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京是封建王朝的古都之一，地理位置非常好。新中国成立时，将北京定为国都，自此，北京的政治地位可见一斑，成了人人向往的“圣地”。即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地人以去过北京为荣，在普通百姓的心里，那是一座“皇城”。
北京是国家的首都，安全保卫工作自然需要非常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了七大军区之一，主管北京市、天津市、河南省等多地区的军事事务。当然，北京军区最重要的工作内容还是负责首都的卫戍工作，相当于旧时代的禁卫军。
一般来说，北京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军区司令员必然是一个能力强，忠诚可靠之人。自北京军区成立后，杨成武、杨勇、郑维山先后担任司令员一职。1971年，主席任命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职。
1955年大授衔时，李德生的军衔并不高，仅少将。1971年，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时，还有12位副司令员，其中有两位副司令员是开国中将，军衔比他还要高，二位副司令员分别是谁呢？
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红军时期，李德生的职务并不高，当了七年的战士，期间经历了一些挫折和考验。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起初的职务是营长，后升任为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的团长。1945年，李德生在马坊战斗中表现出色，亲自指挥，率领82名战士进入日军据点，挥舞着大刀向日寇砍去，歼灭了据点内的全部日军。
马坊战斗在抗战史上有较大的意义，战斗胜利后，延安《解放日报》高度评价，称赞这是一场典型的歼灭战。解放战争时期，李德生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是王近山中将的下属。
襄樊战役时，李德生担任主攻，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刀劈三关”的任务。即将发动总攻时，李德生依旧与副旅长一起上前沿阵地勘察敌情，地形，将敌人的炮火、地堡，炮楼等火力点标好位置，然后分配任务，各部队明确自己攻击的目标，高效率歼灭敌人火力，减少了攻击部队的伤亡。
新中国成立后，李德生的能力获得主席的认可，对他委以重任。1970年12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多个职位的李德生接到了从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内容是请他立即进京。
得知主席找自己有事，李德生一刻都不敢耽搁，交接工作后立即赶赴北京。飞机从安徽出发，到达北京后，李德生飞奔中南海去见主席。一见面，李德生就按照以往的惯例，先向主席报告了他在安徽的工作进度。
主席点点头，知道李德生办事能力很强，对他在安徽的工作很满意。听完李德生的汇报后，主席笑着说：这次你回京，准备让你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职。李德生万万没想到，主席会再给自己安排一个职务，此前他因为身上职务过多而“抱怨”过。
主席这么安排李德生，是为了锻炼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一辈的高级将领渐渐凋零，需要一些新鲜血液。主席从多方面考察了李德生，让他身挑数担，就是为了培养他的抗压和办事能力。
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同时又身兼其他职位，李德生的压力很大。主席看出了李德生身上的难色，强调：任命你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是中央的决定，你下个月就上任吧。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是上级的任命，李德生已经没法推托。考虑到自己身上职务太多，李德生向主席建议能否辞去一些职务。主席没有同意李德生的请求，一个职务都不能辞去，并且告诉他以后的工作重点是北京军区这边，有你在，我放心。
北京军区两位中将副司令员?
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后，副司令员有12位，大多数都是开国少将，与李德生的军衔一致。值得一提的是，12位副司令员中，有两位是开国中将，他们的军衔比李德生要高分别是滕海清和吴先恩。
不管是滕海清还是吴先恩，革命资历比李德生要老一些。红军时期，滕海清是团政委，与李德生之间相差了好几级。抗日战争时期，滕海清分别在八路军、新四军任过职，担任各部队的旅长。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滕海清在华东野战军效力，担任2纵队的司令员。第三野战军成立后，滕海清成为首任第7兵团21军军长，在粟裕的指挥下，参加了鲁南、孟良崮、济南等大型战役。滕海清不论是战功还是资历，均满足中将标准，1955年大授衔期间被授予中将军衔。
值得一提的是，从1961年开始，滕海清就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职，直到1975年，做了14年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还兼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与李德生一样，是一位身兼数职的高级将领。
吴先恩与李德生是老乡，二人年龄相差了九岁。红军时期，吴先恩经历了生死，从鬼门关中活了过来。长征时期，吴先恩在红四方面军担任军需处长，做一些后勤保障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先恩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身居要职。与滕海清一样，吴先恩于1961年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职，任期长达14年，直到1975年卸任。
总的来说，不管是吴先恩还是滕海清，他们在资历方面要强于李德生，都是开国中将。李德生属于后来居上，深受主席的信任，受到了重点培养和锻炼的对象。李德生没有辜负上级对他的期望，身居数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有他在北京，主席非常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