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铁路工人，在上世纪20年代的工人运动，坚持斗争高潮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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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自觉的工人运动，是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才有的。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部署的是为进行侵略服务的交通网，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也首先特别注意在交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特点便是：首先从铁路工人中带头发动起来，然后影响推动于各业工人。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1月，以指导工人运动为宗旨由邓中夏主编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创刊了。转年，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逐步开始在京汉、津浦、正太、京山和京绥线的铁路职工中，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人运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在这个学校里，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织的革命学生向工人宣传为什么受苦，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等理论，使马列主义在铁路沿线的工人中广泛传播。继《劳动音》之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介绍国内外劳动人民的情况、宣传组织工人运动为宗旨，由罗章龙主编了《工人周刊》(肖明与陈为人同志曾在该刊工作)。这一切在京绥路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工人已经风闻：苏联有个为工人解放谋利益的“穷党”；长辛店有个工人自己的“天国”——俱乐部(即工会)；国际上还有个工人自己的五一劳动节；1921年5月l日，长辛店举行了千人大游行。于是，京绥路的工友们派了代表前往长辛店俱乐部参观。有的工人看了或听了《劳动音》、《工人周刊》的宣传，知道了工人必须跟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做斗争才能求生存、得解放的道理。这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始与京绥路工人接触。从此，京绥路的工人政治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京绥铁路机务 大厂工人大罢工 1921年，中国铁路上存在着一种反动的政治集团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诒、叶恭绰为头目。北京政府内阁虽屡有更换，但交通总长几乎总是该系充当，该系爪牙布满了各铁路，势力所及根深蒂固。国家铁路已经变为该系私产，他们贪得无厌地吮吸着工人的血汗。当时京绥路工人的薪水是极低的，小工一天2毛5分，一般工人5毛5分，工匠(即技术工人)也仅9毛，礼拜、病假、事假一律扣薪。在工人备受盘剥的情况下，京绥路局局长陈世华(交通系)任用私人300余名，每人月薪都在四五十元以上，多者达二三百元。而机车库主任王弼(交通系)为了随意任用私人，把司机、司炉的升进章程也取消了。京绥路工人忍无可忍，于是在6月22日爆发了以司机、司炉工人为骨干的京绥路工人罢工。罢工工人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志们的指导下，向反动铁路当局提出要求：“一、增薪升进：工匠每年月薪增加3元，全日工每年日增1毛；徒工每年日增5分、4年升工匠；小工每年日增4分、4年升帮匠(此条实际至1925年才完全实行）。二、例假：每年病假、事假各两星期，每星期歇一天(在此之前没有星期倒假制)。三、每年两次免票，以便工人婚丧嫁娶回家乘车，等等。”同时列数陈局长罪状并请求罢免。罢工工人推举代表与交通部交涉，并下令京绥全线停车。交通总长张志潭闻讯后手忙脚乱，连忙派员调停。在罢工工人的团结斗争下，张志潭被迫答应给工人加薪等要求。

罢工从经济上取得了初步胜利，在政治上显示了工人的力量。工人们乘胜前进，成立了机务工人“精业研究所”(即工会)。这次罢工的胜利直接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直系军阀及其卵翼下的交通系内阁。因而，这一经济斗争同时就带有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性质。同时，京绥路工人在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下，由本来是没有组织、缺乏阶级觉悟的状态，迅速地走上了伟大的有组织的罢工运动，这也使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大吃一惊。这一胜利振奋了京绥路及沿线各地工人，并使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诞生了。党中央为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同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公开从事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长沙、汉口、济南、广州设立分部，李大钊任北京分部主任(1922年7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时。书记部主任由邓中夏担任，罗章龙任副主任)。在北京分部的领导下，京绥路工人运动更加深入了。

接踵而起的是张家口、南口两个大厂工人的反压迫斗争。火力集中在张家口高级员司(相当总务)苟锡龄与南口稽查毛有德这两个铁路恶霸身上。这两人任意处罚、开除工人，强迫工人送礼，最为工人群众所痛恨。在共产党和书记部领导下，工人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群奔厂长室，包围交通系杨毅(大厂的总负责人)，提出：如不撤除苟、毛2人，工人就要“挂对”(行动的意思)!杨毅见势不佳，被迫答应。工人乘胜建立了工会(名为工业研究所)。1921年阴历九月，塞外寒风凛冽，在张家口忠厚里露天坪里举行全体工人大会，公推徐宝山为会长。

千百年来没有组织的劳动者，第一次挺起胸膛站立起来了，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奉系军阀和交通系便千方百计施展了破坏工人团结的权术阴谋：他们从机务段下手，一面以小恩小惠麻痹司机、司炉工人(如发给制服、金箍帽、皮鞋等)；一面收买“精业研究所”王守充、邢富瑶、张继海等3个工会中的不稳分子(工贼的出现，使机务段被他们把持，成了整个运动的绊脚石，直到1925年才把他们在机务段的恶势力打垮)；同时，他们对一般工人也改变了口吻，过去一张嘴就骂“臭工匠”、“臭小工”等，现在也居然高唱起“劳动神圣”、“神圣劳动”、“做工得食”等欺骗口号来，在全路各地并建立了“职工学校”。企图拉拢一部分工人，培养些工贼走狗，以巩固他们在铁路中的反动统治势力。斗争于是日益趋向复杂化。

悲壮激昂的车务工人大罢工 继机务、大厂工人之后，1922年10月，车务工人在张家口成立“车务工人同人会”，发展到全路，各站建立了分会支会，共举李连升为总会长。10月27日爆发了全路车务工人大罢工。

京绥路号称国有铁道，是全国最赚钱的铁路之一。当时工人们计算：该路每月能盈利400万元，全路员工13000人，每月只开支30万元，只要一列火车从包头开到丰台，就足够一月工资开支。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国内反动统治者的贪得无厌，这条路从宣统年间通车以来，却是一直就压支欠薪。

1922年4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挑拨，直奉大战爆发，结果奉系军阀的交通系内阁垮台，直系得胜。工人们在战祸中不但忍受差役、兵灾，而且当年工资，直到10月份已整整8个月分文未发。隆冬来临，全路工人及家属老幼啼饥号寒，愁苦万状。在工人们支持下，工人同人会屡次派代表和局方交涉，局方竟不承认同人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对代表的要求置之不理。经反复交涉毫无效果，这就激起了全路工人的义愤。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同人会为改善生活待遇，为争取工会的合法权利，10月26日向当局提出要求11条，如不答应就举行罢工。要求事项如下：(一)发给8个月欠薪；(二)普遍增加工资2元；(三)工人车饭费，一律增加3角；(四)每年加资一次。向来工人加资系照俸给表办理，至其最高额时，则无再加机会，现在社会生活费用，实已超过其最高额远甚，应请重订该俸给表；(五)星期日及节日为公休日，公休日照常服务者，应照普通工资加倍支给；(六) 工人因病死亡时。支给一年份之工资给其亲属；(七)因执行公务死亡者，支给两年份之工资。因过劳及公务罹病而缺勤者，不论时间长短，不扣工资；(八)直奉战争休假中照常服务之工人，应照普通工资加倍支给；(九)承认现在之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车务工人之权利；(十)因故解雇工人时。须先将其详细之理由，通知工人同人会，俾有辩护之余地；(十一)照本路下级职员办法发给工人制服。以上要求限24小时以内答复，否则27日一律罢工。

