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8日，国民党法官张界宣读我党陈然同志的判决书，并在之后带人将陈然带到行刑地。在前往行刑地途中，押送陈然的刑车驶进市区人多的地方。陈然并没有丝毫慌张，反而坚定地看着周围的群众，他大声地唱着《国际歌》。之后对群众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很快就能解放了，你们不用担心，和平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听到这话，周围押送陈然的特务怒不可遏，他们让陈然赶紧闭嘴，可陈然依旧不管不顾，还是大声地向周围群众宣扬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后来，特务直接将两百多名应和陈然的群众抓了起来，押着他们前往行刑地观看处刑。
到了行刑地后，两名特务想押着陈然走上刑台，不料陈然一把甩开他们，说：“不用你们押着，我自己走。”走上刑台后，陈然看着底下的群众，他直接扯下身上的死囚标志，再次大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永远坚信中国共产党的...”话还没说完，行刑的特务就往他身上开了几枪。
特务本以为陈然会闭嘴或者直接倒下，可他没想到，陈然竟然在身中数枪后，依旧没有倒下，甚至在他缓过气后依旧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这一幕可把特务吓得不轻，立刻抬起机枪对准陈然，陈然就这样被杀害了，那时他还未满26岁。
图|陈然同志
我们要学习陈然，继承他身上为国奉献、永远忠于党的革命精神。那么，我们就从陈然小时候开始了解吧！
一、受亲人影响加入革命
1923年12月18日，陈然出生了，他的原名是陈崇德，因他出生在河北香河，父母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哥”。陈然出生前，家中已有三个孩子，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陈然的父亲名叫陈凤书，老家是江西，幼年家境殷实，陈凤书的父亲曾是清朝一造币厂的厂长，后来因被同僚穿小鞋，因此父亲就带着一家人逃往扬州。因为家底厚实，即使没了工作，陈凤书的父亲也能让孩子饱读诗书。陈凤书天资聪颖，之后考上了一所法政学堂。
他一心想为民伸冤，可从学校毕业进入法政学堂后，他见识了太多黑暗，因此辞掉了杭州法院书记员的工作，重新报考海关。1921年，陈凤书考进了北京海关并成为了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这时他将籍贯由江西改成了北京。
陈然母亲的家庭没有“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反而十分开放，不仅给了母亲读书识字的机会，还十分宠爱她。母亲的父亲是位盐商，家里也是从小生意做起，到最后富甲一方。母亲在孕育陈然时，陈凤书已经在北京海关就职，可因薪资不高，一家人过得十分拮据。
母亲的父亲在知道女儿过得较为困难后，就直接在河北香河花钱捐了个县长的职位，并在这里买下了一处住所以便时常照顾女儿。陈然也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图|香河县景色
陈然自小就受思想较为开明与正义的父母影响，思想也变得开放且行事正义。再加上他从小就喜欢看各种英雄人物的故事，以及那些武侠小说，因此他从小就爱打抱不平。
若在遇上有人受欺负，陈然不会管自己究竟能不能打得过对方，直接就往前冲。有时候，他在与人打架时经常因年纪小打不过对方，这时他就会拿自己的头去撞，还因此得了个“铜脑壳”的称号。
后来，父亲被调到了上海海关工作，一家人也去到了上海。陈凤书十分重视孩子的学习，等陈然到了读书的年纪时，父亲先后送陈然去了静安寺、西区小学读书。
然而在上小学后，陈然的性格依旧没有得到改变，还是经常与同学打架，且因痴迷武侠小说，上课不认真听，导致成绩不好，经常考试不及格，父亲对此十分生气。可陈然虽成绩不好，却拥有一个好品格，那就是他从来都不作弊，能考成怎样就怎样。
