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的时候，为了表彰那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的将领们，我军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这次授衔的主要依据是资历、职务和战功。按照这几个标准，绝大多数将领该授什么军衔都十分明确。但有五个人的情况却很特殊，该给他们授何军衔令罗荣桓犯了难。
第一个令罗荣桓犯难的人是李赤然。李赤然出身于陕北红军，担任过红27军的首任政委，当时该军的参谋长是李寿轩，政治部主任是李志民。此后李赤然高开低走，到解放战争末期的时候成了一野第4军第12师的政委。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李寿轩是中将，李志民是上将，李赤然该授何衔令罗荣桓犯了难。他在陕北红军中当过军政委，上将的起点；但解放战争末期成了师政委，授少将都勉强。最终经过综合考虑后，李赤然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个令罗荣桓犯难的人是刘子奇。红军时期刘子奇就是师级干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任120师359旅参谋长，当时该旅的旅长是陈伯钧，副旅长是王震，下属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刘转连和文年生。抗战胜利后刘子奇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分别担任四野第165师师长和志愿军47军140师师长，1952年被定为正师级。
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刘转连和文年生都成了中将，按照刘子奇的资历来说，他起码也是中将。但他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职务都不高，1952年又被定为正师级，如果按照这个职务来评的话，很可能被授予大校。最后罗荣桓亲自找到刘子奇谈话，征求他的个人意见。刘子奇坦然说道：自己服从组织决定，授什么军衔都能接受。最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三个令罗荣桓犯难的是黄鹄显。黄鹄显出身于红一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被调到红四工作，担任第30军参谋长。当时该军的军长是程世才，政委是李先念。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黄鹄显跟随部队渡过黄河和马家军作战，兵败被俘。回到延安后一直留在后方，直到解放战争末期才重新领兵，担任四野第45军134师师长。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黄鹄显出任坦克师师长，面对强敌，他敢打敢拼，多次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挫败敌人的进攻，因此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黄鹄显的特殊情况也令罗荣桓犯了难，红军时期就是军级干部，起点很高，但抗战期间军功不显，抗美援朝战争中才是师级干部，加上西路军失利后被俘的影响，确实不好授衔。最终黄鹄显没有参加55年大授衔，而是一年后补授了少将军衔。
第四个令罗荣桓犯难的人是曾克林。红军时期曾克林担任过团参谋长，抗战全面爆发后担任过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曾克林率领两个团的兵力开赴东北，成为我军挺进东北第一人。一路上他不断扩编，到达沈阳的时候所部已经达到了9个旅7个独立团的规模，总兵力将近十万人。要知道后来八路军山东军区和新四军以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出关的部队加在一起也还不足十万人，曾克林当时实力之强可见一斑。
不久后解放战争爆发，曾克林高开低走，先后多次被降职，1949年十月份的时候降至空军混成旅旅长。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曾克林的情况也令罗荣桓犯了难。按照他当时的职务来说，很可能和将星无缘，但他在我军挺进东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过特殊贡献，不授将衔实在说不过去，最终曾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五个令罗荣桓犯难的人是谭友林。红军时期谭友林担任过红2军团第5师政委和红2方面军32军第96师政委，并跟随部队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谭友林担任过八路军第4纵队第6旅旅长和新四军第4师第12旅旅长；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四野第39军副军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谭友林和军长吴信泉一起带领部队入朝参战，云山战役力挫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打出了志愿军的威风。
1955年授衔的时候，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曾经在铁原阻击战中一战扬名的63军军长傅崇碧也是少将，但谭友林的资历比傅崇碧要老。得知谭友林被授少将后，他在红二方面军时期的战友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余秋里、王尚荣和杨秀山等人联名给总政写信，希望能改授谭友林中将军衔。
后来罗荣桓亲自找到谭友林，并对他说：“友林同志，你的军衔授低了。凭资历、职务，与你同期的战友授的都是中将军衔，我向你承认错误，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对此谭友林却看得很开，他说道：“跟这些战友比啥？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许多战友早就牺牲了，我现在有了家，儿女满堂，又当了将军，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2006年，谭友林将军病逝，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