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尽量多收一个就多收一个，能尽量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
撰文 | 田栋梁
来源 | “医学界”公众号
自从2020年1月23日，苏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院长郑瑞强接到征召令，奔赴武汉参加抗疫，近两年来，身为新冠肺炎救治的“国家队”专家成员、武汉抗疫“重症八仙”之一，他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疫情改变了郑瑞强的工作和生活节奏。2020年全年，他有172天在抗疫一线，其中95天在武汉。武汉归来不久，7月和10月又两次奔赴新疆参加抗疫，12月25日，又赴大连抗疫。
大连疫情稳定后，河北石家庄疫情又起，郑瑞强从大连直接奔赴石家庄，离家时还是2020年，回去时已经是2021年了。到了7月份南京疫情突起，他又去了南京。随后他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扬州也成了疫情重灾区，但他直到南京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才返回扬州，继续参与对扬州新冠病人的救治。
郑瑞强早已习惯了这种节奏。“基本上每次收到通知，当天就要出发，不同的是行李箱里放的是棉衣还是单衣。”
他最近的一次赴抗疫一线，是10月25日前往兰州，11月9日才返回。
武汉抗疫时期的重症八仙，左三为郑瑞强
一定要到病人床边
在武汉95天，郑瑞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疫情的早期，因为医疗资源不足，很多新冠病人没法收治。
“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能去哪里给病人找张床，当地的同行讲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能尽量多收一个就多收一个，能尽量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在疫情早期一直是人在等床。”
因为是重症医学科医生，到了武汉，郑瑞强就直接进入ICU参与患者抢救，但当时ICU的患者病情都很危重，基本抢救条件又不足。郑瑞强很努力的去救治患者，但有限的抢救资源又让他感到很无力。这种无力感直到方舱医院设立后，病人能够依照轻重缓急进行分流，医院里开始床等人后，才逐渐好起来。
在武汉三个多月的抗疫经历，为郑瑞强积累了丰富的新冠患者诊疗经验。他和北京宣武医院的姜利主任合作编写了一个手册，这两年中，每次去疫情发生城市支援，他都会将这个手册提供给当地定点医院。其中包括每个病区需要多少张床，需要配备多少医护、多少设备，如何根据病人数量配备ICU医护人员等。
“当地的医院和政府会按照我们的建议，去提前做好充分准备。”郑瑞强说，“一开始有些地方会觉得我们提的要求太高了，但疫情过后，他们都会跟我们说，多亏你们提的要求高，否则可能会措手不及。”
一定要到病人床边。这是郑瑞强主任参与抗疫工作后，更加坚定的一个认知。“一定要到病人床边去观察病情，通过视频和听其他医生汇报都不行，一定要亲自去看病人，了解病人情况，在做好有效防护的情况下，我们还会拿听诊器给病人做听诊，虽然穿着防护服做听诊还是比较困难的。”
到病人床边去，不只是可以亲自观察问诊病人，郑瑞强说：“这是突发的呼吸道传染病，被隔离治疗的病人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会影响患者恢复，甚至会加重病情，所以我们会在做好防护情况下，多去和病人交流沟通，哪怕只是握一下病人的手，或者拍拍病人的背，他们都会得到安慰。”
后来，不管到哪里去支援抗疫，郑瑞强都形成了固定的工作流程。每天进行集中查房，由各个病区主任把病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病人逐一交班，专家组讨论后，形成治疗意见。此外，对于定点医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设备、人员、医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还有就是进入病房，到每个病人床边逐一查房，看看交班时提出的治疗方案是否需要调整，而且定点医院里有不同医院来的医疗团队，可以一边查房一边讲解。
“查房时还会对病人做一些心理安慰、辅导，这些工作都结束之后，我们专家组成员再开个碰头会，对工作做一个总结。”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新冠死亡病例已经超过500万，其中超一半死亡病例发生在2021年。
今年，中国新冠疫情虽然呈现多点散发、此起彼伏之势，却罕有报出死亡病例。对此，郑瑞强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另外，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治疗方案，比如早期的俯卧位，对存在高危因素的病人，我们通过早期筛查给筛查出来，早期关注。”
郑瑞强提到的早期俯卧位，就是让病人在病床上采取俯卧姿势，这样有利于病灶的吸收，能够延缓甚至阻断病程进展。这也是他们在对新冠患者的诊疗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以前我们也让病人做俯卧位，但往往是在病人比较重的时候，现在我们认为应该早期做俯卧位。”
有些新冠患者会有一些疾病假象，医生不仔细辨别，很容易错过治疗时机，这也是让郑瑞强印象深刻的一点。
“以前在武汉的时候，有些病人看着好好的，上个厕所出来就没了，我们给这种病人起了个名字叫沉默性低氧血症，看着病人没有明显不舒服，但测一下他的指脉氧会发现很低，或者指脉氧好像还好，也没有任何症状，但是稍微活动一下，病人的指脉氧就能掉到80以下，心脏随时会停掉。所以我们查房的时候，会对一些有高危因素的病人测指脉氧，如果低肯定有问题，如果不低，我们会让病人活动一下然后再测，如果指脉氧明显降低了，我们就积极干预治疗，防止恶化。”
随着诊疗的新冠病人量增多，郑瑞强表示他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在增多，对这个病所带来的相关症状，如呼吸衰竭的治疗认识也在改变。
创建了一个重症医学科
