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的民国美男子汪兆铭，才华横溢，能说惯道，参加科举考试，荣得县里第一名，和胡汉民一起考取赴日本政法大学学习的公费留学生，接触到西方先进革命的思潮。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对孙中山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并追随与他，接受三民主义，吸收西方新知识，兴办革命报刊，投身革命。孙中山指出日本乃“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进而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用《山海经》中的“精卫”作为他的笔名。他的“文胆”和“第一支笔”将革命分析得非常透彻，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
1906年，在200名学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1907年，游走于东南亚各国宣扬革命理想，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陈壁君被汪精卫深深地吸引，是汪精卫的头号“粉丝”，同时也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汪精卫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1910年，为了挽救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和黄文生密谋刺杀清朝摄政王，刺杀不成进了监狱，汪作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表达了他最后的热血，一个心怀国家，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甘愿用死来证明自己。清政府怕杀了汪精卫会让革命更加难以遏制，于是将汪精卫终身监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亡羊补牢，大赦革命党人，汪才得以出狱。出狱后的他参加了南北议和，处心积虑的袁世凯通过和同盟会革命阵营里的汪精卫有目的的接触而后相处融洽，于是汪精卫成为了袁世凯在国民党的联络人，在袁世凯的鼓动下汪精卫劝告革命党人不要将袁世凯视作仇敌，还要推举袁作总统，如此就能推翻满清王朝，革命也就算成功，同盟会领袖之一的黄兴就因此选择支持袁世凯。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被迫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造成共和，即举袁作大总统。由此看出，出狱后的汪精卫不再像以前那样对革命的坚定不移，他对革命的屡次失败从而丧失信心，心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邀请汪精卫出任“广东省都督”，汪精卫对此婉言谢绝！为了实现自己在狱中对陈壁君的承诺，汪和陈结婚赴法留学。不难看出汪精卫的胆小懦弱，他已不再是坚定的革命者，婚后的宁静生活才是他这时候渴求的。已然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直到1925年，这种宁静被打破了，孙中山先生已危在旦夕，汪代孙起草了遗嘱，但直到先生逝世也没有明确的指定接班人。汪精卫此时成为国民党内呼声最高的人选。此时的大家还以为汪是之前敢为革命牺牲的他！可见汪精卫的刺杀和遗嘱的起草让他成为众星捧月和最有政治资本的人物！而当时国民党内部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中右派“唯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奉”的汪精卫，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重视。汪精卫对时务和政治的敏感度，让他左右逢源，为了成为领袖费尽心机，他与蒋介石沆瀣一气赶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搬倒“军界元老”许崇智，坐收渔翁之利。党内全票通过，汪精卫成功当选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跃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继续执行孙中山的遗志。
但交椅还没坐稳，1926年，手握兵权的蒋介石挑起中山舰事件，公然驱逐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蒋介石公开“唱反调”的做法让倡导“联共”政策的汪精卫颜面尽失，党内不少人也见风使舵，向手下蒋介石靠拢！懦弱胆小的汪精卫丢下所有职责又逃去了法国，称自己要进修学习！期间汪精卫几次回国又几次赴法，回国是对权力的追求，想要东山再起，赴法是因为他无能为力，此时权力的核心已然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致函正在“闭门谢客,悄然隐匿”的汪精卫,请其结束“隐居”,回国民政府复职。1927年，汪精卫再次回国，只能屈居国民政府的副总裁。懦弱纠结的他还是禁不住权力的诱惑！他想按照自己意愿成立新政府的想法更加强烈，更不愿意屈居于一个比自己年少的蒋介石手中，于是国民党分裂成南京跟武汉两个政府。权力从手中溜走的感觉对他来说无法释怀，也成为他一直的心病。同时也在他妻子的怂恿之下，汪精卫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告统一，同时也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汪精卫在政治上失去了优势，一介书生怎能与已经和宋美龄结成连理、且手握兵权的蒋介石抗衡呢！不论在手腕还是方法上汪精卫都“一败涂地”！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打响日本侵华战争的第一炮。全国人民呼声不断，要求一致对外，而蒋介石一方面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一方面加紧围剿红军，让倒蒋人士不绝于耳。