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五十八：太公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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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尚，《竹书纪年·帝系名号归一图》又称他为师尚父、太公望、齐大公、吕尚、威丈人、吕牙、吕望、吕消、子牙。他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连孙武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孙子兵法·用间》说：“昔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意思是说周的兴盛强大，正是吕牙辅佐的结果。他协助武王伐纣，出色地指挥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牧野大战，毛泽东同志肯定这场战争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见《别了，司徒雷登》)。关于姜尚的身世、遭遇、武功，先秦古籍中有很多记载，但大多扑朔迷离，让人难辨是非。

屈原在《天问》里就提出了“师望在肆昌何识"的疑问。比如，他究竟是哪里人呢?《史记·齐太公世家)说他是“东海上人"，《吕氏春秋》说他是“东夷之士”，《战国策》说他是“齐之逐夫”（被驱赶之男子)，真是越说越让人感到糊涂。1983 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同志陪同日本东京一个杂志社的外宾， 专程到河南汲县访问太公故里。因为已故日本作家幸田露伴写了一本书，说“汲县是太公的故乡”。关于姜大公是“汲县人”的说法，最先提出来的是汉代会稽(huai ji )太守杜宣和河内邢汲县令崔瑗( yuan )。

《水经注)》载：“汲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县民故会稽人守杜宣、具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其次，《汲冢书》中也有太公为“魏之汲邑人”的记载。战国时，汲县属魏汲邑。根据(晋书·束晳传)记载，西晋太康二年(或言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在城西南十五里汲城村盗发魏襄王墓(或言魏安鳌(xi)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皆漆书蝌蚪字，记载的是黄帝终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9 )间的史事，是襄王未卒之时，魏国史臣纂录古志及其国书，供襄王检阅而传世的，所以被称为魏国的《史记》。这些竹简书，世传为《汲冢书》。

司马迁写《史记》在公元前104年，《汲冢书》出土在281年。已经埋藏了五六百年的《汲冢书》中载有太公为“魏之汲邑人”之说，当较司马迁之“东海上人”之说早了近二百年。因此,《汲冢书》出土的第九年，即太康十年(289)，汲令卢无忌立碑铭录了“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一说，详细情况见《金石萃编》卷二十五(齐太公吕望表》。此碑原置于汲县太公庙内，现硨刻已毁，仅存拓片(指将碑文石刻、青铜器等文物的形状及其上面的文字、图案拓下来的纸片。拓，ta )可以佐证。

到了宋代，著名学者罗泌在其著作(路史·发挥》中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也。"当时汲县属河内郡)，清代经学大师武亿在《金石三跋》中，对太公的桑梓故里也断言：“则汲固其邑里，海曲乃流寓。”,《卫辉府志》卷二十七云：“周太公望吕尚汲人。"其他，《汲县志》和《汲县今志》均有相似的记述，历史上，可能一些人混淆了太公的故里和游寓，才造成了误差。

《战国策·秦策五)里的姚贾，说太公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棘津之雠(chou )不庸”。意思是说，太公事文王之前，曾经是被商朝战败的一个部落的首领， 是朝歌无用的屠夫，棘津(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人，得不到任用。“棘津”，《读史方舆纪要》载：“在汲县南七里。”太公不被殷商所用，他只好去宰牛，给人家当伙计，当他听到西伯的政德以后，便高兴地“辞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兴矣”《路史·太公舟人说》)。太公离开自己的故乡，西至陕西渭水渔钓，在渭水边，与西伯文王一见如故，后为文王所用。《考订竹书纪年·殷商纪》说：“(文王)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

有鉴于此，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齐太公世家》时，以历史的科学态度，不囿(局限)于自己一说，而是博采众闻，指出了几种可能性，在文内特别加了两段“或曰”的话：“或曰：吕尚处士，隐滨。”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这些话，与《孟子·离娄》《尚书·大传》二书中所云：太公是为了避纣而“迁居”东海的说法颇为一致，所谓太公是“东海上人”，显然，那是太公流寓到东海上了。很可能汲县才是他的真正故乡，汲县至今尚有太公庙、太公祠、大公阁和太公故里吕村。另有东汉崔瑗《太公庙碑》、西晋卢无忌《齐太公吕望表》碑，北魏武定年间穆于容《重修太公庙碑》等文物、这些碑刻均有“太公汲邑人”的记述。

可是，历史上些著名学者并不苟同这个说法，元好何的弟子、元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恽(号秋涧。恽，yun)，在《秋涧先生大全集》中指出，太公为汲县之冠冕，“不免流于附会而已”。显然，王恽不同意汲县是太公故里的说法。清朝著名考据家阎苦璩(qu)在所著的《四书释地续》中也称：“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博物志·注)与阎氏之说吻合：“海曲县(今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大古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吕，即莒(ju)，今为山东沂州之地。《太平寰宇记》二十三卷《沂州》中说：“预临沂、沂水、费县、承县、新泰，东西三百里，南北三百七十五里。”所涉史志，均无太公的记述。

然而，从国内的相关文献看，人们查不到任何有关王恽和阎苦璩所用论据的线索。因此，“海曲”之说(“东吕乡”之说)遭到了清朝著名学者武亿的批驳。武亿在《金石三跋》金石一跋卷之第三《晋卢无忌建太公表》中进一步阐述：“考之《四书释地》，以后汉琅琊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云，太公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则当日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瑷、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余谓不然，《水经注》言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瑷曰，太公生于汲，旧居犹存，杜宣所征去古未远，当得其实，而太公既居是土，迫近朝歌之墟，不堪其困，然后避居于东，则汲固其邑里，海曲乃流寓(寄居之地)耳。碑溯其始，而阎氏所著《四书释地续》辄泯为误，不亦甚欤(yu)!”

所以，《盂子·尽心》说：“伯夷避纣曙北海之滨……太公避纣曙东海之滨”，说明东海之地是太公避纣的“游寓"。汲县究竟是不是太公的故乡? 有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