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底， 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1955年上将）接到军团指挥员的命令，必须在广西灌阳新圩一带，不惜一切代价堵击桂军主力三到四天，掩护红军主力西进。
同出生在广西临桂县的李天佑和白崇禧，将要在新圩一带决一雌雄。
年仅二十岁的李天佑，可谓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他别无选择，只有豁出去了！
当时，红五师正面之敌是桂系第十五军四十四师和第七军二十四师，另加桂七军独立团，总共为7个团一万余人的强敌。
而李天佑手下的十三团正在苏江迎击桂系十五军四十五师，能打的十四团、十五团加上军委直属炮兵营，总共只有三千多人，而他们要面对的是桂军的一万人马。
三倍的强敌，还加上飞机、大炮的支援。桂军的这支主力只要突破李天佑的左翼阵地，红军主力就会被拦腰斩断，红军各部将会在湘江东岸地区被完全割歼。
这绝非危言耸听！李天佑深知红五师阻击桂敌成败的举足轻重。
李天佑非常清楚，红五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高虎垴战斗中遭受重大伤亡的损失后，虽在大转移之前得到过补充，但经过近一个多月来的长途行军作战，不仅部队疲劳，而且严重减员。
更重要的是，昨晚长途夜行军从水车赶到新圩又南进十多里，下半夜还赶修工事，两个团的指战员一夜没合眼。
李天佑担心的则是这地形，虽然表面看来是左右两侧据险面守，但实际上是背靠新圩，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加之临时开挖的工事也难以抵挡敌人炮火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
在这样绵延的山地与峡谷、公路之间作战，能顶上两三天就算不错，要按命令坚持四天可就难上加难了。
“我们定要随时掌握情况，知己知彼，灵活指挥。如稍有疏忽，不仅我师要陷入绝境，还会危害全军！”李天佑语重心长地对政委钟赤兵和参谋长胡震说。
“任务确实十分艰巨。”钟赤兵说，“但是，为了红军主力的安全，相信我们的战士会创造出奇迹的！”
28日拂晓，红五师第十四团的一个尖刀连在排埠江村一带，与桂军的先头小部队狭路相逢。
尖刀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马上分散卧倒在路旁的草丛中。顿时，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
桂军先头部队还没反应过来，便有十多人倒在了红军的枪弹之下。未被击中的桂军士兵见势不妙，立即卧倒在公路两侧的田基下。
这时，后面的桂军听到枪声，便向旁边的狮子山上攀登上去，欲居高临下以火力压制红军。
红军尖刀连一分为三，一部坚守排埠江村头，一部进攻已被桂军占领的狮子山，另一部去抢占村旁的钟山。
这支不到百人的红军部队，却显得异常勇敢而富有战斗力。
山头上，村子里，枪声不断，爆炸声不断。红军战士以一当十，他们凭借山头有利地势分守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
机枪管已打得通红，步枪管也打得烫手。一个接一个红军战士倒下去了，从他们那年轻的躯体流出来的血，比枪管更红，比枪管更烫！
战士们的身旁是一大堆弹壳，倒在阵地前面的敌人几乎跟弹壳的数量一样多！
敌机上一轮轰炸的硝烟还未散去，李天佑便徒步走到指挥所后面的山坡上去观察情况。
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开始了。望远镜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红军前沿阵地正遭受敌人多种火力的打击。桂军的排炮一阵轰响，一发接一发炮弹竟准确地落在了红军刚刚修好的临时战壕里，匍匐在地的红军战士很快便被烟尘遮住。
李天佑的望远镜有些模糊了。他看不见我们的战士，只看到成群结队的敌人猫着腰向山头上快跑。敌人冲到了半山腰，仍不见山顶战壕中红军的动静。
难道他们都被炮火炸死炸伤了？如果照这样打一阵丢一个山头。又怎么能够坚持三到四天呢？！
李天佑正担心时，沉寂了许久的红军阵地突然猛腾起一股股烟尘。山包的顶端冒出了一个个猛虎般的战士！
那些得意忘形的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便已被一串串爆响的手榴弹炸得血肉飞溅。手榴弹响过一阵后则是桂军一批伤兵的鬼哭狼嚎。
正当桂军一片混乱之际，红军战士的机枪叫嚷起来，一支支步枪开始准确的点射。
敌人狼狈溃退了。跃出战壕的红军战士追在后面，不停地射击，
桂军撤下山脚惊魂未定，又遭到了红军“红星”（军委直属)炮兵营一阵准确的炮击。
桂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完全溃败了。
桂系高级将领夏威派到前线的指挥官王赞斌和覃连芳都不敢相信，一个多月来屡受重创、疲于奔命的红军竟还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他们确信是碰到了红三军团的主力。
这一点算他们猜中了，而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个狭长谷地山丘绵延的阵地上阻击桂军七个团的红军部队，竟只有红五师的两个团和一个炮兵营！
敌我双方毕竟众寡悬殊，后来的战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
战至11月30日下午4时，红五师完成了阻击任务，撤出了战斗，但全师3000余人，连同伤员只剩下1000多人，折损了三分之二。自参谋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名将李天佑在二十岁时指挥的新圩阻击战，红军的生死存亡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成为名垂军史的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