上海是一个十分发达的城市，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且受当时社会情况的影响，在上海居住的洋人一般备受尊崇。而在陈然上小学不久后，父亲就被洋人的小汽车碾到了脚背，因此导致脚背骨受伤，结果到最后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对此，父亲心里咽不下那口气，十分生气，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追查那个洋人，可始终 毫无头绪，一丝线索都追查不到，父亲的情绪逐渐崩溃，最后甚至发展成了精神分裂症。
母亲为了替丈夫治疗脚背以及精神疾病，东奔西走，最后家里的存款都用光了，可病还是没有好转。她就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以及遗物。幸好几个月后，陈凤书的病情好转了。不久之后，他重新回到了上海海关工作，家中的经济情况这才得到了缓解。
图|上世纪上海
在经历了这件事后，陈然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变得沉稳了许多，开始思考学校老师给他讲过的《国耻史》。他想：“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不够强大，所以外国人才敢这么欺负我们吗？我要努力，家中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从此他开始发奋学习。
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这件事在中国范围内引起了热议，全国都掀起了一股抗日爱国的热潮。而在上海的学生也组织了示威游行，誓将抗日爱国思想深入人心，陈然当时年纪虽小，但也加入了示威游行。
而之后日寇又进军上海，上海居民十分团结，积极与抗日军队进行配合，陈然大姐陈佩琪也参与其中。当时陈然也十分想加入抗日队伍，可因为他那时年纪还小，被母亲关在家中。
后来，因父亲工作出现调动就从上海迁到了杭州，又从杭州迁到了芜湖。时局动荡，芜湖当地生活物资价格高昂，家中经济情况较差。两位姐姐为减轻家中负担，主动从学校辍学，将那些钱留给弟弟妹妹上学。
在辍学后，大姐和二姐加入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剧团，名叫“蚁蜂剧团”。因为姐姐的关系，陈然经常到这个剧团内看戏，也时常阅读剧团内的各种书籍和报纸。再加上大姐和二姐闲暇时，也会给他讲述那些进步思想，因此陈然的思想在这一段时间得到了极速升华。
随着时局愈发动荡，大姐内心的爱国情绪也越来越高。她瞒着家人偷偷加入了宣传抗日的演剧八队，并一起到各地演出。而陈然也是在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后，十分悲愤，他万分想加入部队，上前线，杀敌军，可他年纪太小了，他报考的炮兵队压根就不肯接受他。
看着周围环境如此险恶，父亲陈凤书也是十分忧心。正巧他的上级决定将他调到湖北沙市，那个地方比较安全，他当即就带着家人去往沙市，而陈然也在当地的职业中学读书。虽然还是个学生，但陈然已经开始关注国家兴亡，思考救国的途径了。
恰巧此时，大姐给他寄了许多苏联的译文书籍，从这些书籍中，陈然知道了原来还有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原来还有一种叫共产党的组织。他想着：“中国也有共产党，他们现在好像是在延安，如果我能去延安就好了，我想和他们一起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
后来陈凤书的工作又出现了变动，他从沙市调到了宜昌，一家人只能再次搬迁。来到宜昌后，陈然的二姐经人介绍加入了“宜昌抗战剧团”，且很快成为了剧团内的“台柱子”。见大姐和二姐都加入了抗日剧团，陈然的小心思也动了，他央求二姐让自己也加入剧团，本身二姐是不愿意的，因为那太危险了，她不想将家人置于危险当中。
可耐不住陈然每日的请求，二姐只能将他介绍进了剧团。进入剧团后，陈然表现十分积极，因为他活泼可爱，又愿意做些杂事，剧团的人都很喜欢他。而他的优秀表现也被剧团上级注意到了，他们十分看好这个小伙子，并将他当成了中共党组织的培养对象之一。