要求提出后，总段长直系军阀爪牙余炳仁，以威胁口吻扬言：“臭工人罢不了工!”并置之不理。消息传出后，各站车务工人气愤已极，乃于27日，全体工人1500余人一律罢工，全路停车。这次罢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何孟雄同志(工会秘书长)的指导下，事先有周密的布置，罢工中工人都有严密的组织。首先是大厂采取统一行动，罢工工人严格规定罢工纪律，互相监督，组织了敢死队、纠察队、宣传队，并且一齐出动。

反动铁路当局开始还假装镇静，但等到罢工坚持到第3日，就沉不住气了。于是，指使机务段工贼开出车头来破坏罢工。这一来悲壮动人的斗争场面就展开了：当车头飞快地开驶出来时，李连升同志领导的敢死队“就光着身子躺在铁轨上，一个挨一个地有半里之长……”红旗挥舞，喊声震天!在最危急的一瞬间，被迫在车头中开车的机务段工友采取了壮烈的自我牺牲的英勇行动：就势把大螺丝一拧，将风闸卸下了，轰隆一声，车头翻倒在一边。此时，万众跳跃欢腾若狂。目睹当时情景的各界群众都禁不住流出了激动而同情的热泪。

局方闻报，恼羞成怒，决计实行武力镇压，派了武装警察200名，疾驰而来。警察到场，立刻被工人宣传队团团围住并四面喊话。在悲壮激昂的气氛中，警察们也被群情大义所感动，警察们说：“我们不得不来，来了也不干涉你们!”察哈尔都统张锡元得知后，无可奈何，又派了他的参谋长孟士魁和副官周某带兵一营包围车站，表面上说是和工人代表李连升等谈判，实际上是想乘机压服工人代表。罢工工人代表李连升等和三、四百罢工工人却一齐拥进了士兵盘踞的车站，“这一营士兵，一个个弹上膛，刀出鞘，包围得密密层层，只留一条小狭路，等把工人代表放进来，马上又合上了。”交涉中，孟士魁大喝：“绑起他来!推出去枪毙。”我们的会长老李却哈哈大笑，全无惧色，据理力争。他说：“当工人的一个月不开支向人借，两个月不开支当卖东西，三个月不开支就没有办法了。何况八个月不开支!你们要枪毙，好吧，谢谢大人!枪毙了我们也和救了我们一样，省得挨饿受冻了……”因为工人团结坚定，斗争顽强，孟士魁终于答应调停。为防止局方变卦，工人同人会下令给敢死队：“敢死队40个人把车站两头把住，大伙轮流回家吃饭，一人一根木头棒子，把站台把得坚坚实实，谁来破坏，打死勿论，工友、警察一个样!”该日晚，交通总长高恩洪不得不答应工人要求，罢工完全胜利了，工人们于是全体复工。

在罢工中，通过与军阀进行悲壮激昂的搏斗，实际锻炼了每个工人。由于这次斗争的胜利，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大为高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威信大大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团结也加强了，京绥路的工人初步发动起来了，并逐步成为其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的一支坚强力量。

二七惨案前后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二七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期。在这个期间，全国大小罢工大约100多次，参加的人数大约30多万人，京绥路的上述罢工怒涛，无疑是这个高潮的组成部分。

本来，京绥路是可以与京汉路同时成立总工会的，然而由于机务段工会被工贼王守充等把持变了质，影响整个铁路工会的统一行动，统一的铁路总工会，也只得延迟诞生。

在二七罢工前夕，由于京绥路局屡次不履行答应工人的条件，这时，又欠薪不发好几个月。工人们十分愤怒，在1月26日，为了配合京汉路在郑州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一面应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邀请，派张树珊等3人出席郑州大会，一面在党和工人同人会的领导下来了个有名的“全路大进局”的请愿运动。全路每部每个工间都派代表，共有代表300余人一齐集合到北京总局。到京后工人代表们分住在8个大旅馆内，每天进局要求履行条件、补发欠薪。这时正是二七前夜，工人代表们声言，如不发欠薪，就举行京绥全路总同盟罢工，进一步配合京汉路的斗争。当时，直系军阀正被京汉路的工人斗争弄得头昏脑胀，因此不敢再惹怒京绥路工人。交通系对工人们的顽强斗争精神也有些害怕，只得假充好人。这样，工人们的要求便获得了圆满的答复。这次斗争的胜利，对京汉路工人的二七斗争，起了相当大的鼓励和援助作用。

2月3日，出席京汉路郑州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张树珊等3人回到张垣。工人同人会召集了秘密会议后，又在7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讨论如何声援京汉路工人斗争问题。但是，第二天，京汉路罢工工人遭到惨杀的消息已经传到，同时，京绥路局也已严密戒备，故同盟声援举动不得不停止。结果发动了全路工友的募捐、声援运动，每人捐出一天的工钱，慰问京汉路上受难失业的同伴。二七斗争失败后，在直系军阀的高压下，各路工会多遭封闭与解散，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趋于消沉。但京绥路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工”、“精”、“同人会”的组织。在二七的第一周年纪念日(1924年2月7日)，京绥路派代表出席全国铁路工会的秘密会议，“全国铁路总工会”也于此时成立了。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集中领导教育下，京绥路工人的组织力量更加强了，“工业研究所”、“同人会”等组织发起的“一月一工”的交纳会费活动，仍能按月完成，在北京秘密出版的《工人周刊》也能有组织地进行阅读。到1925年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来临时，已成为西北当时的一支革命力量了。

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和京绥路张家口

工人运动的全盛时期 北京政变和京绥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1924年初国共合作后，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在北方，出现了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开始转向革命。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倒戈，从前线回师北京。发生所谓北京政变。二七大屠杀的刽子手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二七惨案后，趋于暂时消沉的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新的高涨，各地罢工斗争此起彼伏，直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形成了中国大革命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

1925年初，国民军驻扎华北，中共北方区的《工人周刊》得以公开发行。何孟雄等同志受北方区委的派遣经常到张家口指导工作。京绥路工人的“工业研究所”、“同人会”两组织的活动逐步发展。声势日益浩大，拟于二七周年纪念日，建立统一的总工会。日帝走狗交通系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鉴于京汉路建立全路总工会时声势巨大的政治影响，便不让京绥路建立全路总工会。他们软硬兼施。搞了许多阴谋破坏：一方面通过局长孙连仲下令强迫解散工会；一方面利用“精业研究所”中的工贼王守充等3人，分化工人的团结，如收买一部分工人出头来反对成立统一总工会等。同时他们加强了为破坏工人运动而兴办的所谓“职工学校”的活动，在这所工会式的学校里，成立什么自治会、游艺会、友谊会，唱出了“神圣劳动”，“为他主义”等虚伪的口号；另外，他们还唆使“职工学校”里的反动教员，在工人中以师生关系进行拉拢，并以行政提升为诱饵，分化破坏工人队伍。

工人们听到工会被下令解散的消息，正是二七两周年纪念的日子，同时，大家又接到了自己的报纸——新发行的一期《工人周刊》。在悲愤情绪中，依照《工人周刊》中的指示，在工作中避开工贼、高级员司的监视，分组举行纪念小组会。好多工会领袖对着二七伟大的殉难者——林祥谦同志的遗像宣誓：“学习林祥谦，不惜断头流血、誓为工人阶级解放奋斗到底!”

