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支新四军在奔赴前线抗日的路上屡遭磨难，却总是在艰难时刻化解危机、绝处逢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语破的者让人很意外，竟是国民党一位县长。
1938年初，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六连在刘永生、陈茂辉（后来均成为开国少将）率领下，从福建龙岩出发，奔赴前线准备抗击日寇。不过，国民党顽固派却在他们行进途中重重设卡、刻意刁难，历尽千辛万苦之后，部队终于进入浙江地界，午后三时左右到达江山县城，准备在这里转乘火车，沿浙赣线继续东进。
然而，国民党江山县党政机关，却借口没有接到本省的命令不给新四军拨车皮，也不发粮饷。
几天过后，新四军指战员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吃了上顿愁下顿了。几位刚刚参军的华侨青年，对国民党的无端刁难忿恨不已，慷慨解囊，将身上所有的零用钱捐献出来。
部队依靠自己内部的经济，在江山苦度春秋。为了迅速扭转这个局面，刘永生、陈茂辉给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摇了长途电话，向李克农（后成为开国上将）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听取了他的指示。
当夜李克农就派人来到江山，送来了伙食费，并留在江山协助他们交涉火车。
这时，与新四军同行的一批新闻记者也完成了采访任务，要回单位报到了。尽管经济情况十分困难，新四军还是尽最大努力组织了一次招待会，而且给每位新闻记者赠送了一双绣有“抗日救国”四个大字的鞋子。
记者们非常感动，那个“中央社”记者，捧着布鞋对新四军干部说：“同行一段路，胜读十年书，对我的教育太深刻了！”
一路上，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这些记者的不满，都说这次采访到了真正的“新闻”。
两个法国女记者说：“你们的军队，留给我们的印象太好了！中国有你们这样的军队，抗战一定能够胜利。”她们还表示，要把这一路上的见闻，写成通讯，告诉法兰西人民。
看看一时半时拨不下车来，新四军部队便抓紧时间开展宣传工作。不过几天，街上到处飘扬着号召救亡的歌声、张贴着宣传抗日的标语，数不尽的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到处是一片朝气勃勃的大好景象。
这些，又把国民党老爷们吓坏了，一个保安团长居然警告陈茂辉，说什么“军队在地方上不能进行宣传活动”。
“我们的军队到哪里都要宣传抗日。” 陈茂辉理直气壮地回答他。
“我不准！”他疯狂地叫道。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占领了平津，占领了京沪，快打到你控制的地区了，你不准宣传抗日，准宣传什么？”
那家伙被陈茂辉问得目瞪口呆，耍起无赖来了，大声咋呼着要他们赶快撤走。
陈茂辉对他说：“这事非常容易，只要拨下车皮来，我们很快就会离开江山的。不拨车，我们就要宣传抗日，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阻拦不得呀，否则，老百姓要怀疑你有外心的。”
这个保安团长走后不久，还真拨下车皮来了。这帮家伙像蝙蝠害怕太阳一样，害伯新四军宣传抗日道理，实在令人万分忿慨！但是他们由于害怕真理而赶紧帮新四军搞来了车皮，倒又让新四军指战员笑谈了好一阵。
新四军部队沿着浙赣线走了一程，从兰溪下车，要向皖南步行了。在建德休整了一下，正巧碰上一批从上海、杭州一带吃了败仗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
他们打仗不行，扰民却是能手，他们把祠堂的大门和窗子劈开，用来煮饭烧水，满院子都是木柴碎片和马粪。
而新四军的将士们则一直保持着红军的光荣传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有机会还帮助群众挑水、劈柴，把祠堂打扫得干干净净。
两个祠堂的两族群众，一边是亲亲热热，喜笑颜开，一边是躲躲闪闪，愁眉苦脸。那些群众气愤地对新四军战士说：“国民党军队真把我们糟蹋苦了，不但我们受罪，连在阴间的祖宗也不得安宁！”
第二天出发前，陈茂辉按惯例去向建德县政府告别，并征求他们对新四军的意见。
那个县长是国民党内一位比较有正义感的人士，他说出了一番完全出乎陈茂辉的话：“我是国民党党员，不是我夸奖贵军，从两个祠堂的对比，可以看出贵党治军有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要寄托在贵党贵军身上，俗话说得好，‘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你们是中国的希望，总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从建德到皖南的路上，凡是驻有国民党军队的地方，新四军无处不遭到刁难。值得庆幸的是，到处都有同情和支持新四军的人。那位国民党县长可谓一语破的，恰恰点破了新四军屡遭磨难却总能绝处逢生的玄机。
就这样一路行走，一路和国民党进行不间断的斗争，这支新四军部队终于胜利到达皖南。