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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我军俘虏了一个叫高文明的军需处长,真实身份大得吓人

1948年11月28日,老蒋电召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商议如何应对徐州会战的危局。杜聿明到达南京后,先和顾祝同在老蒋官邸内的小客厅单独谈了一阵子。

杜聿明问:“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有增加?弄到现在,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

顾祝同说:“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呀!”

杜聿明有些恼火:“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打!令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与共军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也就危险了!”

顾祝同情绪低落:“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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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说的确实是实情,为了增加杜聿明手中的兵力以便给黄维解围,老蒋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将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召到南京,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次叫你来,主要就是要把你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现在徐蚌地区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

宋希濂不敢怠慢,回到湖北荆门后立即命令第二十和第二十八军开赴武汉集结,准备由水路运往徐蚌战场。然而当部队赶到武汉后,白崇禧却派出警卫部队把轮船全部看守了起来,同时还告诉华中“剿总”运输司令部,没有他的命令决不允许将20军和28军装船调运。当时宋希濂的14兵团隶属于华中“剿总”序列,归白崇禧管辖。现在白崇禧不放行,宋希濂干着急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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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得知此事后,亲自打电话给白崇禧,但白崇禧就是不松口,最后两个人竟然在电话里吵了起来。老蒋骂白崇禧不服从命令,白崇禧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老蒋见白崇禧如此顶撞自己,气得把电话都摔了。由于白崇禧的极力阻挠,老蒋没能从华中调出一兵一卒。

事后曾有人问白崇禧,为什么拒绝去华东任职,拒绝向淮海增兵,如果他能够去华东指挥,并能迅速调主力进入战场,徐蚌会战的结局或许不会这样糟糕。白崇禧回答说:“不糟又怎样?打胜了还不是老蒋的天下!老蒋的成功!北伐时我打的胜仗还少吗?结果怎样呢?现在叫他也尝尝失败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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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场上的数十万国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白崇禧不仅不想办法救援,反而还故意拆老蒋的台,存心看他的笑话,将帅如此离心离德,国军焉有不败之理!说句题外话,屡次在紧要关头和老蒋作对的白崇禧竟然在国军大溃败的时候,不顾李宗仁的再三劝阻跟着老蒋走了,最终落了个悲惨的结局,实在是枉称“小诸葛”。

由于调不来援军,所以老蒋才紧急把杜聿明召到南京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最终决定放弃徐州,将部队撤往阳和阜阳一带,以淮河为依托构筑阵地,确保南京。杜聿明见老蒋决心已定,同意将部队撤出徐州,为了防止老蒋中途变卦,提出“要撤就不打,要打就不撤”的原则,老蒋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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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返回徐州后,立刻布置撤退计划,第一步到达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永城附近,第二步到达津浦路以西、蚌埠与宿县之间的蒙城、涡阳、阜阳地区。撤退需“以滚筒战术逐次掩护进行”,同时要求各部队须携带七日给养、五百公里油料和弹药,到达阜阳以前中途不补给。尽管杜聿明一再要求保密,但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就走漏了,徐州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

本来是危急之时的军事行动,结果却犹如整个城市在搬家。跟随国民党军一起撤退的,还有徐州国民党党部机关人员以及被裹挟的大批青年学生和市民,总数达到三十多万人。12月1日拂晓,华野前沿部队和抵近徐州的侦察部队纷纷报告:杜聿明主力已经撤退。粟裕当即命令华野9个纵队采取多路多梯队平行追击、围追和超越拦截的战法猛追猛打。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的追击和堵截作战由此开始。

在所有的撤退部队中,以李弥的第13兵团跑得最快。30日从徐州附近出发时,李弥对第九军三师师长周藩说,徐州这几十万人怎么走得动?让我们在后面掩护,不是叫我们当替死鬼吗?我决定不和他们走在一起,避开萧永(萧县至永城)公路,直接向薛家湖走,不在他们的后面挨打,从他们的右翼绕过去,看谁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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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给李弥兵团规定的撤离时间是12月1日,李弥给部队下达的撤退时间却是11月30日。为了跑得更快一些,李弥有意切断了与杜聿明的联系,让杜聿明根本找不到他和他的第十三兵团。这样一来,这个所谓的掩护部队瞬间就成了整个徐州国民党军主力逃跑的前锋。令行不止,一味保存个人实力,这是国军失败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就在李弥一个劲地往前跑的时候,邱清泉却停了下来。因为走在后面的第五军45师师长郭吉谦报告说,自己已经身陷重围,就要全军覆没了。邱清泉立即命令第72军派一个师回头增援。第5军军长熊笑三、第70军军长高吉人和第72军军长余锦源极力反对,他们认为45师的任务是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发生战斗和受到损失很正常,兵团主力应该继续撤退。现在回去解救45师,主力部队岂不成了掩护部队?弄不好就成了黄百韬。

应该说这几个军长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邱清泉却坚决不同意。他说:“牺牲别人可以,郭吉谦是我的战将,在苏北、鲁西、豫东一带屡立战功,如果今天不将他救出重围,将士会寒心,都会骂我没良心,将来谁还会为我作战?”于是,邱清泉兵团停了下来。邱兵团是这几十万国军中绝对的主力,他一停,杜聿明也只好停了下来。

就在杜聿明心烦意乱的时候,飞机空投了一个包裹,里面有老蒋的亲笔信:“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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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罢这份信,杜聿明心中五味杂陈:在南京当面达成以黄维兵团牵制共军、掩护徐州主力全面撤退的计划时,自己就曾反复强调“要撤就不打,要打就不撤”的原则,何以在自己走到半路的时候又变卦了?如果要和共军打,何不在工事坚固又有给养保障的徐州打,偏偏要等自己走到荒郊野外的时候再打?这不是明明要把自己往共军已经张开的嘴里送吗?