会后，工会做出决定，采取了坚决进攻的策略：一面派杨宗义(即杨干)等人到京津各地登报，动员舆论，并向冯玉祥将军请愿，要求恢复工会；一面即以“铲除工贼”的口号，发动工人同混在“精业研究所”中的工贼进行坚决的斗争。4月中，终于把工贼王守充驱逐出“精业研究所”。工人们要给王贼照相登在《工人周刊》上，吓得他连连叩头求饶。同时，镇压了邢富瑶、张继海，争取了其他胁从分子。

五一国际劳动节，京绥全路统一的总工会终于在张家口正式隆重成立，选出杨宗义、李连升、王藻文(后来成为叛徒)等10余人为执委，同时派遣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际太平洋第三次劳工大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五卅反帝大浪潮激荡着张垣电灯电话工人的反日增资斗争 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的反帝大浪潮。6月上旬，这个浪潮很快地激荡到塞北的张垣。先是铁路总工会派出许多宣传员，向张垣各界进行宣传，并帮助工、农、商、学、蒙民建立团体。接着，各地群众因声援五卅运动而被反动军警殴打死伤的消息不断传来，张垣的工人学生于是成群结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进行募捐。群众反帝反日情绪极其高涨。

6月10日，工人、学生、市民结队游行示威，近郊农民亦赶来参加，游行群众达三四千人。队列由宝善街南头铁路工会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境门前进。京绥铁路总工会巨幅大旗横书“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字样，游行行列中传单纷飞，旌旗蔽空，可谓盛况空前。队伍行至长寿街口日本领事馆门口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等口号。群情激愤。声震云霄，日本领事馆人员闭门不出三四日。行至察哈尔都统衙门(即后来伪德王府)时，复遇日本领事馆人员。大家反帝情绪更为激昂，又复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海陆军出中国!”“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等口号。游行示威群众至晚方散。事实上当时这些口号已是群众的行动方针。这次示威游行为以后历年的“抵制日货”等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和同盟军在张垣首先揭起北方抗日义旗的壮举播下了种子。

这时，电灯工人李振廷、陈儒仁，深受这个反帝洪涛的感动，又遇铁路宣传员讲成立工会的好处：“有了工会才有力量，散漫无组织必然受人欺侮……”思想上受到教育和启发，遂在铁路工会的帮助下，带动全体电灯工人50余人成立工会，选举李振廷(1945年任市总工会副主任)、陈儒仁(1945年任电灯工会主任，市参议会副议长)、王金堂等7人为委员，不久即爆发了轰动全市的反日增资斗争。

原来，张垣华北电灯公司自1917年(民国六年)成立起，日资即占一半，以后几年中，日资比重日益增大。公司一切几乎全由日军幕后操纵 (总经理何梅芳，是个著名的亲日分子，1934年竟拟将公司全部卖给日军，后因地方各界反对未果。但所谓“中日合营”早已徒具名义) 。

日军对电灯公司工人的剥削素极惨重：学徒不管吃穿，每人每月工资5元，技术工人才10元上下，逼得工人们少吃缺穿；而每个工人一天至少装5个灯，每灯赚3元余，每人每天能为公司赚钱十几元。在反日情绪高涨下，首先解决摆在工人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改善工人的生活和提高工人的地位，实是当务之急。所以经工人讨论，工会向中日资本家提出11条要求：

“(一)增资：工徒每月增到9元到10元，工匠增到20元至60元；(二)教育费：由公司每月补助工会15元，以便工会聘任教员，每日在工作时间以外，上课l小时；(三)每年所盈红利，分给工人千分之五，按工资比例分发；(四)年终发给一个月奖励金，每年给假1个月，返里省亲，工资照发，并给往返川资，每百里2元；(五)上下(雇佣与裁减)工人须经工会同意；(六)卫生：在可能范围内，请求公司设立澡堂，在未设立澡堂前由公司指定澡堂，月发工人洗澡票两张；(七)每年增加工资1次，工匠按工资数增百分之十五，小工、工徒增百分之二十，至60元为止；(八)公司设立伙食，煤、水、伙伕由公司供给；(九)因公殒命者，由公司发给5年半的工资，棺殡由公司负担。因公受伤者，医药费由公司给予。重伤残废者工资照发，并给予适当工作。年老不能工作者，10年工龄给3年半的工资，20年工龄以上者给5年的工资，30年以上者养老终身；(十)由公司发给工作用的雨衣雨鞋，每人每月半斤茶叶两块胰子；(十一)远出做工，由公司备自行车或其它代步用具。”

工会一面发出宣言，一面派李振廷、刘子香、王金堂三代表和经理郭雨田交涉。郭推交董事会，董事会借口公司赔钱，不答应条件。工人据理算帐，双方相持不下。此事轰动了张垣各界。最后，经张家口工人俱乐部俞和卿、铁路工会余大魁调解，除千分之五红利、每年给假一月、卫生费等项为保留条件外，余均答应。工人的基本要求与工会的活动权利已经获得，斗争遂告胜利。

电话公司工会由司机生30来人组成，在电灯工会斗争胜利的影响下，同样向公司提出四条要求：

“(一)提高工资两倍，原为每人每月七八元，要求增至20元上下；(二)不在公司吃饭，由公司改发饭费，每人每月8元；(三)早起、夜班加点心、炒饭；(四)工作时间：顶班3小时，休息6小时(原只休息3小时，因司机生工作过度紧张，得不到充分休息)。”

以上条件由工人代表赵文亮，向局方副经理靳墨林、稽查王智忱提出。靳、王不予答复，工会即决定当日晚6时实行罢工，停业通话。时值军事紧张，故未到罢工时间，局方即全部答应了工会的要求。

当时电灯、电话工人的增资斗争，虽然带着很大的反日性质，但是，站在支持国民军军用的立场上，斗争方式却不是采取直接罢工的形式(声称罢工实际只是口头上的要挟)，而是采用了谈判的方式。事实上，当时张家口工人的每一经济斗争，都密切地结合着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这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一。

在大革命的急风骤雨中全张各业工会纷纷成立 五卅运动是中国大革命的急风骤雨的前奏，在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等进步革命势力的影响下，国民军更进一步地倾向于国民革命。虽然国民军还不是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而是从军阀中分化出来倾向于革命的军队，然而，在国民军统治的张家口，革命运动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1925年下半年，全国革命浪潮澎湃发展。中共北方区派肖三等同志来张领导地方工运，加上铁路工会的影响与帮助，张家口各业工会亦继电灯、电话工会之后，风起云涌，纷纷建立。

