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莫高窟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可谓十分关键，他就是王园箓。他为敦煌文物的保护奔走呼号，却始终得不到政府的重视。
心灰意冷的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自己保管。他在敦煌藏经阁修建了三层楼，专门负责保护敦煌文物。
但由于自身学识不足，又受了外国学者的诱骗，他将藏经阁的部分文物被迫变卖。
于是，这个被迫贩卖国宝的行为，受到了余秋雨的口诛笔伐。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职责王园箓为历史罪人，并在他的读者群众引起反响。
但后世的专家却认为，王园箓不仅不是历史罪人，而是历史功臣，余秋雨欠他一个道歉。
为护国宝奔走呼号
王园箓是湖北麻城人，由于家里贫穷，他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去各地奔波。清光绪时期，王园箓在参军退伍以后，出家为道士，世人也常称其为王道士。
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处修建了太清宫道观，他接受香火，乐善好施，并常常为周边的百姓治病。
由于自己的积蓄有限，王道士便雇了一个文士专门抄写道经，他拿着这些抄好的道经去售卖，以维持自己和道观的基本生活。
有一天，这名文士坐在窑洞里，突然觉得四周有空洞回音，感觉好像有密室一样，于是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王道士。
王道士听说之后，和这名文士一起将窑洞之壁凿破，果然发现里面暗藏玄机。这个密室里堆积满了写卷、印本等重要文物，这就是藏经洞的发现始末。
发现藏经洞之后的王道士，自知这件事的重要性。他虽文化水平不高，又是信奉三清的道士，但他也知道这些文物一定是十分珍贵。
于是，本着对国宝文物的保护之心，他不辞辛劳，走遍了当时的官府衙门，以求官方重视。
他先是拿着两卷经书，徒步行走50里，送往敦煌县县令严泽，希望他能保护。可惜这位的县令之位本就是花钱买来的，不仅没有什么文化水平，更是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看着发黄的经卷，他也只是视为一堆废纸而已。
过了一段时间，敦煌县又来了一位新的知县名叫汪宗翰。这位汪知县倒比前任知县严泽要好一些，他是进士出身，也知道这些文物的重要性。
于是，在听取了王道士的汇报以后，他派人前去藏经洞查看。在藏经洞中，这位知县也确实感到这里的文物十分珍贵，但由于清末社会动荡，他根本不可能拿出精力和人员来守卫此地。
寻找知县无果后，王道士还是不甘心，他孤身一人去到了甘肃首府，找到当时的“教育厅长”学政叶昌炽。这位叶大人倒是个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也对经文有着一定研究。
于是，他恳请当时的布政使将敦煌文物全部运抵省部珍藏。但布政使掌管着一省财政大权，他明白这样一来光运费就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因此他借故拒绝了学政的请求。并令知县汪宗翰，让他督促王道士就地封存，不得外泄。
奔走呼号的王道士见多次申请保护无果后，对满清的腐败政府已深深失望。他心灰意冷，在藏经阁修筑三层楼阁，终日与经书相伴。
《文化苦旅》中的千古罪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有一本畅销书叫做《文化苦旅》。这本书在一段时间内，频繁地摆放在各大教师、官员、学者的床头或桌前。
当他走到莫高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道士塔，他的主人正是王园箓。于是，余秋雨便在他的文章里回忆起这段往事，并痛斥王园箓是一名历史罪人。
他写道：“道士塔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园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在文中，他认为王园箓是历史罪人的主要原因是，这位王道士将国宝贱卖给了外国冒险家和宗教学者。
他写道：“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
于是，他悲愤地写道：“我好恨！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堂堂佛教圣地，会让一个道士来管！”
余秋雨的悲愤文风，使得他的那些追随他的，或是不知道事情原委的读者们，顺理成章地以为王园箓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历史罪人。
这实在是冤枉他了。
谁是谁非
如果仔细探究一下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开疑惑了。余秋雨的愤怒主要原因是王道士贱卖了国宝，使得文物流入了他国，而现在又要从他国买回。
从字面上看，好像余秋雨的愤怒和指责不无道理，但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来看，就有失偏颇了。
不过首先要肯定的是，王道士确实卖了国宝，这点不能回避。但他贩卖国宝的背后的原因就值得一说了。
一般认为，王道士将国宝卖给斯坦因及其他人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在多次寻求官府保护文物无果的情况下，王道士已经心灰意冷，对官府失去信心。他在屡次奔波的过程中，彻底认清楚了满清政府不会也不想保护这批文物。
于是，他只得自己保管，但他能力有限，根本无法完全顾及到所有的文物。再加上，他本人信奉道教，又学识不多，对文物的价值也没有一个清醒的估计。
二是他有一个在藏经洞中修建三层楼阁的梦想，而为了完成这个梦想，他就要把藏经洞内的经书清空，来方便他修建三层楼阁。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本性是一个善良的人，没有那么多的心机。在外国冒险家斯坦因来求要经书的时候，王道士起先是不愿意给他的。
但斯坦因说他不远万里从欧洲而来，就是因为他信奉佛教，信奉唐玄奘。他为了求得经书，从印度翻山越岭，受尽苦难而来到这里，为了完成他毕生的信仰。
本身就有信仰的王道士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再加上他本性善良，并没有过多的揣测斯坦因的真实性。
最终，出于对斯坦因执着信仰的同情和感动，王园箓将所求经卷卖给了斯坦因。于是，后续的外国人便都以此为借口来求得经书。
总而言之，对王道士的行为，我们并不能从字面上去看待，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王园箓为保护敦煌国宝是有功的！
至于余秋雨的指责，现代专家也明确了观点：王园箓是历史的功臣，而不是罪人，余秋雨欠他一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