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记载他总共有四个挂名妻子，一是皇后婉容，二是涉妃文绣，三是祥贵人谭玉龄，四是福贵人李玉琴，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到溥仪的身边，最终又以不同的方式离开，成为当时“吃人”制度的牺牲品。
因为溥仪，她们曾被人羡慕为天选之女，成为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皇妃，可是，她们日子，并不会比一个普通女人过得安心和自由。
自她们来到溥仪身边开始，就注定了她们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在伪满洲国的“皇宫”中到来的谭玉龄和李玉琴，她们需要承受是另一个不一样的“皇宫”和溥仪。
1935年，皇后婉容与人私通生下一个孩子，溥仪十分震怒，从此与婉容的关系彻底决裂。
婉容从此被溥仪打进“冷宫”，受到非人折磨，早已精神失常，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直到1946年在吉林监狱去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被同屋犯人拿一张席子包裹身体丢弃在旁边的水沟。
开始有多风光，结局就有多凄惨，婉容死时才40岁，常年被病痛折磨和吸食鸦片的她，面目全非，枯槁不已。
末代皇后婉容的结局，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让人不得不发出一声叹息。
1937年，婉容被打进冷宫后，溥仪觉得自己是“一国之主”身边不能没有女人，再加上婉容给他戴“绿帽子”，找一个女人回来好好疼爱，让婉容后悔曾经的背叛。
于是一个叫谭玉龄的17岁女初中生，经过别人的介绍成了溥仪的“祥贵人”。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这样写：“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我的一位挂名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1942年去世。”
谭玉龄“进宫”，溥仪立命腾出原为召见室的缉熙楼一楼西侧几个房间归她使用。
在谭玉玲的卧室中，南窗下摆着一张双人用沙发软床，床前挂着芭蕉叶式的幔帐，靠北墙放着一张赐宴用的小桌。布置典雅、大方。
谭龄玉与溥仪的关系非常和睦，深受宠爱，经常叫侄媳等女客陪她散心。
据“宫廷学生”毓之妻杨景竹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对谭玉龄的印象：
祥贵人，1.6米左右的个头，体态苗条，在那五官端正的凸形脸上，只见长长睫毛下，有双不大不小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头发是火剪子烫出的大卷，双耳都戴着玉坠，穿一身苹果绿颜色的丝绒旗袍，这一些更显出她裸露在外的面部以及手臂皮肤的白嫩与细腻。
从杨景竹的回忆录中，还可以看出，谭玉龄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子，不摆皇妃架子，礼貌待客，对下人十分和气。
溥仪有时受了日本主人的气候，回到寝宫心情烦闷而又暴躁，往往无缘无故地对谭玉玲大发脾气，有一次甚至把“祥贵人”身上穿的旗袍撕得粉碎。
对此谭玉龄不仅能够忍耐，而且还宽慰丈夫，使他心平气和下来。
194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小病，直接导致谭玉龄去世，去世原因至今依然是个谜。
据当时在宫廷中的毓先生的回忆：谭玉龄身患膀胱炎，引起症。
经吉冈推荐。满铁医院小野寺院长前来治疗。
据说，小野寺来时和吉冈在内廷候见室谈了一个小时的话。
然后进入内廷“辑熙楼”的玉龄寝室内诊治。
不料经注射后不到天明即死去。
人们都说玉龄之死是吉冈所下的毒手。
因为早在婉容精神失常以后，吉冈就向溥仪提议选一个日本女人入宫。
溥仪推说已在北京选好，不久即将接来，这就是谭玉龄。
吉冈当时虽然不满，但也不便过分干涉。
恰好玉龄有病，遂下此毒手。
谭玉龄的死，溥仪虽然有很多疑点，但是他根本不敢与日本人对抗，只能默默地承受。
谭玉龄的丧礼极为隆重，整个长春市无人不晓。
到了这时，许多老百姓才知道皇上还纳过这样一位贵人。
谭玉玲死后，溥仪追封谭玉玲为“明贤贵妃”，并择定“吉日”举行了“册封”仪式，亲自书写了“封谭玉玲为明贤贵妃”的谕旨。
她死后，溥仪一直带着她的相片在身边，1960年，溥仪特赦后，便把谭玉龄的骨灰盒接到自己家里。
后来溥仪再婚，溥仪让当时的妻子李淑贤看过她的照片，却没告诉她还有骨灰的事。
有一次，李淑贤在溥仪存放杂乱物品的小屋里看见一个木匣，就问溥仪是什么人，溥仪告诉她，是谭玉玲的骨灰。
后来李淑贤经常做梦，有时竟吓出一身冷汗，连床单也湿了。溥仪这才决定把谭玉玲的骨灰盒送到侄儿小瑞（毓嵒）家存放。
1994年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毓嵒先生乔迁新居，经过慎重考虑，有关单位和部门也有收藏谭玉玲骨灰的愿望，毓嵒先生几经思索，最后将谭玉玲的骨灰存放在了谭玉玲生活了五年的故地----长春的皇宫，如今的伪满洲国皇宫博物院，谭玉玲的骨灰被精心收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