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赞科（Vera Zenko）来自白俄罗斯小城瓦洛任。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怀着妹妹的母亲被纳粹掳走，她一路追赶着马车，最后纳粹看她可怜，把她妈妈从马车上扔了下来。薇拉现年91岁，她说自己的人生已经是“最后的季节”。于是，她通过向摄影师塔季扬娜·特卡切娃（Tatyana Tkacheva）展示衣橱里的物件，来讲述自己的一生。
我们在瓦洛任见到薇拉的时候，她正要去药店。她戴着大墨镜，穿着格子裙，搭配深红色的袜子和鞋子，这是第一眼就喜欢上的感觉。我走过去和她认识，五分钟后我就坐到了她家的桌子旁。她给我看她的衣服，并讲述它们的故事。之后，我又去瓦洛任找了薇拉好几次，并在她家过夜。
她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在此期间，瓦洛任从多元文化的波兰城市变成苏联城市，再变成白俄罗斯城市。她的四个兄弟姐妹分散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瓦西里和奥尔加已经去世，妮娜和年纪最小的加琳娜还活着。他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母亲在地里劳作，父亲因为识字，在当地的自治机构工作。薇拉一直留在家乡，她在这里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工作，带孙子。
1月1号，薇拉过了91岁的生日。她不怕老，有一天薇拉告诉我，这是她活着的最后季节，每一个春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她喜欢打扮，她的一生都在衣橱里，每一件衣服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回忆。
“这是我生命的尽头，所有的重要的事情都已经发生并过去了，童年、饥饿、战争、爱情、孩子。爸爸被德国人杀死，留下妈妈、当时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加琳娜和我们四个。为了怀念父亲，我留下了一条手工编织的腰带。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但是我特别调皮，有一天他吓唬我，说如果我再淘气的话，他就要惩罚我。我被吓到了，于是不再调皮捣蛋。腰带我一直保存至今。”
©️ Tatyana Tkacheva
薇拉缝制这件衣服，是为了买到给女儿做舞会礼服的金色面料。她想在瓦洛任买了布料之后，拿到明斯克的时装屋把礼服做出来。但是瓦洛任的工作室拒绝在没有服装订单的情况下单独出售布料。于是，薇拉在工作室订了这一身紫色的连衣裙，以便他们把女儿舞会礼服的布料卖给她。
“我大约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们当时把酸模（一种植物）卖给犹太人。在犹太人的房间里有镜子，当我看到自己的样子时，我非常沮丧：苍白、瘦弱，穿着丑陋的衣服。我跑回家，然后哭了。妈妈把我拉到装满水的水桶前，说我是最漂亮的。卖一袋酸模，我们获得了5戈比的报酬。我和姐姐买了项链，我选择了绿色的。去井边挑水的时候，我弯腰去看水深不深。哎呀，我的项链直接掉进去了。为此，我哭了好多次。说不定，那个项链现在还在那口井里。”
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薇拉。她在瓦洛任的护照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买的这顶帽子。帽子是薇拉最喜欢的配饰。
左边：维拉给女儿买的这条裙子，以免苏联解体后货币贬值。女儿结婚了，裙子留给了薇拉。
右边：薇拉穿着女儿的婚纱。
