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范仲淹，他的《岳阳楼记》耳熟能详，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千古佳句。这句话表现了范仲淹虽居庙堂之远，却仍有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在他主持庆历新政失败后被外放出京时写的。这场庆历新政是范仲淹的官场生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范仲淹为人耿直，不畏强权，虽满腹才华，却难容于朝廷。因此在京城为官的时间并不长，反倒是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上为官，这使得范仲淹经常接触到最底层的百姓。见过百姓的困苦，范仲淹兴起了改革大宋的想法。
范仲淹
在宋朝，有多年地方官经历、知道百姓生活艰辛却又明白大宋积患已久的名臣多的是，包括苏轼、司马光等，但立志要改革的却只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寥寥数人。为什么范仲淹、王安石会想到要通过变法来让大宋走向强大呢？
1.知道大宋的弊病所在，并有独特的见解。范仲淹、王安石都有多年在地方为官的经历，这使得他们深切地了解到宋朝这个庞大的王朝的运作体系，也知道宋朝存在的“冗员、冗兵、冗费”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三冗问题，宋朝肯定会走向繁荣富强。长期的地方官生涯，为范仲淹、王安石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也形成他们独特的见解。不管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变法，都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改革方案。
2.强大的责任心。范仲淹、王安石在为官之时都是非常的爱民，看到百姓生活困苦，地主阶段和官绅阶段却过着糜烂的生活，这种贫富差距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例如王安石素来就有“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的思维。范仲淹、王安石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都希望改变这种现状，让百姓富足，让大宋富强。
3.有创新的能力和魄力。主持变法肯定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都会触犯旧势力的利益，改革越深，反对的力量就越大，没有魄力肯定无法推动变法。
王安石雕像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虽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若论影响，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了庆历新政。范仲淹因为理想组建的变法派仅有韩琦、富弼等数人，当这些人被罢免出京时，庆历新政即宣告失败。几年之后，这些人变法派的人物虽然得以还朝，但却理想不再。王安石变法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他培养了一批和他有同样见解的改革派接班人，即便他离开朝廷，甚至去世，他的变法仍在朝廷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只可惜，那时变法已经走偏了方向，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王安石把自己的儿子王雱也培养成了变法的中坚人物。王安石就这么一个儿子，为官期间也是把儿子带在身边，长期耳濡目染之下，王雱也追随王安石的理念，支持变法，甚至对变法更为激进。一次王安石与理学家程颢谈论变法遭到韩琦和富弼的反对，王雱竟说：“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了，新法就可实行了。”王安石听到这话都吓一跳。由于王雱激进的思想，使得他在追随父亲变法的过程中出现迷失，深陷于变法派内部斗争之中，例如他和吕惠卿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另外，王雱在精神状态上也出现一些问题。后来，王雱早逝，使得王安石心灰意冷，无意再主持变法，于是自请离开朝堂。王安石的离开，也给当时的变法蒙上阴影，变法开始走偏方向。
与王安石不同，范仲淹却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保守派。范仲淹一共有4个儿子，且个个有所作为，尤其以次子范纯仁更是出色，曾官拜宰相。事实上，范仲淹四个儿子中只有范纯仁能够达到参与变法的高度，然而范纯仁在政见上与司马光相似，是个保守派，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王安石变法不久，范纯仁就上书宋神宗，抨击变法。宋哲宗继位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陆续回朝，范纯仁也参与打击实施变法的新党。
范仲淹结婚较晚，范纯仁出生于天圣五年（1027年），庆历新政时年仅17岁，其思想还未成型。从范仲淹对儿子的教育来看，范仲淹显然并没有把自己改革大宋的思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宋仁宗
1.范仲淹在新政失败后正处于迷茫状态。
新政失败后数年，富弼、韩琦等变法派人士后来陆续回朝，但他们却没有继续变法，富弼、韩琦在晚年更是对王安石变法加以反对。其主要原因是富弼、韩琦等人与范仲淹变法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庆历新政时富弼、韩琦年仅40岁左右，正是壮年，当时宋仁宗也有变法之意。得益于变法，富弼、韩琦等人才能年纪轻轻、资历尚浅之时就走上宰辅之臣的高位。新政失败后数年，富弼、韩琦再回朝，两人再次拜相，其权力早就不是庆历新政时能够比拟的，他们反倒成为旧势力的代表。如果再变法，损害的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会再变法，甚至还要反对王安石变法。
简单地讲，富弼、韩琦参与庆历新政多半是为了自身的前程，但范仲淹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庆历新政前，范仲淹曾两次被贬出京，到地方为官，那时范仲淹还年轻，自认还有机会回朝实现自己的梦想。变法失败时范仲淹已经年约55岁，当他离开朝廷堂，肯定明白自己日后很难再回到朝堂，自己的理想也无法再实现。范仲淹难免心情低落，甚至有可能对变法的理念产生动摇，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能会把改革的思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呢？
2.范仲淹对儿子的爱护，使他可能不希望儿子走他的老路。
主持变法时，范仲淹被朝中群臣以结党为由进行攻击，压力是非常大的，变法的道路一点都不平坦。范仲淹吃了太多变法的苦头，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重蹈覆辙，再去吃这些苦头。大体上，很多父母都未必希望自己的子孙有多大的功业，却一定会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平平安安，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与范仲淹不同的是，王安石主持变法时，他的儿子已经快年近30岁，变法的思想已经成熟，也已考中进士，并出仕为官。
宋仁宗和富弼
3.范仲淹让范纯仁师从胡瑗、孙复等人，学习正统的理学思想。
胡瑗、孙复都是宋朝理学大家，他们俩与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范仲淹让范纯仁师从胡瑗、孙复，就表明他想让范纯仁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只是这种儒家教育过于遵循礼仪，非常守旧，会禁锢人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教育的影响下，宋朝200多年也就诞生范仲淹和王安石这两个奇葩的改革家。
由此可以看出，范仲淹只是让儿子接受传统的教育，并没有把变法的思想传给自己的儿子。范纯仁为官之时，正在碰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撬动的是整个地主阶段和官绅阶段的利益，造成整个社会动荡。范纯仁自己就是官绅阶级的一分子，且又没有范仲淹的胸怀和大志，也只能反对变法。范纯仁在历史上素有美名，他是个好官，却不是个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