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曾，前媒体人
春节快到了。
陆永浩已经很久没见到妻子。
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上海，妻子赶过去帮忙带娃，转眼间，老俩口已两地分居了七八年。妻子最近一次回家，还是三年前的事儿。
“她回不来，我去不了——她忙小的，我帮老的。” 陆永浩一脸无奈。
陆永浩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河南农民，但他的家庭，令不少村民羡慕——两个孩子比着争气，都在大城市扎下根来；老父亲曾参加过援朝战争，上世纪50年代退役回乡，如今拿着每月1000多元的优抚，村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老人，能享受这么高的待遇。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逢市、区等各级领导年节登门看望慰问，陆永浩都 “跟蹭”一脸荣光，点头应承一定要守住“宝贵的精神财富”，让老人家安享晚年，但当众人离去，陆永浩会悄悄地尾随村干部递烟攀谈，打听周边企业最近是否需要人手。
2020年初，陆永浩的95岁老父亲股骨骨折，在县医院住了整整17天，花了将近3.7万。
“报销后我们出了7000元，经济上还能扛得住，父亲恢复得也不错，但经过这一次折腾，我更不敢去远处找活了。” 陆永浩说。
帮儿子还房贷，是陆永浩眼前最大的经济包袱，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此外，还得为自己攒一些养老钱，近些年，他一直靠出门打工增收。
陆永浩是父亲二婚妻子生下的孩子，照顾父亲的重担，多年来都由他独自一人扛下。父亲已是高龄，身边离不开人，他只能在家门口找活干，虽说工资低、挣钱不稳定，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 村里的日间照料中心，多为8旬、9旬老人。© 王力 摄影
白天在外干活，回不了家，陆永浩就请了一位本村妇女帮忙照看父亲，顺便给老人做一顿午饭，按一天50元的辛苦费“意思意思”。
这一进一出，每月忙活下来，进账不了几个钱，更让陆永浩难以说出的苦楚是，自己已经62岁了，却与妻子天各一方。“她在那边劳心劳力，打电话都顾不上多说几句；我这身体，也在走下坡路。”
一家两代老人、四世同堂，上有高龄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年幼的孙辈需要照料，是陆永浩的家庭现状，也是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下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陆永浩所在的村，是一座有着2000多人口的村庄，60～70岁出头、却既要照顾老父母、也要照顾孙辈、被困在多重责任之间的“老二代”不少。像陆永浩一样因各种现实因素、不得不与妻子常年分居两地的家庭，则需要承受着更多的生活压力及精神压力。
与陆家相距不远的陈晓强，和妻子两地分居也近三年了。
“66岁喽，还在做免费保姆。”每当有人问起妻子，陈晓强都半开玩笑地补充一句。
2019年春天，小儿子一家新添二胎，陈晓强的妻子离开家乡，坐了一夜火车到了长沙，此后包揽下儿子家几乎所有的家务：买菜、做饭、照看小孙子。
“老了老了，过上光棍生活了。”冬闲，蹲在家门口晒太阳，陈晓强与村里的老伙计们聊天打趣。
村里人都知道陈晓强走不了，他的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此前只忙地里活、几乎从不下厨的陈晓强，自从妻子去长沙照顾儿子一家，他每天除了给自己糊弄一口吃的，更多的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给母亲做适口的饭菜。太难为人了！
去年，村里新开办了一所日间照料中心，相当于“托老所”，每月只收费260元，为老人提供助餐、助医、助急等服务，村里70岁以上、生活能自理的老人都可以报名，陈晓强的母亲也搭了伙，一日三餐再不需要他费心做了，省了不少心。从此，每天除了早晚接送老人，陈晓强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田间地头，还新栽植了桃树。近5亩地，全靠他一个人忙前忙后。
“我每月100多元的农村养老金，不种地，吃啥喝啥？” 陈晓强说：“到了我这把年纪，想找一个短工活，都没人愿意要，只能从地里刨食。”
在陈晓强的心目中，到了他们这一代，“养儿防老”早已成了奢望，和一句自嘲的话。