在这期间，二姐与剧团团长的哥哥冷善昌结婚了，她也因此退出了剧团。可不久后，国民党将“宜昌抗战剧团”改名为“宜昌移动演剧第一队”。第一队经常下乡为农民演出，向民众宣扬抗日救国思想。
农村不比城市交通便利，第一队的队员经常得自己拿着各种演出道具奔走在山林中，而陈然总是其中表现最突出的那一个。
1939年，鉴于陈然的优秀表现，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激化，而“宜昌移动演剧第一队”为避免被国民党控制，选择自动解散。陈然也回到了家中，之后二姐夫给他介绍了多份工作，但都由于种种意外被迫结束。到最后，他选择与伙伴一起参与到“反内战”的活动中去。
二、以杂志引领民众思潮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与共产党签订的停战协议，内战彻底爆发了。国民党军队的手段十分残忍，他们对主张和平的群众进行十分残酷的镇压，还对各地的共产党员进行抓捕甚至残忍杀害，这让国内的局势十分严峻。
与此同时，陈然与伙伴一起进行着《彷徨》的筹办。正巧此时《新华日报》的同志建议《科学与生活》杂志的主编蒋一苇先生，改办一份谈论当时青年切身问题的杂志，而《彷徨》就在这时出现在蒋一苇的视野内。
蒋一苇在了解了《彷徨》的杂志内容后，就出面帮助《彷徨》获得合法的登记证，还向《新华日报》申请投稿给他们，适用于《彷徨》的稿件转给《彷徨》。在这期间，党组织也与《彷徨》有着密切的联系，党组织还派了专门的联络员来了解情况，并帮助顺利发刊。
图|《彷徨》
1947年1月1日，《彷徨》杂志正式出版发行，而陈然担任通联、回复读者来信、以及答复读者问题的工作。在对待这些工作时陈然十分认真，他曾给一位云南女读者提供过帮助，让她成功抵制了家族的逼婚。
此外，他还组成了一个小型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经常捐款给《彷徨》，以表达对这份杂志的支持。可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将《新华日报》给查封了，《新华日报》的人员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全部返回延安，而《彷徨》杂志相关人员的处境就十分糟糕了。
他们先是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后他们也时刻面临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危险。因此他们将《彷徨》杂志社的地点搬到了陈然家中，为了节省经费，陈然甚至将《彷徨》主编蒋一苇也接到了家中，与他同吃同住。
国民党的气焰愈发嚣张，他们不断发出各种影响人心的言论，这使重庆的有志青年革命热情日渐低迷。为了不让这种情绪愈发扩散，陈然与他的伙伴蒋一苇、刘镕铸决定创办一个油印小报刊，主要目的就是向重庆的群众，传递来自解放区的消息，让他们的情绪高昂起来。
说干就干，蒋一苇负责编辑，刘镕铸负责印刷发行，而陈然就负责寻找材料及与群众联系。1947年5月，一份八开本的油印小报刊发行了。
这份小报刊被一位名叫吴盛儒的人注意到了，他将这份小报刊分享给了他的好友刘国鋕（zhì）。刘国鋕在看到这则小报刊后觉得不错，就介绍给了彭咏梧（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通过吴盛儒的介绍，刘镕铸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后党组织经过考虑，决定将这份还未取名的小报命名为《挺进报》，并由彭咏梧直接负责这份报纸的所有事情。1947年夏，《挺进报》正式创刊。之后由于与国民党之间的对抗，《挺进报》的负责人换成了李维嘉。
图|《挺进报》
三、为真理而献身
《挺进报》越做越大，这自然被国民党反动派注意上了。正巧他们抓到了刘国定与冉益智，两人因受不了国民党的酷刑，就说出了《挺进报》机关人员所在地以及陈然的姓氏。不过他们对《挺进报》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因此给出的线索十分模糊。
