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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的船帮集团在福建海出现是值得深思的。他出生于泉州府南安县的石井村，少年便随李旦到了澳门，信仰了基督教，懂得葡萄牙语，这些条件有利于其日后的商业活动。他早期的活动范围是澳门—马尼拉—日本之间。
1、郑芝龙何以能崛起？
1612年似是他首次航抵长崎，据日人木宫泰彦的研究谓：
“(庆长)十七年(1612)二十五日，明舶与日本商舶由吕宋归国者二十六艘，舳舻相衔而入长崎，皆是明人，郑芝龙之来日本即在是时。“
当时郑芝龙应是追随李旦负责马尼拉至日本的海运，这本来是海商李旦的航线。李旦原是马尼拉的华商领袖，他早在1613年以前便移居日本平户，并被推举为日本华商领导。李旦对日本的反基督教行动似有所觉察，以为日本与马尼拉和澳门的贸易终将衰落，所以，他在1614年便开始前往台湾及澎湖等地从事贸易活动。
换言之，在荷兰人据台以前，李旦在台湾及澎湖已活动了一段时间，他日后成为中、荷之间的斡旋者是与其地缘有关，有学者认为郑芝龙在1620年便以台湾为“巢穴”，其实应说是追随李旦在台湾活动。
因为1624年日本禁止西班牙人来航，马尼拉与日本的贸易已没有作为。郑芝龙可能在1624年之前便转到台湾活动，其后当上了荷兰人的通译，这应是李旦的巧妙安排。
这样一来，在厦门有许心素代理，在台湾有郑芝龙代理，他自已则可以回日本坐镇。很不幸，李旦在1625年8月逝世，而郑芝龙则“干没其金，并在海上寇。”李旦死后，在台湾的郑芝龙便成为集团之首。
不过，荷兰人似乎并不重视他，因为能够为荷兰人出力的是许心素。
荷兰人、许心素、杨六、俞咨皋已因贸易关系结合成一结构性的走私集团。
但是郑芝龙是被排斥的，同安知县曹履泰就提到：
“抚贼杨禄(六)等原系郑芝龙伙党，禄等领龙银、备器械为贼具，及招抚之时则撇出芝龙。”
郑芝龙落海为寇虽是冲着杨六、许心素而来，但他有着更多的考量，郑芝龙能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及灵活的手法，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
他清楚的看到葡、日间的澳门贸易或者是西、日间的马尼拉贸易已后继乏力，他看出荷、日贸易随着荷兰人在台湾统治而趋于活跃，这也意味着中、荷台湾贸易必将成为新的航线。他在1627年入寇中左所(厦门)，正好说明原来的贸易框架已遭破坏，他在福建的积极经营是为了重建新的贸易架构。
刚好，此时是明代走向衰败的开始，军事资源与力量主要集中来应付辽东的满洲及西北的流寇。对于福建沿海的防卫已不再被提及，加上总兵俞咨皋无心恋战，竟为郑芝龙提供了机会。
2、郑芝龙究竟有多强？
天启七年(1627)三月，郑芝龙聚众数万，舟数百攻击铜山所…继而是中左所，总兵俞咨皋与副将陈希范闭门不出，郑芝龙在居民面前指责俞咨皋负约之罪，并扬言”必得杨禄、杨策、许心素而后去。”
可见，郑芝龙的发难与贸易利权关系密切。其后，郑氏乘胜直抵内地，“遍搜各港民兵船而一并焚之”。派大船出大担劫洋船，又入亨泥港报水。在“贼势猖狂，援兵不至”的情况下，中左所为郑氏“耽耽视之，其意全在俞总镇”。而杨六则在许心素家，“招兵自卫，贼亦未能遽攻。”
在同安知县曹履泰心目中的许心素、杨六和郑芝龙都是一丘之貉，他向福建巡抚朱一冯报告时提及许心素扬言：“倘追之急，则有转而从红夷。”
事实上，当时就有荷兰船靠泊在浯屿，俞咨皋谓：
“夷之攻贼，确然可信。当时形势十分复杂，前咨皋不但以贼制贼，且勾红夷，攻击郑芝龙，结果是荷兰人败逃。“
可见郑芝龙实力太强，局面已不是俞咨皋所能控制。
当时，郑芝龙的：
“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指红夷)，艨艟高大坚致……统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本年十二月，郑芝龙再度攻击中左所：
“官兵、船、器俱化为乌有，全闽之震动。”而总兵俞咨皋竟“越城而逃，潜抵同安。“
3、海禁的影响
这次的袭击“海寇结伙流突内地，如沿海浯洲、烈屿、大嶝、澳头、刘五店、中左等处焚掠杀伤，十室九窜，流离载道。”当时，真的是“逼海皆，民无片帆可以往来，商贩生理断绝。”消息传抵北京已是崇祯元年(1628)正月，给事中颜继祖弹劾俞咨皋谓：“钱神有灵，冰山足倚，听强寇蹂躏内地、同安、海澄间，故闽帅不可不去。“
明思宗见事态严重，随即下令逮捕俞咨皋审查，本年三月巡抚朱一冯罢官。由熊文灿接任，俞咨皋本拟死罪，后免死，革去世袭军职。最不幸的是，明思宗对于海外贸易问题并不了解，朝廷大臣也没掌握海外形势的变化，以为海禁便可一切恢复安宁。
崇祯元年三月，当福建巡按御史赵荫昌提出“请禁洋舡下海”时，朝廷便马上作出“禁漳、泉人贩海”的决定。福建海澄月港在隆庆元年(1567)开放出外贸易，不但化解倭寇带来的危机。这里一直是海外白银直接输入的唯一口岸，也因此带动本地及内地的发展。近年由于荷兰人和海上私商的骚扰以及战火的蹂躏，这里已失去万历年间的繁荣景象，对外贸易地位逐渐衰退。明思宗再度实施海禁即意味着走私海商船帮更趋激烈，福建沿海的发展将不是朝廷所能控制。