在新建立的各业工会中，最大的是造币厂工会，有会员四五百人(该厂为1924年张锡元创立，制造铜元，地址即现华北机器厂所在地)。工会委员为曹玉麟、陈自成、姜文林等人，当时工会领导力量较强。该厂工人多为天津人，国民军撤退后，该厂关闭，工会会员散布在天津，成为当时天津重工业工人的骨干。

其次是机械厂工会，有会员300余人，领导人为白景富等。该厂原随国民军来张，国民军撤退后，随军至绥、包、五原一带，对于组织所到各地的铁工、修械工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是邮务工会，有会员20来人。电灯工会反日增资斗争时向各地发送宣言，曾得到邮务工会很大帮助。

人力车工会则在张垣6个停车处，设立了“劳工休息所”，每所均供给茶水，间有文化娱乐。在国民军防守南口时，该工会曾挑选不少积极分子参加慰劳队，帮助前线运伤兵。国民军撤退时，很多人随军到绥、包一带，从事运输与情报工作，其他马车、脚行、粮店、运输站，亦均酝酿成立工会；瓦、木、油漆、石、皮、毛、铁、银等八作，亦拟成立手工业工人工会，后因国民军撤退而未果。

此外，中共北方区还派遣乐天宇、李怀才等同志帮助指导张垣近郊农民运动，建立了大境门外与宁远堡的农民协会，发展及于万全县，涌现了农民爱戴的农运领袖贾荣等同志。

与此同时，在宝善街南头建立了一个张家口工人俱乐部，徐宝山、杨宗义同志先后任主任，聘俞和卿同志为总干事。俱乐部里经常演出小型电影(多为苏联影片，如“高丽亡国惨状”等等)，亦演旧戏、话剧，并陈设许多新书，如《社会进化史》、《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等等，报纸有《工人周刊》、《明灯》、《工人小报》等。冯玉祥每月拿钱1000元，支援俱乐部。俱乐部成了当时工人开会、学习、娱乐的最喜爱的场所。

当时，还从张家口选派了优秀工人和动员了一些察绥知识青年到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的广州黄埔军校与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有郭保安(1929年后下落不详)、王建功(当时闻此人已被傅作义羁押)和苏某、刘某(均失其名)等。他们在国民军退至包头后，对绥、包一带的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垣工运此时达到全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张垣工人阶级已组织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国民军将领这时也看到了这支力量，所以才有当时的经济的支援(在平绥沿线拿出了数十万元的巨款)和相互的合作。而在以后的北方大革命运动的最紧张的年月里，张垣工人阶级在政治、军事斗争中，都发扬了英勇的斗争传统。

站在大革命的政治军事斗争的最前线 对国民军的影响与推动　1925年11月，在张垣以铁路总工会为基干，召开了西北各革命阶层的广泛群众性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地点即在宝善街口工人俱乐部，并有蒙民代表参加，会上主要指导者是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并有李烈钧、徐谦等多人到会。这次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时局的主张，团结各阶层走向革命，并帮助建立起了 6个国民党党部——察绥两特别区、察绥、内蒙古两地区和张垣、归绥两市党部。当时是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人建党，但是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回敬共产党的却是屠刀、监狱、非刑……提起这段历史使人太痛心了!

1926年初，国民军攻占天津等地，张垣工人在前线组织了各种宣传队、慰劳团，想尽各种方法，在国民军官兵中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在后方，铁路总工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维持与巩固地方治安。当时的工人纠察队穿的是蓝色服装，戴的是红箍帽子，腰里系着武装带，肩上挎着大砍刀，好不威风！在当时战云弥漫，后方空虚的情况下，张家口却建立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良好社会秩序。

同年3月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铁路总工会召开各工会委员长、秘书联席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主要是中国革命形势与当前工人运动的任务，并提出了推动整个革命运动前进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统治的口号。但当时还有一部分思想顽固的西北军将领，认为工会给他们招宠惹祸，向工会讲：“你们闹工会就闹你们的工会，无须乎闹拥护广东政府、打倒张作霖、吴佩孚等。有人说我们赤化，都是你们招惹的!”张之江、宋哲元、鹿钟麟等人(均系冯玉祥之部下)，甚至连“国民军”三个字都怕太红，不敢称呼。虽然这些国民军将领中的思想顽固者对高涨的革命运动有抵触，但为推动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始终对他们做了极耐心的宣教工作。

在群众革命运动继续发展与转向革命的国民军势力日益扩大的威胁下，英、日帝国主义唆使奉直军阀联合起来，向国民军进攻。4月，国民军被迫退守南口。张垣工人积极支援前线，许多工人亲赴前线，参加工兵、勤务、运输、情报，以及宣传慰劳工作，铁路总工会更组织了“参战队”随军行动，担任最前线的大部分工兵工作，埋地雷、挖地道；铁路运输虽然在大炮的轰击下，工人无一个离开自己的岗位，交通迄未中断；电灯工会工人到前线冒弹雨布置电网，管理发电机；铁路大厂工人则加工制造军用装备武器、手榴弹、迫击炮弹，还在短期内赶制了5列铁甲车……当时，京绥全路已整整8个月未发薪，工会号召工人以不要薪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支持国民军，工人们都勒紧肚子工作，而毫无怨言。

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工会等组织，对国民军军政、民运各方面，提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可惜多数未被采纳。而国民党内的右派反动分子雷啸岑、张秋白等还叫嚷：“张吴讨赤，讨我们，都是你们给胡闹来的!”进行反共宣传，破坏工会活动，因而增加了革命工作的困难。工会中的个别委员，这时也发生了退却思想，认为：“少干一点吧，免得国民军不满意!”这正是革命道路上荆棘丛生的时候。

1926年8月间(阴历七月初七)，南口、多伦失守，国民军离开张垣向西北退却。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会领袖随军西行者34人，连各地的共40余人，各业工人随军离张者，亦复不少。当时，还有不少工人，因启程较迟，追赶队伍至柴沟堡，因队伍已远去，掩面痛哭而归。

随军工人组成交通大队(大队长为杨宗义等)、民运工作委员会(当时各地群众称之为工人政治队)转战绥、包、五原，一路办理军运，供给给养，动员民众，鼓励士气，不管一切讥讪与困难，为革命大局而毫不疲倦地工作。

到五原后，国民军在中央、西北人民的帮助下，重整旗鼓。当时，苏联派顾问团多人帮助国民军；刘伯坚(后在土地革命中牺牲)、邓希贤(即邓小平)、肖明(现张市总工会主任)、李大章等同志亦由莫斯科回国，刘伯坚任国民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邓小平主办国民军校，肖明任国民军北路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李大章任宣传科科长。“五原誓师”之后，冯玉祥率国民军挥师南下，由宁夏平凉到西安，复由西安东出潼关，沿陇海线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随军工人在沿途组织群众，散布革命种子，攻城取地，建立了很大的功勋。攻取灵宝、陕县、渑池、新安、郾师、巩县等地，均未费一枪一弹。新安县是工人刘成庸等很少几个人，凭着机智果敢，领导当地群众，将其收复的。