“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必须自己获得一切：文凭、工作。当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我在一所波兰学校上了四年学，然后到苏联时代了，又上了一年学，接着德国人就来了，我没有上过他们的学校。德国人招募学生加入尤纳克（Yunak），就像苏联的少先队一样的组织，我和其他几个孩子都被吓坏了，然后逃跑了。战争结束后，我在夜校上完了十年级，那会儿已经在护照办公室工作了。我的字写得很好，所以立即就被录用了。我开始有钱，我可以缝制和购买衣服了。我们自己设计裙子，样式是从城市街道上的行人身上模仿下来的。妈妈做图案，我和姐妹们一起缝制。我非常喜欢帽子，只要去明斯克出差，我都会给自己买一顶新的。”
维拉穿着带腰带的连衣裙，这根腰带是她留下来怀念父亲的。
左边：薇拉穿着一条由短裙改成的带肩带的连衣裙，衬衣是她女儿为了学校的军事训练缝制的。
右边：薇拉在二手商店买的西服套装，在孙女的婚礼上穿的。
“我很新潮，我喜欢打扮，我也有很多追求者，但我爱我的丈夫谢尔盖。五年来，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注意到我是在一个冬季，当时我和朋友在街上闲逛。在我们小城里有这样的习俗，年轻人们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如果小伙子看中了哪个姑娘，就送她回家。”
薇拉穿着朋友送她的裙子，紫色是薇拉最爱的颜色。
薇拉穿着透明的白色衬衣和带图案的裙子。这种白色衬衣在薇拉年轻的时候很流行。
薇拉穿着女儿为缝纫课考试而缝制的连衣裙，项链是薇拉的姐姐从法国带回来的。
“我给自己买了一件毛绒大衣，叔叔将木头做的高跟固定在橡胶靴上，妈妈给我围上一条漂亮的围巾，然后用别针固定住，让围巾所有的花朵都能被看见。谢尔盖喜欢上了这条围巾。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根本就没注意到我，也没注意到我朋友，只看到了围巾上的花。而我认为，这个小士兵看上我们谁了跟着我们走了一路。就这样，我和他一起生活了31年，生了3个孩子，从来没有吵过架。
左边：薇拉穿着儿媳妇送她的裙子。儿子结婚的时候，薇拉已经退休了。儿媳妇的父母反对这桩婚姻。薇拉让这对新婚夫妇与她同住，并抚养他们的长子。
右边：维拉未来的儿媳妇在与她儿子约会时候穿的衣服。
薇拉穿着毛绒大衣，这是她通过熟人从瓦洛任区的一家商店买的。她围着的花围巾，就是她丈夫谢尔盖第一次见到她时围的那条。
“金牙曾经很流行，我就特别想戴金色的牙套。谢尔盖试图说服我，但我还是这么做了。我经常想起，他当时是如何让我坐在他的膝上，如果拥抱我，如何说爱我的。谢尔盖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死于肿瘤，得病几个月就丧命了。同他一起死去的，还有他所有的钱。留下我一个人，孩子们还在上学，需要帮助。我把我所有的退休金都给了孩子，勒紧裤腰带过生活。我婆婆过世的时候，给了我一本祈祷用的书。有一次，我通过祈祷，帮一个女人治好了她的手指。之后，就有人过来找我，让我帮助他们，我没有拒绝。”
薇拉穿的裤子，是她在医院肿瘤科住院的时候买的。薇拉不喜欢裤子，在日常生活中，她更喜欢穿裙子。但在薇拉住院的地方，所有人都穿裤子。
左边：薇拉穿着女儿的舞会礼服。当时为了买这块布料，她还缝制了一条紫色连衣裙。
右边：10-15年前，薇拉在百货商店买的裙子和上衣。
“我不收钱，但是我不会拒绝任何食物，我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我不漂亮，鼻子很长，但我会称赞自己，我看着自己的时候，会说‘真的，很漂亮’。每一张脸都有匹配的鼻子。年轻人都是漂亮的，这些照片有一个完整的相册。而生命过得很快，就像一天一样。我的生命很快就会过去。我在想，是时候该放弃我的衣服了。它们对我意味着什么？如果我死了，它们就会被扔出去。这样，我自己亲手把它们送给别人。我没有一件最喜欢的衣服，我穿哪一件，哪一件我就最喜欢。让我给你看看我拥有什么宝藏。除了没有父母，我是如此富有...”
薇拉穿着女儿大一时候穿过的灰色大衣。
薇拉给自己葬礼准备的衣服和鞋子。
原文和摄影：Tatyana Tkacheva
编译：文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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