俞咨皋被逮，对荷兰人来说并非好消息。俞咨皋在荷兰人撤出澎湖时会答允，可在台湾进行贸易。由于沿海走私海商的争夺与骚扰，贸易并未履行。荷兰人曾在1626年4月派船至厦门找许心素谈判，其后因郑芝龙的动乱，贸易仍没法展开，当时荷兰人与郑芝龙并非同伙。
4、荷兰人为何选择郑芝龙？
这可从《巴达维亚日记》的记载得知，1628年6月的记录中提及：
闻中国海贼在海上称霸，我国人不得已退避之，贼人一官(郑芝龙)拥有戎克船一千艘……占领厦门及海澄，破坏焚杀，故人皆畏。”又提及一艘荷船West Cappel号从平户开往台湾途中，“已为海贼所袭而被捕。“
这艘船上连荷兰人在内共有76名俘虏，郑芝龙命令他们携带武装守卫他的住宅。由于要打开中国贸易，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增加多艘战舰带回货物前往中国，试图与军门(巡抚)、都督(总兵)或其他大官交涉，订立贸易协定。开辟泉州(漳州)与台湾的航线，如果成功，荷兰人愿意“竭尽全力以破海贼，作为报酬。”
但如失败，则致力于攻击前往鸡笼和淡水贸易的戎克船，甚或北上南京海岸或进至朝鲜，“务尽一切手段，努力在任何地方开始贸易。”
俞咨皋的下台，意味着荷兰人与明朝官方唯一的沟通管道中断，与许心素的贸易也将无所作为，荷兰人必须重新寻找合作者。
当然，巴达维亚并不甚了解福建局势的变化。郑芝龙在天启七年(1627)底的出击，迫使泉州府乡绅“议抚”声四起，郑氏则以兵护送谷粮船只救济同安，成为当地的秩序维护者。不过，同安知府曹履泰对郑氏并无好感，抱怨郑氏既抚之后仍然“番服包红，露刀杀人。”
所以，当新巡抚熊文灿一上任便收到曹履泰的信，他指责郑芝龙“始而挟抚，继而要劄，又继而择官。”因而认为若要招抚，“必当有以散之或南路、中路、北路各处调发，党与既分，邪心自息。“
可见曹履泰根本不信任郑芝龙，问题是自俞咨皋被逮捕后，中左所已变成无政府状态。所谓：“泉南重地，竟无一将一兵以为自固之计。”
5、郑、李大战的结局
巡抚熊文灿经过二个月的了解后，似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终于接纳泉州府士绅招抚郑芝龙的建议，以招抚郑氏缓服群寇。其时东北吃紧，朝廷不可能接兵南下，福建只能自力救济。
熊文灿在崇祯元年(1628)六月奏报郑芝龙：
“不杀不焚，颇有悔罪之意……正月十八就中左所受抚，余众渐行解散。”
这当然是为郑芝龙脱罪之辞，朝廷在七月亦正式接受郑芝龙的归降。
郑芝龙接受招安的目的是要通过合法身份来操控对外贸易，现在他的目的已达到。他的同伙李魁奇就是“因分赃不均”而叛去的，这可能涉及对外贸易的利益。
李魁奇在崇祯元年九月：
“夺船背去，招纳亡叛，与芝龙为难….十二月初九日，魁奇连结陈盛宇、钟六(即钟斌)、周三诸伙以四百余入旧浯屿约战。”
李魁奇的反叛，竟将郑芝龙的船舰炮械俱挟之而去，郑氏仅余船数十只，兵六百名。“从李魁奇的号召力来看，其实力不亚于郑芝龙。郑、李长达一年多的战争，表面上，郑芝龙具有明官军的合法身份，而李魁奇仍为海寇。然而郑、李之战纯粹是贸易利权的争夺，不必怀疑郑芝龙企图垄断福建沿海的对外贸易。
他在1628年10月1日(崇祯元年九月四日) ，便与台湾的荷兰长官纳茨订有为期三年的贸易契约。李魁奇刚好这时叛去显得事出有因，其时，郑氏已控制福建沿海及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权。这可从李魁奇提出归顺条件中窥知，他说：“招安之后，吕宋通贩，如芝龙故事。”当然这是郑芝龙与福建当局的约定，显然都是不合法的协议，因朝廷已下达海禁令。
李魁奇的招安并没有实现，郑芝龙为了本身的利权，必然全力对付李魁奇。战争从闽海转战至粤东，李氏重回中左所，可见李氏实力强大，非郑氏所能轻易除掉。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李魁奇同伙钟斌驾大乌船十八艘叛离，有意投向郑芝龙，这使郑氏实力大增，就在同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1630年2月9日)，郑、钟联手攻中左所，李魁奇为钟斌所生擒。
由于郑芝龙威望日盛，驭众甚严，中左所人心渐安。钟斌也许未得应有的反馈，他竟统领船只南下追擒叛党，实质是分布外洋以窥伺商船，进行掳掠洋客的勾当。钟斌大概与郑芝龙周旋了一年多，崇祯四年(1631)正月二十一日，郑芝龙亲率水师围攻南澳时，钟斌突围，潜遁外洋，官兵穷追，不知所迹。是时，谣传许心素被郑芝龙侍从所杀，事实上，在1628年，郑芝龙攻厦门时，许心素已为郑芝龙所杀，相信杨六亦同时被杀。
自此以后，许心素、杨六再没出现。换言之，郑芝龙终于得尝所愿，确立了在福建沿海的军事力量，及控制了对外贸易的利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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