杜聿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执行这个命令,按照原计划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等主力撤到淮河附近之后,再发动攻击解救黄维兵团。但是,片刻之后他又犹豫了:“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维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淮海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制裁。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

后来杜聿明回忆说:“当时我的想法是,逃也晚了,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最终杜聿明决定掉头往回走,结果一头扎进了华野的包围圈,被严严实实地围在了陈官庄一带。在这片十几平方公里的荒凉原野上,除了杜聿明集团的官兵之外,还有从徐州逃出来的军阀、官僚、银行家和地主,以及被裹挟而出的教员、学生、工人和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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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数十万人每天至少需要粮食肉类240吨,弹药和其他各类物资160吨。而国军每天有限的几次空投,无异于杯水车薪,包围圈中一片惨象。伤员们躺在用各色降落伞搭起的简易帐篷里呻吟,大量冻僵的尸体散落在他们四周。没有伤病但被饥饿折磨得神情恍惚的官兵到处搜寻可以吃的东西,附近的几个小村庄已经被反复洗劫了几遍,百姓不但粮食被抢光了,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了,所有的家具、门框和房梁,都被国军当柴烧了。

跟随杜聿明跑出来的铜山县长耿继勋到处乞讨,在没有乞讨到任何食物的时候自杀了。学生、教员、工人身上的东西被搜光后,被补充到国民党军队里,白天被驱赶到旷野上挖战壕和站岗,晚上被像囚犯一样被关起来。更悲惨的是那些女学生,大部分以“女护士”的名义被补进各军师团部,为了能够得到一点食物,她们成了军官们的临时“太太”。

饥饿使所有的人都变得疯狂。部队开始每天还能够领到几碗米,煮成粥的时候只见水不见米粒,但很快就什么也没有了。有时领来的是一头毛驴,用枪打死之后,心肝肺肚放在两只大锅里煮,锅由军官亲自持枪把守,但还是没有煮烂就发生了混乱——士兵们为抢到一点肉而相互火拼。军阶稍微高一些的军官有大饼和罐头吃,因为空投场被他们派出的亲信用机枪严密封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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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别空投袋落在了空投场外,士兵们相互争抢,有时打开来一看,是子弹,有时打开来一看,是些小菜瓜子,包装纸上写的字是“兵团司令部茶食”。更让士兵们愤怒的是,好容易抢来了一大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土。也有抢到大饼的时候,但是,抢到者刚咬了一口,就被一颗子弹打倒了,开枪者跑上来接着咬,很快又被打倒了,“一张大饼要送十几条人命才啃得完”。

杜聿明为了给这些人找一条活路,打算向我军缴枪,但被邱清泉蛮横地拒绝了。杜聿明虽然是邱清泉的上级,但此时他也拿邱清泉没有办法。杜聿明后来回忆说:“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都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我觉得太不值得。”

1949年1月6日,我军集中了15个纵队的兵力向陈官庄守敌发起了总攻,敌军斗志全无,很快崩溃。9日黄昏十分,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等人来到了熊笑三的第五军,企图在在这支王牌部队的掩护下突围。第5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被誉为铁马雄师,杜聿明和邱清泉都在该军担任过军长,熊笑三是该军的第5任军长。然而此时的第5军早已今非昔比,在被包围的数十天中,官兵们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力气打仗呢?

我军发起总攻后,该军的45和46师先后缴械投降,只有第200师负隅顽抗,最终被消灭。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和熊笑三等人被迫分头突围。李弥和熊笑三扮成伤兵侥幸脱逃,邱清泉则被击毙。杜聿明在十几名卫兵的簇拥下向正西方向仓皇逃窜,10日拂晓,杜聿明一行在张老庄村被村民发现,随即向华野4纵11师卫生处作了报告,卫生处通信员樊正国立即带着几个战士前去查看,在村外将这一行人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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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交代说自己都是李弥第13兵团的,其中职务最高的是军需处长,名叫高文明。华野4纵11师负责后方勤务指挥的陈茂辉主任审查了这几个俘虏。陈主任掏出一包“飞马”牌香烟递了过去,“军需处长”却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一盒美国香烟,埋头抽起来。陈茂辉问“高文明”是哪个单位的,他说自己是李弥13兵团的军需处长。

陈茂辉问他第13兵团有几大处,“高文明”答有6大处,陈茂辉让他将这6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高文明”拿笔想了半天也没能写出来,最终他被迫承认自己就是杜聿明。被俘后的杜聿明被送进了功德林,十年之后他第一批被特赦,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政协常委等职,1981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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