当时洛军与群众对穿蓝衣裳、带红袖章的工(人)政(治)队，都十分钦佩，许多将领也常常以此作为表扬鼓动的例子。豫西一带群众，还流行着一首颂歌：

“如今世事大翻天，蓝衣工人到处躜，组织老乡起来干，争城夺地不用炮，全凭卷子做宣传!”(注：当时在陇海路两旁农民中活动最有力威望最高的是张家口铁路分工会主席蒋德奎等，他们腰里带些麦子与高粱做的卷子，群众亲热地称他们为“大卷子”)

1927年7月，冯玉祥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蒋、冯举行徐州会议，国民军反戈，宁汉合作，国共分家。冯下令清除国民军及所辖区内的革命分子，公开反共。刘信坚、邓小平、肖明、李大章等人均脱离国民军，从事地下斗争。刘伯坚、邓小平先后进人苏区。肖明、李大章则潜入陕东农村，组织农民，与刘志丹、唐澍等同志一起领导“广州起义”南北相映的“渭(南)华(县)大起义”。其他如杨宗义等同志则分散各地，转入地下工作，其中一部则进入豫、鄂、皖苏区，参加了苏维埃土地革命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的消沉期

革命运动的消沉和工人阶级的惨遇 自从1926年8月国民军退却，北方革命运动(比长江流域早一年)就趋向消沉状态。张作霖、吴佩孚会晤于北京，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奉系军阀重新占据张垣，反革命气焰嚣张。工会被取缔，各级工会干部被连续开除3批,共100多人。电灯公司、电话公司工人增资斗争胜利条款，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亲日资本家全部取消，一切恢复旧观，压迫工人变本加厉。张垣工人优秀的领袖共产党员多寿同志(蒙族青年)被捕入狱，受尽酷刑，至死不屈。审讯时，逼问口供，多寿同志一切由个人承当，不肯供出一人，遂被砍杀于清河桥畔，尸体由工人们掩埋在西山坡的荒冢中，这是张家口为工人阶级事业第一个英勇的流血牺牲者，

在阴森残酷环境中，铁路、电灯、电话等工会，仍然保持了他们的秘密组织。被开除失业的工友，有的利用在业工友的掩护，进行地下活动；有的分散到铁路两旁，从事农村工作；有的则转到平、津各地其它工厂，他们都保持了组织上的联系。当1927年4月，李大钊等烈士在北京被张作霖绞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许多工人都偷偷地跑到东山坡野地里开会，沉痛地追悼自己的领袖——李大钊同志和一切蒙难的先烈，垂泪东望，反动阶级镇压不了工人们的心。

1927年4月2l日，在长江流域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的空前的流血大屠杀；在北方，工会组织也普遍遭受破坏。张垣电灯公司被捕去工人领袖李振廷、陈百举、刘于香、李文会4人；电话公司捕去工会干部张修、王英、沈继吕、金某(失其名)等4人(他们坐狱五十余天，适逢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大元帅，实行大赦，遇赦出狱)；被公司开除的有赵文亮、陈菊如、张万金、董占元、苏乐昆等5人；京绥全路被开除而流浪失业者达200人之多。西直门的工会委员杨会恭同志、秘书长王尽臣同志，南口张珍、王廷芹同志，丰台的杨宝昆等同志，被捕入狱，于1927年冬1928年春，先后被反动派砍了头，他们都是工人中的最英勇的共产党员。他们和1925年在西直门反恶霸张幼山斗争中战死的马七烈士，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在大革命时代所创造的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将永远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史上，彪炳显赫!

新军阀的统治和工人阶级对黄色工会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在北方老军阀阎锡山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于1928年6月据有张垣。伴随着新军阀的统治，在张垣出现了军阀御用的官办黄色工会。

1928年10月，在中共北方区和刘少奇、陈潭秋等同志领导下，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中之肖明、杨宗义两同志秘密来张，建立组织，恢复工会。

这时，中国革命已由高潮转入低潮。正如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致中央的信中所说：“我们一年转战各地的经验，深感全国革命潮流之日益低落。”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也由进攻的性质转为防御的性质。

于是，秘密的电灯工会，首先巧妙地借黄色工会的合法外衣恢复了起来，陈儒仁、李振廷、王金堂等人又公开出面，拥有会员四、五十人。同时，利用国民党部收买工人的一些欺骗口号，向资方提出要求，恢复1925年订立的劳资合同。

从1924年至1928年。张家口连遭5年旱涝，粮食歉收。晋军军阀、国民党政府察哈尔省主席杨爱源到张后，对张垣粮荒不仅不加救济，反而下手大批囤积，运往山西，致使张垣粮价更加暴涨，民不堪命，穷苦工人只得卖妻鬻子苟且活命。良家妇女被国民党大小官僚诱骗拐卖者，据当时官方公安局发表的数字：张垣一地即达300余人，铁路大厂被拐走工人家属两名，她们多被先奸后卖，受尽凌辱。到如今，老工友们提起这幕惨剧来，莫不发指眦裂，指日为誓!朱“瞎子”(朱永春同志)说：“我一想起这事，就气得浑身发抖啊! ……，国民党反动派、阎锡山……伤天害理，苍天不容!”

濒于死亡线上的电灯工人，这时不顾危险，坚持斗争，经多次交涉,终于恢复了原订合同，并迫使资方答应了前为保留条件的例假、路费一条。胜利后，为了避免暴露，原工会委员引退隐蔽，另选新人为委员。这样，这个组织终究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到了1933年。

在铁路方面，由于黄色工会已经为工贼把持。遂在杨宗义同志领导下。建立了赤色工会小组。有组员20余人，并以此为基础，积极整顿扩大。

该年冬，国民党反动派拖欠铁路工人工资已达5个月。在拖欠中，他们又设了个大骗局，由黄色工会出面宣传所谓“公债票”的好处来欺骗工人：说什么“l元的公债票顶1元工钱，还有利息……”强发给工人“公债票”。而到年底“收回”时，1元公债票竟只给1毛2分钱，再去掉印花税，里外一拐，就什么也没有了!工人们气愤地说：“他妈的，工友们流血流汗给他们干了5个月，全归他们了!”连平时不参与斗争活动的胆小怕事的工友们也起来反抗了。赤色工会小组就此更进一步揭发黄色工会的反动本质。黄色工会在工人中的欺骗影响，被事实粉碎无余。工人群众对反动统治和黄色工会恨之入骨，愤慨情绪日益高涨，赤色工会小组的活动也大大开展起来。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与黄色工会已侦知京绥路有共产党工会的根子，又鉴于工人普遍“不稳”，乃多方设法下毒手破坏。1929年1月间(阴历腊月初七)，因黄色工会工贼傅汉臣的告密，在工人家中捕走杨宗义同志(后以无证据于1930年出狱)。闻讯潜逃的工会干部有朱永春(即朱瞎子)、苑春芳等数十人。朱永春等一行6人，当日乘车逃到丰台后，黄色工会狗腿子追踪到丰台，下手逮捕。只朱永春一人挣扎脱逃，其余5人被捕，不知下落。

