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二团一营三连奉命坚守月峰山阵地。
敌人从11月16日开始进攻，先是出动飞机轮番轰炸、接着大炮打的山前山后烟尘滚滚、土石飞溅，封锁得阵地前后鸟都飞不过。这也导致志愿军三连指战员整整两天只吃了一顿饭。
18日这一天，战斗更激烈了，三连在天黑前打退敌人最后一次冲锋后，接到命令撤离了阵地。
年近半百的三班炊事班长康庆禄，带着两名炊事员挑着饭和水，好不容易送上了阵地，却没见到一个人影。
这让康庆禄感到很奇怪：“三连的人打光了？不对！打光了也会留下遗体。”
他想来想去，毅然作出了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阵地坚决不能丢！”
随后，他让两名炊事员把饭挑回去，快向上级报告，自己留在阵地上。
康庆禄是老兵，可是手里没有枪，他借着月光向敌人方向摸去，捡回了十几支卡宾枪、步枪，还有很多手榴弹，全部搬回了阵地。
他还不满意，心想要是有挺机枪就好了，于是又回到敌人阵地上。没想到正好有一挺水压重机枪，一检查是好的，还有两箱子弹。
这一整晚康庆禄都没闲着，他修复了工事，把重机枪对准敌人上山的开阔地，瞄好固定起来，把板机用绳子拴起着，还打了两发试射，挺准。
他又把捡来的卡宾枪，放在战壕里的散兵坑边，自己盘算着：敌人离得远，用步枪打；离得近，用手榴弹，用绳子拉着重机枪，向大群敌人投射。
康庆禄自己觉得不错：“我当了五年兵，还没亲自杀死一个敌人，这一次有机会过把瘾了！”
康庆禄是1945年冬在抚顺参军的，他是个煤矿工人，在平顶山惨案时，妻子、儿女都被日本人杀害了，他当时不在家才得以幸存。
日本投降时，他已经40多岁了，要求参军，就分配在三连当炊事员。他工作积极，学习努力，背着行军锅，跟着部队打过长江。
部队向湘西迂回时，康庆禄染上疟疾，虚弱得站都站不起来，和一营长曹玉海（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一起住进医院。
后来康庆禄又和曹玉海一起被分配在武汉监狱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听说曹玉海要回老部队，康庆禄也非跟着走不可。
领导问他：“你都快五十岁了，年纪这么大回部队还能干啥？”
康庆禄说：“我回部队还背我的行军锅，保证行军不掉队！”
工会有个女同志说：“康大叔，你留下吧，我负责给你成个家。”
康庆禄笑着说：“谢谢你的关心，可我早就有家啦，还成什么家？我的那个三连多好啊，我死也要死在三连！”
如今，康庆禄远在异国战场，正在实践着他的誓言。
19日上午8点半，敌人开始了攻击，先是飞机轰炸、扫射，然后是大炮轰击。康庆禄躲在一个大石头后面，毫发无损。
9点多钟，敌人开始了集团冲锋。康庆禄进入阵地，在这头打一枪，又到那头打一枪。
敌人还是一个劲往上冲，康庆禄拉响了重机枪，“哒哒哒”正扫在敌人群里。
看到敌人往回跑，他就把拉机枪的绳子缠在腿上，狠狠地拉，双手则端着步枪瞄准敌人的背后，一枪一个。
敌人退了，一箱子机枪子弹也打光了。康庆禄赶快换上了另一箱子弹，又回到大石头后面去防空、防炮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按进攻程序，又是空袭，炮击，然后集团冲锋。康庆禄仍然坚持自己的打法，用步枪射击的同时，用腿拉响重机枪。
突然，一发六〇炮弹在康庆禄身边爆炸了，他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敌人又一窝蜂地冲上了阵地，突然重机枪又响了，敌人又倒了一片。
原来有个冲在前面的敌兵，被流弹打死，倒在老康头拉重机枪的绳子上，重机枪响个不停，直到把一箱子弹打完为止。
一一四师师长翟仲禹（开国大校）在指挥所听到月峰山阵地上激烈的枪声，感到很诧异，连忙打电话问三四二团团长孙洪道（1956年大校）：“月峰山不是昨晚就撤了吗，为什么还在打？”
孙洪道也觉得莫名其妙：“三连明明已经撤了，阵地上的枪声确实很奇怪。”他马上向一营打电话，问营长曹玉海是怎么回事。
曹玉海也说不知道，众人全都一头雾水，他们哪里知道，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正在孤军奋战！
就在这时，从阵地上回来报告情况的炊事员找到了营部。曹玉海才知道康庆禄在阵地上，他马上打电话请示孙洪道：“我派人把老康头找回来！”
孙洪道说：“不能去，我们的任务是诱敌深入，派兵少了不行，派多了违反整个作战意图。现在月峰山被敌人占了，老康头要是活着，肯定能自己回来，要是牺牲了，也是老康头尽到最后的责任……”
这次战事结束后，曹玉海派了一个侦察班到月峰山去找，康庆禄安祥地躺在战壕里，身上盖满了白雪。苍翠的松枝，散落在他的左右，他的腿上还拴着那条拉响重机枪的绳子。
侦察班根据现场的各种痕迹，一步一步推导出了康庆禄生前战斗的经过。营长曹玉海、团长孙洪道、师长翟仲禹得知此事真相后，全都流下了热泪，报请军部为康庆禄追记了一等功。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一一四师印刷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不朽的人们》，详细记载了康庆禄最后的战斗，题目是“烈士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