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本多事之秋，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刚刚压下太平天国的大清王朝，又在9月21日迎来了更为耻辱的八里桥之中，在北京郊外八里桥，僧格林沁率领的1.7万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展开了最激烈的厮杀。
豪勇高傲的蒙古骑兵们挥舞着马刀，对严阵以待的英法联军的阵地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然而在侵略者密集的排枪、恐怖的炮火轰击之下，清军马队几乎全军覆没，光战死的就达8000多人这些人的牺牲换来的战绩却是，英军战死2人，法军战死3人。
英法联军在清军溃散之后，直奔北京紫禁城。咸丰皇帝惊慌失措，挟后宫嫔妃“北狩”于承德避暑山庄。最终英法联军冲进圆明园，大肆劫掠之后，一把火将这座“万园之园”焚为废墟。在英法联军肆虐之时，对抗太平天国的主力曾国藩的湘军为何没有北京勤王，而坐看京师惨遭异族荼毒呢？
其实相比于八旗、蒙古或者绿营兵，团练出身的湘军在满清军队中的地位要得多。这种现象单单从绿营兵的号服上写得是“兵”，而湘军号服上写得是“勇”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来，人家就没把湘军这些临时工当自己人看。
和太平军的历次战斗中也可以得出结论，硬仗硬骨头都由湘军先打先啃，而到了摘取胜利果实拿好处的时候，八旗和绿营都争先恐后。除此之外，来自咸丰的猜忌和打压，也是湘军在朝廷里不吃香的原因之一。所以当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的铁蹄之下土崩瓦解的时候，湘军内部那是相当的幸灾乐祸。
当英法联军兵峰直指北京的时候，曾国藩正在猛攻安庆这一太平军最后的屏障，眼见剿灭太平天国指日可待，英法联军又枪炮犀利，曾国藩可不愿意功亏一篑，也不愿拿老底喂英法联军的子弹。因此曾国藩“大义凛然”地上述道：“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
到了9月6日以后，北京城外，英法联军已经近在咫尺，就在咸丰和曾国藩讨价还价之时，僧格林沁的雄赳赳气昂昂的马队已经惨败于八里桥，随即京师沦入敌手。只能由留守在北京的“鬼子六”恭亲王奕来主持和侵略者的议和活动，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议和成功之后，处于观望状态的曾国藩见自然不必派兵勤王了，立即加紧了对安庆的攻势，1861年7月，安庆告破，城中一万多太平军军民，几乎被屠杀一空，整个城池化为一片废墟。安庆陷落后，曾国藩激动地称：“而后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复之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