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隐形的“逆行者”，他们冲锋在疫情处置第一线，承担着每一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样本采集后收样工作，他们就是长宁流行病学调查小组的成员，一群与时间、与病毒“赛跑”的人。
一位“疾控人”的密集通宵
“疫情期间，睡个安稳觉是我们每一个密接组成员最朴素也是最强烈的愿望，因为你永远猜不到你值班那天能睡8小时、4小时、2小时……还是一秒都无。”在日记中，长宁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李晓梅这样写道。
去年7月底，面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李晓梅毅然选择了传染病防治科。
去年11月下旬，上海疫情开始反复，疾控密接组和流调小分队成员化为一个个最忙碌的身影。
“十一月底开始，每天不是在通宵值班，就是在通宵值班的路上……”李晓梅笑着让记者看她的日记：11月25日，纳管密接11人，次密51人；睡眠时长0小时；12月2日，纳管密接14人，次密38人，睡眠时长0.75小时；12月7日，纳管密接1人，次密13人，睡眠时长2小时……
李晓梅介绍，密接组工作是将外省来函、各区互转密接、次密以及各类筛查人员转发给社区进行核实，确认无误后再将这些人员按照上海疫情防控规定进行管控。每次新发现确诊病例或者无症状感染者，都会以“时间+地点+人员”的形式，将这个事件进行命名并建群，群内每小时更新各区所涉及该事件的所有人员管控、采样及检测结果的数据汇总。
经历了密集通宵，李晓梅有时候也会瞬间怀疑当初的选择，也会跟妈妈视频时吐槽，可每每看到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能够正常工作、生活，就会更加认可自己工作的意义，就会重新全身心投入手中的工作。
李晓梅说，她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退散，国泰民安。
安慰也有无穷力量
一天凌晨4点，李昭润在值班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情绪近乎“崩溃”的长宁居民。
这位居民在电话中倾诉，前几日他前往某地旅行，飞行途中与病例近距离接触，落地后直接由当地疾控安排进行集中隔离。
“这位居民自述有抑郁病史，已失眠多日，希望当地隔离点为其购买处方药或协助其就医，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便拨打了长宁区的值班电话。”李昭润回忆道。
电话中，居民情绪多次崩溃，几次痛哭失声。在了解具体情况后，李昭润先是对该居民进行情绪安抚，“现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您保证了自己的安全，才能保证家人的安全，是不是？我也理解您身体上的种种不适，也希望您可以早日结束隔离，回到上海，回到亲人身边，但您最重要的是要配合当地隔离工作，如果确实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您也可以联系当地疾控中心……”
就这样，李昭润和电话那头的居民聊了近1小时，最终那位居民的情绪有了极大好转，平静了下来。
之后，李昭润也兜兜转转联系到了隔离点，提醒加强对该人员的关注和心理疏导。
曲折的环境采样与流调
去年12月12日早上8时30分，长宁区疾控中心10楼防病办被紧张的气氛笼罩着。
一天前，区内报告一名入境人员新冠病毒核酸异常，病例和病例相关人员去过的地方已经全部隔离和封锁消杀，下一步是继续追踪排查相关涉及场所，开展环境采样。
陈馨馨和同事前往2个餐厅进行环境采样，但由于现场已封锁，餐厅钥匙又在工作人员手上，采样工作变得复杂了。
在疾控人的眼中，办法总比问题多。于是，陈馨馨和同事兵分两路，一队先和公安去餐厅踩点，另外一队同事前往隔离点拿取餐厅钥匙，最后再汇合开门进入采样。
2个小时的协调下，终于成功采完了2个餐厅的环境样本，并顺利按时送进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
无独有偶，12月11日5时30分，长宁区疾控中心接外区疾控报告，一名境外输入性新冠病毒核酸异常人员在入境后第15-20天曾入住长宁某酒店，疾控中心流调小分队队员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由于被调查病例是日本人，小分队队员拨通病例电话后，发现对方既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语，这给流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经过耐心沟通，队员从病例那里获得了一位会讲中文的日本朋友的电话，并立即与其取得联系，通过此人将流调询问信息翻译给病例。
经过长达4小时的反复沟通，小分队队员终于完成了该病例的初步流调工作。
图片来源于长宁区疾控中心
文字：赵 立
编辑：李冰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