在这前后，铁路大厂开除了工人积极分子200多人，逮捕了大厂曹歧山、杨惠生2人，地方上逮捕了贾荣、常占安(已死)2人，这是张家口工会最大的一次损失。

从此，白色恐怖笼罩了张家口，后经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日军得寸进尺，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的卖国主义。张垣工人在国亡无日的悲愤中，虽曾联合学生、市民，几度发起募捐声援运动，坚持“抵制日货”、“不穿日本帆布鞋”，但终不能痛痛快快地有所作为。直至1933年抗日同盟军兴起，才重见一线曙光。几年来的积辱含恨，才获得了舒展的机会。

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和工人运动的再兴

抗日同盟军崛起和张垣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 1933年初，日军占领榆关，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继续实行卖国投降政策，在国内加紧围剿苏区红军。华北危急，中共派肖明、武止戈、刘绍文、宣侠父、刘仁、许权中、孔原、柯庆施等，动员各种力量，帮助著名的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于5月26日在张垣揭起“抗日同盟军”的大旗。同盟军中的学生大队和政治工作人员积极帮助地方工作，黄色工会头目望风而逃，张垣工运因而复苏。

6月中旬，在中共的帮助与指导下，张家口召开了军民代表大会，确定了抗日纲领及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和组织的具体方案。张垣各界并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团体“御侮救亡大会”(上堡冯窑厂)。该会派人与电灯公司陈儒仁、李振廷联络，于是电灯工会首先加入该会，积极参加抗日工作。7月17日，再度向中日资本家展开清算斗争。自1928年以来，在日军走狗亲日资本家的操纵下，工人既得利益渐次失去。公司未给工人分过一个红利，并且造出无耻谰言说：工人工资太高，致使公司赔钱。工会遂提出清算查帐，结果查出亲日分子的御用职员张、刘2人贪污巨款，但亲日资本家仍为之袒护。工会于是组织罢工委员会，由陈儒仁任委员长，李振廷任交际，并买大刀多口。组织工人大刀队20余人，防止反动分子与工贼的破坏。17 日，给资方送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答复，否则罢工(实际是站在维护抗日军用的立场上，工人并不准备这样做)。至18日23时50分，尚无答复，罢委会迫不得已，下令实行怠工。全市电灯光转呈红色，渐趋昏暗。资本家无奈，打电话给罢委会，恳求万勿停电、旋派代表前来，签字答应工人所提要求。

铁路工会杜固本等也打碎了黄色工会的招牌，恢复起自己的工会。当年四散逃亡的老工友，又都纷纷回来。他们相见甚欢，拍着胸脯说：“当时是为斗争走的，今天又为斗争回来了!”英勇气概、不减当年。工人们再接再厉，占据了国民党特别党部与黄色工会理事会的大红楼(现铁路医院院址)，挂上了自己工会的大牌子，选举王家骏、常金凤、孟昭瑞、张连涌等人为工会委员。成立了工人大刀队，镇压工贼。宝善街南头的工人俱乐部也恢复起来，由徐宝山出任部长。工会积极开始登记会员。

电话、邮务、理发、洋车等各业工会也都恢复起来。美孚、美华、克利、华丰、振记等20余家汽车公司(通往外蒙的长途汽车)工人百余人，成立联合工会时，向德商德华洋行的买办“高等华人”李锡禄发起了斗争。当时德帝国主义者，一面挟其雄厚的资金，挤倒了中小车行，使小车主与工人处在失业与半失业状态中，一面通过买办李锡禄，成立所谓“汽车公会”，要中小车主向其乞怜，受其操纵。待汽车工人成立联合的汽车工会时，李竟借口已有“公会”，横蛮不让成立，并与同盟军中的右派反动势力有所勾结，把与之交涉的工人代表章树桐等两人，绑送公安局。汽车工人闻讯大怒，小车主也同情工人，采取一致行动，要求市公安局立即释放，但交涉无结果。于是，惹起了全市工人的公愤，工人大刀队遂把德帝国主义的走狗李锡禄捆绑起来，押在御侮救亡会(后经李某悔过赔罪始行释放)。各业工人群起声援，共推王家骏打电话与市公安局交涉，市公安局乃不得不释放工人。在汽车工会隆重的成立大会上，全市各业工会纷纷派代表出席，讲话、送礼品，会后游行，极一时之盛。

7月中旬，同盟军北征总指挥吉鸿昌同志亲率敢死队爬多伦城3次，以牺牲千余抗日士兵的代价，攻入了有日寇重兵驻守的多伦城。这个内外蒙的中枢，塞外军事、政治、经济的重地收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张垣各界更是欢欣若狂。各业工会踊跃募捐，共派代表带3辆大卡车，满载猪肉、白糖、茶叶、饼干、手巾、袜子……到多伦前线慰劳。到多伦后，召开了盛大的工人士兵联欢会，士兵们亲切地呼工人代表为“同志”，工人代表第一次听到“同志”二字，不解何义，在大会上兴奋地说：“我现在很惭愧，还不是‘同志’，但是，我将来，一定要参加你们的组织当个‘同志’!”全场士兵大鼓掌。接着，吉鸿昌讲演，他说：“工人和士兵是一家，我们永远在一起。”工人代表回来向全张市工人传达后，吉鸿昌同志的讲话，深深地印在工人们的脑海中。

7月底，在铁路工会地址，召开全张工人代表大会，王家骏、陈儒仁等多人出席，成立张家口总工会筹备会。但以后不久同盟军失败后即告流产。

同盟军的失败和工人阶级的再次流血　1933年秋，同盟军在北面有日寇，东、西、南三面有庞炳勋、万福麟、关麟征、黄杰等国民党军的联合围攻，同时还有托匪张慕陶的破坏的情况下失败，张垣工运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昙花一现，又遭到了惨痛的命运。陈儒仁、李振廷再次被捕入狱，险遭杀戮(由工人营救出狱)。铁路工会委员长、看库工人王家骏逃走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天津，常务委员常金凤、孟昭瑞2人则被反动派枪杀于清河桥畔。

从新军阀的血腥统治到敌伪的血腥统治　工人运动的潜流期

在黑暗的岁月里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在国民党新军阀暗无天日的血腥统治下，张垣工人运动转入潜流期。在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投降政策下“何梅协定”，冀东“自治”，内蒙“自治”…把大好河山，陆续拱手送敌。工人们眼看亡国惨祸迫在眉睫，悲愤至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党军不战而逃，弃张垣17万人民于不顾，新军阀的血腥统治变成了敌伪的血腥统治。宪兵队、警察局、伪蒙疆自治政府保安科、兴亚院、大使馆、领事馆、“皇军”……都有其各自的特务网，层层密布。洋车、饭馆、澡堂、戏院、工厂，小商……无不混有侦探，工人们不敢偶语。1938年，日军在张家口抓捕工人，去大同煤矿，途中在铁棚列车上闷死工人两车厢。1939年，清河桥被大水所冲，警察把守市内各路口，抓捕短衣小工整整两日，强迫去修桥，淹死者无其数。1944年七八月间，闹鼠疫、“虎列拉”，贫病工人被抓去活活烧死，惨声震天，形成恐怖世界!修筑市区周围工事与仓库的穷苦工人，因被虐待冻饿疾病致死有材料可考者，即达12300余人。其他，被敌“劳工协会”无限制的征发，不知去向者，被抓去修筑秘密工事，工事修完活埋灭口者，进攻解放区时，绑押前行以趟地雷者，无故失踪者，以抗日“通八路”罪被残杀者……何止千万!