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带头人邱海波也是参与武汉抗疫的“重症八仙”之一，他也是郑瑞强在重症医学专业之路上的领路人。
“他是我的老师，我在他手下工作了10年。”郑瑞强说，“2003年SARS疫情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了定点医院。”
1995年，郑瑞强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当时还叫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让我去做ICU，我还不太了解ICU是干什么的，当时ICU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个讲座，听完后就去了，感觉还蛮有挑战性的，不像做其它专业，每天遇到的可能都是同样的疾病，在ICU每天面对的可能都是来自不同科室的病人，你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病，所以总要去学习。”
到ICU工作没多久，邱海波就从北京协和医院回到中大医院，从此郑瑞强就跟着他工作、学习。“在医院里我基本上都跟着他，我就磨在病房里面，到现在他们还在说，我是在ICU病房里边待的时间最长的住院医生，因为我大概有将近三年的时间，基本上吃住都在病房，跟着邱校长和其它老师学习怎么诊疗病人，病人情况稳定的时候，我还跟着邱老师学习怎么修机器。”
“因为一些医疗器械，比如呼吸机，你不光要会使用，还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我跟着邱老师学了很多很多，不光是治病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还有一些其它的知识。”
到了2004年，苏北人民医院要创建ICU，经过综合考虑，郑瑞强离开工作了10年的中大医院，从南京来到了扬州，创建了苏北人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最初，科室只有3个医生、7个护士、5张床。
经过17年的发展，如今苏北人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已经有19个医生、91个护士、45张床位，能够独立开展国内重症医学科所有的技术项目。“这个过程中，医院给予了很多的支持，邱校长也给我们在学术上很多指导支持。”
对于这17年的成就，相比个人的荣誉和收获，郑瑞强更看重的是他的团队，他培养了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重症医学团队。
这两年来，郑瑞强频繁外出支援抗疫，往往一走就是一个月左右，他的科室一直在正常运转。不管是在武汉疫情期间，还是后来扬州疫情期间，医院的常规诊疗都停了，但重症医学科不能停，要保障当地危急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
“我很欣慰能带出这个团队，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团队要分出一部分人支援扬州的新冠定点医院的时候，他们都都能很好的完成工作，大家都很辛苦，不光是去抗疫一线的，留在后方坚守的也蛮辛苦的。”
谈起团队培养经验，郑瑞强表示很简单。“首先你自己不能保守，必须要把你所有的东西拿出来教给团队的人。此外要根据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和特点，给他们划分亚专业方向。第三，要去督促他们去学习，督促的同时，你自己也要带头学习。”
郑瑞强要求科里的医生每人每月都要做一篇英文文献解读，在科室创建早期，都是他根据每个医生特点，先查好文献发给大家。“比如当时科里有5个医生，他们一人看一篇，我要看5篇，这样才能让科室行程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我觉得这很重要。”
不管是作为学科带头人，还是科主任，什么事情郑瑞强都会带头去做。“临床工作你一定要带头，并不是说什么操作都是你来，但一定要带头到病人床边，手把手教年轻医生，因为这个科室是我创建的，所以前面几批医生都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他们也感到很幸运，这样我们科里也形成了一个共同理念，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当成一个事业去做，而不只是一个工作或者谋生的手段。”
在苏北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文化墙上有一句让郑瑞强非常认同的话：心在一起叫团队，人在一起叫团伙。做了医院的副院长之后，郑瑞强要分出很多精力处理医院事务，他对团队也很信任，放手让团队去做，但他还保持着每天早上花半个小时到病房里转一圈、看一看病人的习惯。
“当然，我这个团队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郑瑞强说，“前些年我一直在抓临床技术，这两年我开始关注科研方面，抓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医教研并进。”
中国的重症医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郑瑞强的老师邱海波就是国内第一批重症医学博士。他认为，在临床诊疗水平上，国内的重症医学基本与国际同步，欠缺的是重症医学队伍建设。
“比如去年武汉抗疫，全国支援武汉的42600名医疗队员中，有19000多名是ICU的医护人员，基本上把全国各地能抽调的重症医护人员都抽调过去了，所以这个队伍还需要去扩大。”
但事实上，直到2020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中才加入了重症医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才有了重症医学的一个专门学科代码，从事重症医学的医生终于能够申请国自然了。
“所以，我们在规范化和内涵建设方，可能和国外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是国内重症医学的专家们致力于去做的事情。”郑瑞强说。
来源：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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