传统观念下，子女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如今，子女们都早早地外出务工、就业了，无法为父母提供经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尤其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买房后，每个月动辄要还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贷款，压力很大，不啃老的都能跻身为“励志青年”。而更令人苦恼的是，如今，连老伴也不得不离开家乡，到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为孩子们的家庭奉献余热。“老伴老伴，老来相伴”，暮年却难见一面。
其实，陈晓强的妻子也和他聊过若干年后一起留在长沙的可行性。但去了长沙，老两口住哪儿？都和儿子、儿媳一家子挤在一起、搅在一起吗？免费的保姆还被要求很高、很多，日子久了硝烟四起、易生嫌隙。村里的家，毕竟是一个根儿，舍弃不得。
“三年都没见过媳妇。如果儿子再生个三胎，她更回不来了。” 陈晓强表情复杂、深叹了一口气：“今年春节，又是我一个人陪着老娘过年。”
放不下的儿女，回不了的家。与两地分居的农村“老二代”相比，城里“老二代”长年分居两地的也比比皆是。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年的数据显示，73.29%的老年人都提供隔代照料。一头是孙辈，一头是高龄父母，已经重担在肩了，如果为了家庭，“老二代”们再迫不得已两地分居，更是令人身心俱疲。
吴汉良与妻子，都是一座地级城市的科级干部，妻子在单位做了多年领导，一内退就到了上海，帮独生女儿带孩子，此后五年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几乎很少回家。
吴汉良也提前退休了，但上有9旬老母亲，离不开人。虽然有哥姐可以帮忙，近些年，照顾老母亲的担子，基本都是吴汉良一个人挑着。他生活比较精细，自信能让母亲生活得舒适、安心一些。如果让母亲每隔几个月到各家轮流住，刚熟悉环境又要离开，他看着也实在有些不忍心。
吴汉良的女儿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女婿也是学霸，小俩口在上海的工作单位都不错，但结婚买房，吴汉良与妻子仍前前后后支援了150多万元。“向亲友借了一部分，又卖了我们自己的两套房，才筹措出这些钱。” 吴汉良笑得苦涩：“现在都不敢回头想，这么多现金，当初是怎么捣腾出来的。”
每逢春节，或五一、中秋，吴汉良就把母亲安顿好，买一张卧铺票奔往上海。但在那座城市，他从不多呆，也不愿意多呆。
在上海，和女儿、女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每天早晚进进出出太不方便了。他和妻子挤在一间面积很小的次卧，还有孩子天天吵闹不休。吴汉良想不通，一向养尊处优的妻子，这些年究竟是怎么隐忍地熬过来的？
与朋友们饭桌上相聚，吴汉良也遇到同样境遇的老友，彼此拍拍肩膀，惺惺惜惜一番。他们都出生在六十年代，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养育的多是独生子女，如果孩子在遥远的城市扎根，家里又有高龄父母，几乎都是妻子们去帮忙带孙辈，丈夫们在家留守、陪伴老人。
“在隔代照料这件事上，我们这些做爷爷的，除了能提供一些经济支援，基本没有其他利用价值，碍手碍脚还遭子女嫌弃。” 吴汉良说。在他看来，“老二代”可能是“孝道”文化的最后维系者了。现在的很多独生子女，对为了自己耗尽心血的父母，并不懂得感恩，因为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
2021年，吴汉良的老母亲摔了一跤，卧床不起，仅靠家里人手很难照顾了，不得已送进了养老院。没多久，吴汉良就在距养老院相隔不到100公里的一座城市找了份事做。虽然退休金足够衣食无忧，但女儿女婿想在上海换套大一点的学区房，经济上肯定还需要继续支援。
此外，吴汉良的心里，也早早埋下了一个计划，希望在距上海不太远的城市，今后添置一套属于自己和妻子的房子，“上海房子是买不起了，只能看看附近城市有无可能，哪怕五六十平米也行，和女儿一家，能走动方便一些。”
▲ 老伴无法相伴，天各一方。© Pixabay
61岁生日，吴汉良点了一份外卖，一个人静静地享受了晚餐。
岁月匆匆，不知不觉步入花甲之年，却从未想到，老来伴、难相伴。眼看着疫情没完没了，到处都追着核酸、隔离，今年春节，是难以去上海团聚了。
年轻时，吴汉良设想过自己退休之后的各种优悠生活，种花、下棋、钓鱼、遛鸟，却独独没想到今天。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