人民不会屈服 在敌伪极端残忍的恐怖统治下，各种各样的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斗争，强烈地普遍地持续不懈地进行着。其中；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有计划地进行怠工、偷盗、破坏，并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间或也有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如电话局赵占元(现电话工会主任、市参议员)、黄义等人鼓动下，进行过3次小型罢工斗争。一次是1938年秋，反对过度延长做工时间的斗争；一次是1940年冬，为要求发给压欠2月之配给粮，罢工1日；一次是1944年夏为抵抗发给白薯面而怠工。

又如橡皮工厂在许炳炎(任橡皮工厂工会主任、市参议员)等同志的领导下，也进行过3次罢工：一次为1943年阴历正月初六，为要求厂方以官价卖给小米，罢工5天；一次为1944年3月，为要求增资，歇工10天；一次为1945年4月，为要求再次增资，罢工长达两星期。他们以太平公园(现和平公园)为罢工的集合地，统一口号，统一行动，来则来得迅速，散则散得无影无踪，使日本资本家无可奈何，各次斗争均得到胜利。

又如伪蒙疆电业制冰贩卖所，1941年6月，工人要求增资罢工两日；伪蒙古食料品制冰工厂，1941年8月，工人为抵制配给霉面，连续怠工两月。此外，如敌包工头之“石田组”40余工人、“清水组”100余工人，为要求按时发工资，举行散伙斗争……这类举不胜举的小型斗争，在工人方面的特点是齐心坚持，讲究斗争策略。敌人为了笼络人心，利用工人的技术和工作熟练，也不得不答应工人要求。但其他多数斗争则未搞起来即被破坏或半途被镇压下去：如敌伪统治下的广兴永皮毛行的毛皮工人高连英等，于1940年因生活困难，屡次要求增资不遂，曾全体停工两日，第3日即被敌人的忠实走狗张继成勾结警察，捕至警察派出所毒打，被打工人手脚全肿，罢工遂在武力镇压下失败。又如铁路大厂，由于黄色工会工贼变为日特，敌人一来，即以“赤化”名义，捕杀了工友任贵生、李保荣等4人；1942年冬，800工人抵制配给谷糠面，又被半途用武力镇压，该厂工运于是一蹶不振。

工运潜流的激涨 自1944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加强城市工作以来，地下的工运潜流急剧增长。还在张垣解放之前，陈儒仁、李振廷同志已经组织起了电灯工会。满蒙毛织厂工人也建立好了秘密武装。平绥铁路西段在杨干同志领导下，东段在邢全礼同志(现平绥铁路总工会组织部长)领导下，把工人组织起来。清扫工人在葛玉华同志领导下，早在解放前一个星期就发动了全市性的清扫工人大罢工。葛玉华在解放后，成为揭起控诉清算斗争的第一个旗手。瓦窑工人在葛老追同志的发动下，也继清扫工人之后，成为解放后进行清算斗争的最早的旗手。张垣工人阶级在1945年8月的大反攻中，以英勇的先锋姿态，配合人民子弟兵，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占领城市的伟大斗争，创造了把完整无缺的工厂，从敌人手里夺回，交还给祖国的光荣范例。

人民解放的伟大时代 工人运动在新时期的新高涨

占领城市保卫工厂 1945年8月大反攻开始后，人民的队伍——八路军从东、南，西三面进攻张家口。8月21日，与敌人激战于东山坡。东山坡贫民区全体工人动员起来，在炮火威胁之下，妇女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男子冒枪林弹雨，担水送饭上山。穷苦工人提仲诚、刘万元2人在不停地来回担水送饭中，遭敌射击，中弹牺牲。与此同时，市内敌伪统治秩序崩溃，被敌人多年压榨的工人市民自动起来，破坏敌伪的一切设施，夺取敌人的物资。

22日，敌人被迫溃退。日军亲自从铁路车房往外开车头，仓惶中将车头翻在车房门口，其余车头也无法开出来了。这些丧家犬想找工人给他起车头，但是工人们早已组织起来，实行了坚决的抵制。结果，敌人一辆车头也未开出，只好把物资、行李丢弃在站台上，狼狈逃窜。

8月21日，张家口解放。汉奸、特务、暴徒，鸣枪纵火，大搞破坏活动。铁路工人晋庆山把各处的大枪50余支收集起来，都交到工会，建立纠察队，武装保卫了铁道交通。电灯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两次打退了暴徒的抢劫，使全市没有一天停电，毛织、电话、自来水……以及各工厂工人始终把守工厂，扑灭大火，维持革命秩序。泥木工人也立即着手赶修被敌破坏的清水桥、清河桥……

当日黑夜，大队的人民子弟兵从东山坡进入市区。家家户户在路旁摆上茶水桌案，挥动着旗帜欢迎。队伍整齐地唱着歌走在街上，老百姓夹道欢呼。人民解放的伟大时代来到了!

工人阶级以急先锋的姿态，和人民子弟兵配合起来进行英勇斗争，才能有这轰轰烈烈地占领城市的场面，才能把一座座完整无缺的工厂，从敌人手中归回祖国。

在工运前辈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在人民解放的伟大时代，张垣、平绥路工人阶级在工运前辈的领导下，规模空前地组织起来了。张垣解放不久，张市工人多年的老战友和领导者肖明同志来了，他与全市老工友阔别重逢，前后已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禁悲喜交集。在肖明的主持下，张家口迅速筹备成立市总工会，在老工友积极带头联络下，全市先后组织起产业工会81个，行业工会80个，拥有会员l.4万人，后发展到工会210个，会员2万人。

12月召开盛大的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全市各业工会代表200余人到会，成立全市总工会。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赵振声(李葆华)同志、边区参议会成仿吾议长、于力副议长、边区总工会主任马辉之同志等都讲了话。恰好肖三同志也由延安来张，他在大会上兴奋地发表了演说。各界来宾也到会热烈祝贺。会议历时5日选出肖明(市总工会筹备会主任)、顾柱(市总工会筹备会)、林阳<市总工会筹备会)、胡华(市总工会筹备会)、庄顷(二区工会筹备会)、穆其彬(财政处印刷局工会)、李振廷(电灯工会)、南贤周(洋车工会)、王有福(普丰面粉公司工会)、陆济(女，市总工会筹备会)、白金凤(女，振华毛织工厂工会)、李云鹏(冷冻公司工会)、崔米(雇工)、王春生(铁路工会)等15人为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并委任徐逸人同志担任市总工会秘书长。

在人民解放了的平绥铁路上，工人运动迅猛高涨。杨干(杨宗义)同志回来了!许多老工友不相信他还活在世上，久别重逢，百感交集，不禁相抱喜泪纵横!正如铁路总工会主任徐平同志在平绥路职工首届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我们一想到过去为工人解放而牺牲的同志，是非常哀痛的，有的被军阀砍了头，有的死在狱中，有的被开除，逃亡的更不计其数，今天能回来的，只有杨宗义同志一人!”