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很动乱，以汪精卫为首的反蒋派另立广州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交出兵权和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跟广州国民政府议和，取消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等职。此时又形成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合作局面！宁粤和谈实际上是双方借“团结抗日”为名，为争夺中央大权，再分配的一场交易！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千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遭到守军十九路军的抵抗，淞沪抗战爆发。芦淞抗战之时，汪精卫请求张学良能够发兵热河，以牵制日军，但张学良以巩固后方的理由拒绝了，这让汪精卫很不爽。汪精卫对张学良说：“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但不用真打，你的军队动一动，和日本人打一打，可以减轻民众对政府的压力。”张学良很愤怒，这明显就是把东北军当成炮灰，他愤怒地对汪精卫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张学良怎么能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这种事情，你千万别来找我。果不其然，交战十天后热河沦陷。由于张学良遵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失去东北三省、如今又坐失热河。全国舆论大哗，张学良不得不引咎辞职。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和主管对日外交的汪精卫达成了“对日妥协”的共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热河以至整个东北三生拱手相让于日本！凡是对日的问题，蒋介石都让汪精卫去做，不愿意让“汉奸”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以免自己遭到锄奸队的刺杀。1935年，汪精卫替蒋介石遭到暗杀，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行刺者”成为“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虽然身中三枪侥幸逃过一死，但这起刺杀案的发生让汪精卫彻底失去国民党内独揽大权的机会！汪精卫的妻子陈壁君非常愤怒，找蒋介石谈话，欲将舆论引到蒋身上，殊不知这起刺杀案根本不是蒋的谋划。
1936年12月30日，大汉奸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包括同年缔结的《日汪密约》和关于成立伪政权问题的换文。日本支持汪精卫组织伪政权，并对伪政权的有关贷款、税收等问题作了规定。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主张言和，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武汉会战后日本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诱降国民党政权。声明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就是要蒋介石下台，日本方面的这个想法酝酿已有一段时间。于是，和平运动的聚光灯打在二号人物汪精卫的身上。1938年12月19日，时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不顾党国空前之危局以“赴成都军官学校演讲”为借口，携妻陈壁君及秘书曾仲铭，秘密离开重庆，经成都转赴昆明，出逃越南河内，29日响应近卫声明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为根据发表“艳电”，与日本谈判，以期恢复和平，彻底成为民族的罪人。电文中提到:“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遭到海内外同胞及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这之前，蒋介石还希望汪精卫能回心转意并留他以后路。没料想到汪精卫去意已决，毫无回头之意！其实，对汪精卫最具诱惑的是日本曾许诺由他组建新政权，日本方面没有动静，令身在河内的汪精卫忐忑不安。
1939年3月18日，高宗武接到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消息。两天后的晚上，发生特工刺杀汪精卫未遂误杀曾仲鸣事件。汪精卫大怒，陈璧君立刻认定凶手受蒋介石指派。（但高宗武却认为曾仲鸣被刺案是日本人的手笔，目的在于进一步离间蒋汪）。在曾仲铭被刺后，于1939年4月25日到达敌占区上海，自此走上了投敌叛国的不归路。在此期间，汪发表《举一个例》试图说明谋和并非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共同认识。但他不知道自己被日本人深深地利用，与蒋介石有限度的和平谈判相比，汪是实实在在的卖国求荣！1939年11月20日，汪精卫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并拟定了叛国投敌计划。1939年12月30日，汪逆签订卖国密约这天，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高、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称李士群、丁默邨（cun）的“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像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所谓“破罐子破摔”！他缺乏韧性，做事反反复复，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对国际形势两眼一摸黑，懦弱无比，又贪图权力，最终被钉在耻辱柱上，接受全国人民的嘲讽和谩骂，举国欢庆之时，不知汪精卫心里作何感想，是悔恨还是欣慰？有句话说的好：你现在的脾气性格藏着你看过的书，遇到的人，走过的路。还有句话说的好；时势造英雄。然而，时势也出乱臣贼子。汪精卫英雄过，也懦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