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底，我东北民（主）联军与蒋军在四平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鏖战。
敌人不断发动猛攻，而我军为守四平，打得极为英勇顽强。
东北联军总部驻扎在离四平40里外的梨树，林总司令每天都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并随时准备听从上级的指挥。
这天午后，总司令部参谋处李（作鹏）处长兴奋地对林总说：“林总，刚刚接到电报说，七师已经解放了长春。”
林总眼盯着地图，一时间没有说话，参谋处长不知道林总在想什么，不敢再说下去，便转身要走。
林总却突然叫了起来：“等等，你留下！”
参谋处长回身，林总双手反剪，在屋里来回地踱步，思索着说：“长春解放，我手中就多了一个师，也就是杨国夫的第七师。现在敌我双方对峙，你认为这说明什么？”
参谋处长一愣，似乎不懂林总的意思。
林总没等他回答，自问自答道：“这说明了敌我双方的力量是相等的，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师，在敌我兵力的天平砝码上，我们就重了一份。”
他情绪高涨起来，大声地说，“你立即给杨国夫发电，一是祝贺解放长春，传令嘉奖全体指战员；二是令杨国夫的第七师留一个营或一个团，主力火速赶到四平以北的三道林子。”
林总为何让杨国夫率第七师赶到三道林子？
这三道林子位于四平的西北，距四平城约2公里路程，它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臂形高地，总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是四平西北的制高点。
毫不夸张地说，三道林子的得失，关系到整个四平之战的得失。
此处一旦失守，敌人将会对四平实施全面包围，并可居高临下切断我军的补给线，使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当时，我军第三师第七旅占领着这个要地，敌新一军、七十一军虽对四平形成包围态势，但由于三道林子还在我军手中，因此一直无法攻进四平。
新一军的三十师、三十八师开始使用大炮狂轰，40000发炮弹炸平了交通沟，山上的泥土几乎被翻了七八遍树木，野草被烧得精光。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高举着望远镜，如过滤般将三道林子扫视了一遍又一遍，确信三道林子中无一人影时，便组织部队发起攻击。
不料解放军似乎早已猜透了孙立人的心思，对新一军实施了坚定有效的反击。结果，敌人的18次冲锋全被我军的刺刀杀了回来。
为此，我军七旅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许多连队几乎被打光。
虽然三道林子已成一片焦土，但它却牢牢地掌握在我军的手中。
我东北局的《东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用赫然醒目的特大字体写着“七旅在，四平在！”
两军厮杀，阵地保住了，战斗减员却颇为严重，七旅旅长彭明治急得一次次向林总要求增兵。
可是，双方一开战，兵力处处紧张，林总到何处去给他调人马？
当林总听到参谋处长说长春已解放，立即下令将杨国夫的主力部队调往三道林子，以增援七旅。
杨国夫收到林总的急电后，在20分钟内就集合好队伍，一个师马不停蹄地奔向四平。
长春至四平有火车相通，杨国夫好不容易找到一列火车，便先运了一个团到三道林子，以解燃眉之急。
这时，孙立人正组织陆空军配合，向三道林子发起新的攻击。
飞机像母鸡下蛋似的，向七旅的阵地上丢下了无数枚炸弹，顿时火光冲天。我军刚刚抢修好的工事，转眼间成了一片平地。
飞机过后，紧跟着的是集团冲锋。孙立人将一个团的兵力，组成3个方队，在坦克的掩护下，黑压压的压向三道林子。
七旅将士武器简陋，面对坦克这些庞然大物，他们不得不后退，阵地不可避免地失守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支雷霆救兵及时出现了！
杨国夫带着七师赶到了，他们如同神兵天降，从敌人的侧后杀将过来，势如排山倒海。
七旅的官兵们见增援部队杀过来了，顿时信心倍增，将士们一鼓作气，在七师的配合下，前后夹击，吃掉了敌人一个团，夺回了阵地。
由于我军在三道林子增加了一个师兵力，又形成了国（共）对峙的局面。
第七师扮演了雷霆救兵的角色，使得三道林子形势急转直下，气坏了国军名将、东北行营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他闻讯后竟然一下子昏倒在指挥所里。
郑洞国为何这般焦急？个中原因的确耐人寻味。
要知道，当时，全国大部分战区执行国（共）停战协议，纷纷停止了交战，唯有东北例外。
老蒋为在东北不遗余力地继续“剿”共，他置双方停战协议于不顾，目的是达到他彻底消灭东北我军的目的。
老蒋打着讨伐土匪的幌子，逼迫杜聿明，限他在一定时期内消灭东北我军。杜聿明因病住院，只得改由熊式辉指挥。
熊式辉是个文官，对打仗一窍不通。他接到命令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当即一纸命令，将四平之战的指挥职责转嫁到郑洞国的头上。
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再加上内部的勾心斗角，无疑给郑洞国带来重重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国 军名将昏倒在指挥所也就并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