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空而出》是一部德法合拍电影。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如此努力地工作以获得正义，直到她的生活。这部电影在2018年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女演员黛安·克鲁格（Diane Kruger）的强势表演为她赢得了201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
这部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
卡佳是一个女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虽然她的丈夫努里因贩毒而入狱，但他在监狱里自学了生意，出狱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洛克。
有一天，在她丈夫的公司附近发生了一起有针对性的炸弹袭击，夺走了卡佳丈夫和6岁儿子的生命。在调查期间，警方在Katya的家中发现了毒品的痕迹，并确定一对年轻夫妇Adam Mueller和Andre Mueller是新纳粹分子，涉嫌进行爆炸。
在法庭案件中，嫌疑人年轻人的父亲作证说，他的儿子和儿媳崇拜希特勒，并在车库里有与爆炸现场残留物相匹配的炸弹制造材料。
然而，控方在审判期间有自己的判断，即制造炸弹的车库的钥匙本来可以为其他人获得，而且残留物中有另一个人的指纹，这增加了其他人犯罪的可能性。这对年轻夫妇的同伙还作证说，事件发生时这对夫妇正在希腊度假。失去亲人的Katya也被问及她证词的有效性，因为她吸毒了。
由于证据不足，嫌疑人当场宣告无罪。获释后，两人逃往希腊海岸。
在卡佳的痛苦和失望中，她毅然决然地追查了希腊，学会了自己制造炸弹，用自己的方式治好别人，最后在夫妇躲在房车里，与嫌疑人在一起。
看完这部电影，我想起了两部国产电影，张艺谋的《秋居官司》和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也想起了一部"以女儿之名"的法国电影。这都是电影对坚持不懈地试图为自己或他人伸张正义做出反应。然而，《凭空而出》远比这些影片更充满血泪，最悲惨的色彩。
看完这部电影，我的心情很复杂，很没有品味。
一方面，我很高兴德国电影业能够继续制作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意识形态的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跪在地上。1970年12月7日，正在波兰访问的勃兰特波尔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的起义纪念碑上献花圈后突然自发跪下，为纳粹德国入侵期间遇难的受害者默哀片刻。外界对此高度批评：跪着是一个人，但要让整个民族站起来。
事实上，二战在德国之后，能够跪下反思的不仅仅是勃兰特。在德国电影工业中，有大量的电影，如《波浪》、《寂静的教室》、《希特勒回来了》、《无主》等。所有这些电影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希特勒的纳粹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和反思。
正是有了这样的反思，德国才能得到受战争影响国家及其人民的原谅。相比之下，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和对军国主义扩散的反思中并没有表现出真诚的心。
一个能够时刻反思的民族和民族是值得尊重的。这部《Out of The Air》是对种族、移民等带来的新纳粹主义的反思。这部电影在当今的欧洲国家更具相关性。
另一方面，我对电影中女主角采取与正义终结相同的方式深感悲痛。卡佳的丈夫努里和儿子被杀主要是因为努里是移民到德国的土耳其人。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悲剧至少表明，从人类思想中消除纳粹思想还是非常困难的，任何社会都隐藏了悲剧的盲点。
首先，新纳粹思想在年轻一代的头脑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就像电影中的年轻夫妇一样，他们是新纳粹分子，他们把新纳粹思想置于他人的生活之上，就像极端的宗教和种族主义狂热分子一样，疯狂地进行极端轰炸，杀害无辜的人，完全是心跳加速。
其次，新纳粹思想在上层阶级和意识形态领域有一定的土壤。由于西方社会政治、宗教、种族、移民等因素，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突出，新纳粹主义不仅在青年人中滋生，而且在检察院、法院等法律机构中表现不同程度。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卡佳丈夫的移民身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卡佳寻求正义的难度。司法机构的不作为也需要对卡佳的悲剧负一些责任。
第三，现代社会的这种悲剧表明，社会存在盲点。只有一个绝望到极点的人才会采取果断的正义态度。人们常说，世界有自己的正义，不是没有报道，时机还没有到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有耐心和时间。但对于一个软弱的人来说，总有一天不寻求正义，身心负担就会加大一份。当正义的曙光在苦难之后仍然看不见时，它是压垮身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要你能换取正义，正义，即使他们沉入永远不会回来的深渊。这是卡佳伸张正义的旅程。
看到卡佳最后一次绝望的自制炸弹与杀死她丈夫和儿子的敌人一起结束，好人的心会缩到深深的痛苦。
没有一个社会是光明的，总会有一个内在的盲点。一旦这个盲点被过度放大，或者如果它碰巧对一个人起作用，就有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悲剧。
希望我们的世界盲点少一些，最好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