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解放军晋绥部队在晋中地区势如破竹，连战连捷，这让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心情大好。
可是这天下午从第一纵队前线打来一通电话，却让贺龙勃然变色。
这个电话是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廖汉生打来的，他向贺司令员报告：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小规模遭遇战中，我军延续了连胜势头，又打垮了一股敌人。
贺司令员边听边笑：“不管规模多大，打了胜仗就好，积小胜为大胜嘛！”
但当接下来廖汉生提到从敌人手中缴获一批漂亮的白色战马时，贺司令员顿时脸色大变，急忙问道：“那匹白马的右眼旁边是不是有半个巴掌大的棕色胎记？”
“没错，我亲眼看到了，这个特征很明显！”廖汉生的语气非常肯定。
“糟了！那是贺炳炎的马！”贺司令员脱口而出，他语气中透露出来的焦虑，让廖汉生这个老部下感到很少见。
不等廖汉生说话，贺司令员就急切地说道：“贺炳炎的马怎么会落到敌人手里？他自己人哪儿去了？当俘虏是不可能的，难道……”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廖汉生明白司令员要说什么。
“派了多少人？够不够？”贺司令员不等廖汉生回答，又用很严肃的语气下了命令：“廖汉生，我命令你，一定要把贺炳炎找回来！人不够就出动一个师！”
“是！”廖汉生答道。
“我只有一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贺司令员说完这句话，啪地一声挂上了电话。
贺炳炎不见了，贺龙为啥这么着急呢？
原因很简单：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贺炳炎是贺司令员手下当之无愧的头号战将，而且两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用“知心换命”来说也毫不为过。
两人都姓贺，却并非亲戚。贺司令员是湖南桑植人，贺炳炎是湖北松滋人，而且后者比前者小了17岁。二人虽非父子，却胜似父子。
其实，贺炳炎本来不姓贺，而是叫做向明言。
1929年春，一支红军队伍路过湖北松滋，年仅16岁的打铁少年向明言意外发现失散多年的父亲当了红军，当即要求像父亲一样，做一个红军战士。
父亲不想让未成年的儿子到战场上出生入死，扬着扁担要撵他回去。
可是向明言无论如何不肯从，还哭喊着说：“我是跟贺（龙）走，不是跟你走！”
向明言如愿参加红军后，为了表明要改写自己命运的志向，特意把名字改成“贺炳炎”。
他虽然年纪小、个头也不高，但是很有胆气、作战非常勇猛，冲锋陷阵总是冲在最前头。他从贺军长的警卫员干起，经过长期的锻炼，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长征中，贺炳炎已是率领数千之众的红五师师长，是贺军长最倚重的一员战将。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贺军长指到哪里，勇冠三军的贺炳炎就打到哪里，决不打一丝折扣，立下了无数战功。
在贵州的一次战斗中，贺炳炎的右臂不幸中弹，被齐肩打断，他仗着血气之勇，竟不肯截肢。
后来还是贺军长亲自拍马赶到下了命令，贺炳炎这才二话不说，同意听医生的话。随后，他就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一声不吭做完了截肢手术，这段传奇堪称三国演义中著名的“关云长刮骨疗毒”。
虽然成了一名独臂将军，但贺炳炎打起仗来决不含糊，仍然是一员猛将。
这次贺炳炎接到上级指示，要求他离开原来所在的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前往第一纵队担任副司令员。
他是个急性子，一心想着尽快到任，又仗着自己有一身好武艺，坚决不肯让三纵派部队护送，而是单枪匹马前往一纵指挥部。
没想到就在他赴任途中，竟与一股敌人遭遇，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
在激烈的战斗中，贺炳炎所骑的那匹白色战马受到惊吓，将他摔下马背，还受了伤。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贺炳炎仍毫不惧色，机智灵活地与敌人周旋。
幸运的是，由于天黑了下来，贺炳炎藏身于一处山崖边，借助茫茫夜色和复杂的地形逃过了一劫。
敌人没抓到贺炳炎，却堵住了他的战马。正当他们准备牵着马回去报功时，却与一纵一支部队狭路相逢，被打得溃不成军。贺炳炎的战马就这样成了一纵将士的战利品。
廖汉生接到贺司令员“哪怕出动一个师也要找到贺炳炎”的命令后，立即派部队沿着敌人的来路仔细搜索，果然救回了已经打光了子弹又添了一身伤的贺炳炎。
得知贺炳炎不难不死，贺司令员仰天大笑：“我就说嘛，革命不成功，贺炳炎这小子不能死，也死不了！”
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贺炳炎留下了满身伤痕和疾病，还经历了五上五下的奇遇，却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我军历史上一员耀眼的将星。
1955年，贺炳炎成为开国上将。但仅仅5年之后，他就因为疾重缠身，在成都军区司令员的任上与世长 辞，享年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