可以坐进蒙古包，手抓烤羊肉，喝着奶油茶，听着马头琴，领略塞北边域的生活风情了……
离开北京的那天早晨，火车站站台上寒气逼人，送行的部队首长一遍遍地说着安慰的话，说着鼓励的话，说着依依惜别的话，说得我们鼻子酸酸的。乌云也参加了送行，她还是一个月来那身绿军装，两个多小时，她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默默无语眼含泪。直到汽笛长鸣，车轮滚动，她才鼓起勇气隔着车窗向我喊了一声“给我写信！”就背过脸去，直到那粗旷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线以外……
回到学校，我给她写过两次信，信上羞于谈及个人之间的私情。她的回信也如出一辙。我和乌云的一段没来得及挑明的爱情故事就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
两年以后，我被分配到本省最贫困的一个山区。这时候，家里来信，说我的一个表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要我回家相亲。那位姑娘本名杨玉环，因为和杨贵妃重名，改名杨敬东，是个“社来社去”的卫校毕业生，毕业后回乡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和乌云相比，那是另有一番风姿。长一分太高，短一分太矮，敷粉则太白，凃脂则太赤。初次相亲，我羞涩拘谨，她落落大方。像审干似的地询问了我的工资收入，家庭状况，工作性质，发展前途，还问我能不能把她也搬到城里，在大医院安排个正式工作等等。我像面对考官进行口试一样回答着她的提问。最后，她说：“留下你的通信地址吧，咱们以后通信联系”。考完我的字体，一场气氛紧张的相亲宣告结束。半天以后，表舅送来了信。这场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虽然短暂，但它毕竟是我有生第一次面对男婚女嫁的处女之作，它使我的自尊受到伤害，再遇到谈婚论嫁，就灰心，就自卑，就胆怯，就自轻自贱，就谈女色变。
惨痛的教训诱发了我的抗拒心理，一气之下二年没再涉足婚姻私情，甚至做好了打一辈子光棍的思想准备。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报道了河北农大一位女大学生白启娴，扎根农村，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破除门当户对世俗观念，毅然嫁给了一位农民。编者按称这是一场婚姻观念的革命。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白启娴能嫁给一个农民丈夫，我为什麽不能娶回一个农民妻子？当时有一首歌：“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向阳花有的是，娶一朵向阳花又有什麽不好？
在白启娴精神的感召下，我终于在家乡娶了一位美丽贤淑的妻子，小我三岁。这次送了我一年的布票和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见面礼。她通情达理，敬老爱幼。几十年来，我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我在外为国家建设忘我工作，他在家操持家务井井有条。一家人四世同堂，生活得美满幸福，其乐融融。几十年，我们互相理解，互相牵挂，没拌过一句嘴，没生过一场气，这不也是一种爱情吗？虽然这算不上多么高尚的爱情，算不上轰轰烈烈的爱情，也算不上浪漫的爱情，但是，可以称为平凡的爱情，朴素的爱情，或者叫田园爱情。这也是我一生有了归宿的又一个爱情故事。
2009年7月写
作者：李传民，笔名雷泽风。男，1945年生，菏泽市人。菏泽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退休建筑工程师。山东省暨菏泽市诗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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