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时期晋楚、晋秦、吴越的关系，已可见在春秋末年“信用”的观念逐渐淡薄，已经不是彼此交往的重要依据了。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不讲信用的风气，似乎是有迹可循的。
魏国在战国初期，仍遵守着春秋时代“讲信用”的传统
时至战国，魏国在战国初期可算是国力最强大的国家，承续着春秋时期晋国的基础。三家分晋后，魏国得到山西西南部的部分，坐拥地利之便——此地是所谓的“表里山河”。
魏文侯在位时，一方面率先进行了一连串的变法改革，建立了权力较为集中的政体，使得国家迅速强大；另一方面团结三晋，使韩、赵接受魏的领导。如《战国策》所言：“韩、赵相难，韩索兵于魏……已乃知文侯以讲于己，皆朝魏。”
《东周列国·战国篇》魏文侯剧照
有关魏文侯还有另一段记载，反映了当时魏国仍具有重视信用的道德风气，便是著名的“文侯与虞人期猎”。
魏文侯犹有春秋时讲求信义的传统，因此得以率领韩、赵，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魏国在战国初期颇具有类似春秋霸主的地位，且仍遵守着春秋时代的道德传统。
在魏国的统领下，三晋暂得和平共处，各自向外兼并发展。三晋与楚因梁西榆关一带的土地常有冲突，因为榆关是南北交通的要塞，所以三晋与楚多次为此发生战争。
然而，在屡次伐楚的过程中，赵国却几乎没得到什么土地，因此伐卫夺其土地来作为补偿。
卫国向魏国求救，魏武侯率军前往救援，败赵于兔台，然而楚国却出兵救赵伐魏，赵与楚联合大胜魏国。
“三家分晋”画像
韩、赵原在魏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合作联盟共同对付楚国，但是为了求得扩张领土，赵国伐卫遭到当时大国的魏国制止，楚国却帮助赵国对付魏国。
与三晋发生多次战争的楚国，竟与应为世仇的赵国联合，而原本与魏关系亲密的赵，竟与楚联合伐魏，正说明了战国时期彼此互信的基础薄弱。
由此不难发现，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已不再讲求信用，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互相争战。基于利益的考量，敌国可以联合，而原本亲近的与国则反成为敌人。
战国时代，七雄争强，“信用”不再有约束力
对于魏国的独大，其他各国如赵、韩、齐、秦等是十分不满的。因此在“马陵之战”后，齐、赵、秦便趁机进攻魏国。魏国公子卬和秦国商鞅的战争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其结果是魏公子卬因为轻信了商鞅之言而被俘虏。
魏公子卬被俘虽是魏国的耻辱，魏国也从此战后地位衰落，但更重要的是，商鞅与公子卬盟，却破坏了盟约。
商鞅剧照
商鞅的行为是严重的不讲信用，也是战国时代风气败坏的重要指标之一。
战国是一个“对抗”的时代，诸侯为了彼此之间的利益，是仍需要外交、联盟空间的，所以会盟在战国时偶有出现。
然而，各国的目的并不是结盟修好、维持和平，而是拉拢与国、扩张自己的势力，因为秦、楚、燕、齐、韩、赵、魏先后进行改革，逐渐成为权力收归中央的国家，他们为了取得土地、人口和租税，莫不想尽办法扩张势力。
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大国之间互有会见，也阻止不了他们为国家利益所引发的激烈兼并战争。
《东周列国·春秋篇》郑庄公剧照
为了稳固各国间的互信关系，“交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实际上早在春秋初期已有交质的情形，最为有名的就是周天子和郑庄公“交质”。
春秋时代交质有六例，战国时代则有二十四例。战国时期偶尔会出现会盟无效、必须再以人质作为抵押的情形，尤其此时期的质子，多以太子为主，可见彼此之间的互信关系是相当脆弱的。
战国时期，最出名的不讲信用的案例，可能就是“楚绝齐”了。
在五国合纵失败后，秦国的策略是拆散齐、楚联盟，因为此时齐国强大，所以秦国意图打击削弱楚国。秦假意要把侵占的商于之地六百里归还于楚，条件是楚必须闭关绝齐。
楚怀王听到可以不费兵卒而复得商于之地，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到齐宣布绝交。结果他不仅被骗，还因愤怒贸然兴兵，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惨败。
楚怀王剧照
战国七雄争强，为了自身利益，国与国之间不惜诈骗，“信用”已无法如同春秋时代那样发生作用，人心因而为之一变。
战国时代各国间不断的战争，已经说明守信是件困难的事。春秋时代能以会盟表示互信，乃是因为“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可是在战国时代，各国面对利害关系利欲熏心——让小国得以生存、百姓能够生息的和平理想，被远远地抛在利益之后。
国与国过去纵然是盟友，也会在下一次战争中成为敌人。背信弃盟的行为已经不是耻辱，反而有时成为致胜的关键。因此，“信用”不再有约束力，遂走向衰落的命运，也宣告了“战国”这个残酷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