铁路工友们迅速建立起49个工会，拥有会员7000余人。1946年4月，召开平绥铁路职工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全路代表92人出席，并有热河、北宁、平汉等铁路工人选派的代表列席参加。大会选出徐平、杨干、邢全礼、曹暮岳、徐宝山，樊廷荫、李连升、周荣鑫、郎觉民、刘林远等15人为执委。在这次大会上，李连升同志说：“我是两世为人了，大革命时闹工会，被军阀绑出去枪毙，经工友们起来救护没死了。今天我又出来搞工会，有我这条老命什么也不怕。”徐宝山同志说：“大革命时，我是工会委员长，没死了，今天再来卖老命，反正要和反动派拼了。”在新的伟大时代，工人阶级的新老战士，抖擞精神，共同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新时期的工运阵容的雄伟规模，为大革命以来所仅见。

掀起清算控诉的怒涛 解放后不久，猛烈的群众斗争浪潮掀起来了。从最初的清扫、瓦窑工人斗争开始，到1945年九、十月份形成了如火如荼的广大群众性的人民清算控诉运动。当时，中共张家口市委明确指出：“工人运动是发动群众的中心，劳动人民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今后张家口的主人。”在市委与市总工会筹备会的领导下，先后爆发了大小反汉奸清算斗争166次，参加斗争人数15750人。在平绥全路则进行了大小反奸清算斗争35次，直接参加斗争人数4047人。斗争规模之广泛，冲击力量之猛烈，的确是中国工运史上少有的奇观。

这些斗争获得了一定的胜利，清算出款项1000余万元，对汉奸、特务、战犯进行了斗争。工人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翻了身。在斗争中涌现出大批新的优秀干部，打下了工会工作的雄厚基础。

支援前线保卫和平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地向解放区挑衅和进攻，张家口和平绥全线处于紧急的自卫形势，“张家口的许多工厂，自解放以后，就马上为前线而努力生产。兵工厂、铁工厂工人加班工作。毛织厂工人为供给前线军装，自动增加工时到10小时。印刷局为突击生产、支援前线，延长工时到11小时。电话、电灯工人昼夜忙碌，还兴奋地常常出发到前方去，配合军队工作。汽车修理厂工人加工修理汽车，常常牺牲休息时间。17岁的童工杜瑞源，竟于5天内把一辆坏了的福特汽车独自修理安装好。洋车工人不分白天黑夜，为前线拉伤员、运输军用品。汽车大队工人，更是冒着枪林弹雨，始终奔驰在前线，为自卫战争服务。”(引自肖明同志在全市工人首代大会上的报告)铁路工人们，则首先是保证了运输工作的完成，使我们的子弟兵很快地开到前线，前线的伤员迅速地运到后方。修车厂、打铁房制造修路器材。工务段工友们抢修铁路。电气段工友不畏炮火，立杆架线。张家口工人阶级以先锋的姿态，英勇地担负起保卫解放区的伟大任务。在打退反动派的进攻、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创造了显著的成绩和可歌可泣的事迹。

工人们起来管理国家大事 1945年10月，全境解放的察哈尔省，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的省政府。全市工人选出肖明、陈儒仁等为代表出席。

11月，张市人民起来摧毁敌人遗留下来的封建殖民地的甲牌制，普选建立新的街(村)政权。在这次普选中，工会会员成为全市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中坚和模范，当选为新政权干部者近400人，占全部新政权干部的三分之一以上。

1946年三四月间，全市第2次民主普选，工人候选人积极竞选。结果当选为市参议员的职工共27人，约占全体参议员四分之一。在第一届参议会上，老电灯工人陈儒仁被选为副议长。

同时，察哈尔省举行隆重的国大代表选举，李振廷光荣当选为出席国大的察省职工界代表。

民主和自由，这是人民群众多少年来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工人参议员许炳炎说出了工人阶级的心里话，“民主自由已经到手了，要拿他当作性命一样地抓住!”

张市工人阶级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已经确实地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他们在解放了的土地上，自豪地振臂高呼：“工人们起来，管理国家大事!”

公私两利劳资合作 为了用最大的努力来恢复与发展张家口的经济建设，根据现阶段解放区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张市工人阶级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张家口市委李秀峰的历次号召和指示，积极地与民主政府和私人资本家通力合作，自觉地坚持贯彻公私两利，劳资合作的政策，为发展张市各种工业生产而努力。

在这个方针下，各级工会协同民主政府，摸索着创造了各种经验和办法。在公营事业中，政府废除了敌伪的配给工资制度，创立了刺激生产、奖励技术、以实物为标准的合理的新工资制度，切实改善了工人生活。工人们也积极开展了竞赛增产运动，加强了劳动纪律，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在私营和某些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人们自觉地创造了“累进工资”、“超额奖励”、“合作分红”等新办法，使增加工资和增加产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保障了工人生活，也增加了资方利润。在这方面，振华面粉厂、信生织布厂等都曾取得很好的经验。

在新的政治条件、新的劳资关系和解放区广大的资源、人力的支持下，张家口的工业建设、经济繁荣，无疑问地已显出了其无限光明的远景。张家口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也将在人民解放的伟大时代，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

结束语 25年来，张家口是中国北方革命与反革命搏斗的大舞台。25年中，张家口工人阶级和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共患难，建立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历史关系。他们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始终英勇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团结各阶层为争取民主自由，进行了许多激烈动人的英勇斗争。25年后的今天，张家口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子弟兵和工人阶级自己前仆后继地斗争中，变成了工人阶级和人民自己的城市。平绥铁路全线也有四分之三已属于人民自己。抚今追昔，我们不能不记起先烈们在解放道路上所付出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他们在群众革命的大风雨中，创造了轰轰烈烈的震憾北方的英雄业绩。同样，他们在旧、新军阀和日本法西斯的黑暗统治的时候，也是坚强不屈，丝毫没有被吓倒。他们将永为我们所怀念，他们的名字和精神，将如日月经天、江河亘地而永垂不朽!

25年的斗争，也创造了许多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回顾这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25年时，我们不能不对张垣工人运动的诸前辈，产生无限的景仰和敬佩之情。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是继往开来的，是无限光明的。正如肖明同志在张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上所说：“虽然我们已经年老了，头发花白了，可是许多代表比我们年青，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怕什么？”后起者的任务便是学习。学习历史，学习先驱者的经验，学习新的斗争，为建设新张家口、建设新中国而继续奋斗!（文/胡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