国民党反动派根据刘、冉提供的信息，抓住了中粮公司一位姓陈的经理，可一番盘问下，他们才知道抓错了人，后又重新开始追查。最终他们确定了陈然所在的位置，当即派人抓捕陈然。陈然当时正在家中等待蒋一苇，来不及躲避，就这样被抓捕了。
其实在被抓捕前，陈然已经收到了李维嘉的来信，信上让他赶紧转移。可陈然从没见过李维嘉的字迹，且信上的署名也是“彭云”，这让陈然十分纠结，担心李维嘉已叛变，因此他选择按兵不动，等待蒋一苇回来再做打算，可他没想到刘国定与冉益智已经叛变了。
陈然被抓后经受了种种磨难，国民党反动派内的徐远举先是对他进行咆哮式问话，想让陈然因恐惧吐出自己知道的信息，可陈然只说自己就是一个小报刊的工作人员，还说报刊是自由职业，国民党管不着。后还大骂徐远举是个流氓，根本不配和自己说话。
当天下午，一名特务对陈然用刑，可一套酷刑下来，陈然还是什么都不肯说。这时徐远举已经无法忍受了，他本就因陈然骂他是流氓而感到愤怒，见陈然迟迟不肯说出有用信息，他就直接进入审讯室，掌掴陈然，可陈然还是什么都不肯说。
1948年4月22日，陈然被送到了歌乐山集中营的渣滓洞监狱。期间徐远举又来对陈然进行问话，不免又是一系列酷刑伺候，可陈然依旧选择保守党的秘密，一个字都不愿意说。后来，他被转入了白公馆监狱。
图|白公馆监狱
陈然被逮捕后，他的家人急得不行，可国民党特务一直在家门外监视着。二姐经过一番思考，选择给那些特务烟、酒或食物以麻痹他们。久而久之，特务终于放松了对陈家的监视。二姐见状，赶紧将一封信藏在保姆的菜篮子里，并嘱咐保姆将这封信寄给丈夫冷善昌。
冷善昌在收到信后，赶紧回到重庆。经过多番寻找，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他请求这名特务帮他救出自己的小叔子陈然。可这名特务一直在戏耍冷善昌，他只是想从冷善昌这里获得钱财，最后两人因此谈崩了。
后来，二姐不愿坐以待毙，再次找到这名特务，希望能够给陈家提供帮助，结果两人也谈崩了。而弟弟陈然的消息就这样中断了，家人再也没有收到关于他的消息。而此时，被关在白公馆监狱的陈然，发现里面的一位名叫杨钦典的狱警思想可以进行教化。
因此他经常与杨钦典聊天，杨钦典的思想也就在这之间慢慢被教化。陈然以及被关在白公馆的共产党员，日子这才好过一些。事实上，陈然的教化工作做得十分成功，杨钦典在重庆解放前夕偷偷释放了19名共产党员，避免了他们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结局。
1949年10月，同样被关在监狱内的黄显声（原本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投入共产党阵营）告诉白公馆内的革命同志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并说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听到这则消息，被关在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纷纷兴奋不已。
他们将红色被子的被面扯下来，然后又从一件黄色的衣服上裁下五颗星星，按照自己的想象制成了一面五星红旗。看着这面国旗，他们的内心升起了无限畅想，国旗会是这样吗？国歌的旋律又是怎样的呢？
图|陈然
陈然对同伴说：“我想写一首诗，不过还没想出来具体的词。反正大致意思就是即使我走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是会继续。”可令陈然没想到的是，他写不完这首诗了，他看不到国旗的模样了，他也听不到国歌的旋律了。因为在28日，国民党狠心将他杀害了。
罗广斌在内的19名共产党员在被杨钦典放出来后，他们中几位共产党员经过数年的努力，将自己在白公馆监狱内的所知所见编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给它取名为《红岩》。这部小说中有一位人物名叫成岗（以陈然为原型），他在被审问后创作了一首诗，即《我的“自白书”》，算是为已牺牲的陈然完成了一个遗憾。
陈然的牺牲是我们的损失，他还十分年轻，本可有光辉的前程，可是他为了心中的真理，选择为国牺牲。
他是那个时期的烈士，也是我们应该铭记于心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